林彪事件後，中共開國中將邱會作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囚禁16年。2014年是邱會作誕辰100周年，其子程光（邱承光）在香港出版《邱會作家書》以作紀念。
邱會作特別法庭接受公開審判（圖源：VCG）
2014年4月是我的父親邱會作誕辰一百周年。在這個日子前，我整理他留下來的文字和遺物，感慨萬分。我決定以父親1981年出獄後寫給我的幾十封信為主，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親寫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跡、經他修改審定的錄音記錄等，以影印版的形式匯集成書，編成了一部《邱會作家書——寫給兒子程光的二十三封信及其它》以作紀念。因為許多讀者還沒有看到書，希望了解有關書的情況，特作如下簡介。
書中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
前幾年，一批文革期間重要當事人的回憶和相關史料面世了，這無疑對中共黨史、國史是一個重要事情。有資深學者稱：研究文革史進入了「吳李邱」時代（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相繼出版的回憶錄及相關史料）。現在出版的《邱會作家書》，是「吳李邱時代」的產物，是他們回憶錄的延續、擴展和深入。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實，並對已有的史料更加細化、深化。而且這些是以邱會作的親筆家信、回憶手跡、錄音文字整理稿親筆修改件等形式出現的，顯示了它所承載那些憶述、談話的真實性、可信性。如父親於公審前幾個月在獄中寫的被偷帶出來的簡訊，透露了公審前操辦者的一些內幕，揭示了此舉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正依法審判，更多是一種政治手段。父親出獄後寫的回憶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渦中的周恩來》（《家書》98頁、206頁），憶述了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的一些活動和他們之間鮮為人知的關係，非常珍貴。而父親的回憶稿《初到北京工作》（《家書》325頁），憶述了1956年全國「肅反運動」、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及其後的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彭德懷領導批判劉伯承、粟裕等人的情況。有關這方面當事人的回憶非常稀少，所以它有著相當的價值。
還有，它如實記載了公審後主要當事人的真實狀況。它不僅是個人經歷，也是國家這段歷史的一個側面。過去，對「反右」鬥爭有記述，對運動後「右派」處理、悲慘遭遇的憶述，進一步揭示了「反右」鬥爭的本質。而文化大革命中老幹部被打倒後的遭遇，千萬普通家庭苦難的記述，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對父親他們的情況卻少有觸及，幾十年過去了還是「敏感問題」。這次《家書》的出版，相當程度上填補了一個歷史上不應缺失的空白。這裡有幾個方面的內容引人注目：
其一、公審後把父親安置到西安，繼續讓他過著艱苦、屈辱、某些條件甚至還不如監獄的生活。以至於父親在要求改善生活無果的情況下，說吃不消這樣的「保外就醫」，要求回到秦城監獄去。
我當初以為那樣待他，是文革惡習的延續，很快會被糾正，但沒有想到一直維持著。父親過著拮据清貧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讓子女幫著養老（《家書》261頁）。
對此父親很感慨：原本是領袖和黨的錯誤，他們已經代之承擔了責任，被關了十年。你們認為整得夠了，安置了，就是把老帳結了嘛！剩下的就是我們的歷史功勞了，總不能不承認吧？應當讓我生活過得去，有點做人的起碼尊嚴吧？！那就不應當再羞辱我，在生活上難為我，讓我像個叫花子一樣過日子。一個政治家，當權了，要豁達大度一些，不可以這樣小肚雞腸！再說，羞辱了你的政治對手，就是羞辱你自己。
其二，對家屬仍然進行株連。父親出獄後發現，我們親屬子女們都還在株連的困境中掙扎，特別是我母親，還被加重了處罰。在父親的家信中，有好多封都是為「營救」我母親在設法努力。父親說：我被扣上那麼大的「反革命帽子」，才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而胡敏卻變相地被判了「無期徒刑」。我都被放出來，自由了，可她還沒有解脫。這不是故意整人，不是政治報復，又是什麼？！
我的祖母，一個當年在中央蘇區支持紅軍作戰、把兩個兒子都送去當紅軍的蘇維埃模範，這麼一個農村老太太，居然「九一三」之後在醫院裡被停醫停藥活活餓死，而我的叔父也被迫害致死（《家書》174頁）。這可是兩條人命呀！卻沒有人過問。
有些人口口聲聲說株連那套東西是文革造成的，是「四人幫」搞的。可是「四人幫」早抓了，文革結束好些年了，這種整人還在搞，而且有些人搞得很起勁，變本加厲。這只能令人思考體制本身和意識形態中深層次的原因了。
父親說了一句話很是讓我記得，「維持一個冤案，比製造一個冤案禍害人更多！」他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以來，壞習慣壞風氣在膨脹和擴大。就幹部政策來說，整了一個領導幹部，還要整他老婆，整他的父母，整他的子女，就連我們家八十歲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甚至嬰兒也不放過。現在搞批判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應當糾正的東西太多了，要恢復的好傳統也太多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對政治報復感興趣，對於徹底否定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嘴上叫得很響，實際上並不想認真去做。
其三：繼續對父親他們進行監管，直到他去世前。1987年父親有期徒刑到期之時，他本以為要解除監管恢復公民權利了，沒想到對他卻是「維持原狀」。父親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實質，說這麼幹，就把所謂的「依法行事」的面紗揭下來了。這裡哪還有什麼真實意義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約的權力！
父親進行了抗爭，給中共中央趙紫陽總書記寫信求救（《家書》169頁）。之後，父親的生活條件有了改善，但政治上並無鬆動。在他去世時，中紀委發文規定了「六不准」（不准發消息，不准舉行任何形式悼念、不准發訃告等），甚至連父親遺像上都不許對他有正常的稱謂。對人如此嚴酷，去世了還要剝奪他和家屬的公民權利，監查管束他的後事辦理。如果不是讀者從《家書》中的文字和相片看到這些，怕是難以置信。
《家書》在披露陰暗的同時，也記載著光明和善良。父親在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他的人很多，有普通老百姓，有老同志老幹部。父親的一些原來的老領導去世了，可他們的子女還在幫助他，向上反映情況，為其奔走。後來，父親居住的西安干休所工作人員，雖然無法改變大格局，但他們在可能的情況下，儘量給予父親好的照顧。最值得一提的是黨的前後兩位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在他們主政時，關心愛護父親。胡耀邦直接批示，讓我母親結束「終生勞改」，返京複查。他還為我們子女解除株連進行了多次指示，加以催辦。趙紫陽曾直接關心過我們子女，解決過因受株連而產生的生活和工作困難。父親刑期結束，還要被繼續非法監管之時，向趙總書記寫了信，抗議對他「維持原狀」的苛待。不久之後，父親的「人事關係」從省公安廳監管部門轉到省委老幹部管理局，他住進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堅持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錯案、力推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固然會名垂青史。而他們對父親這些人的處理，努力想改變之前的不當，待人的寬厚坦蕩，也是一種歷史，應當把這些告訴人們。
書中匯集了不少對歷史事件不同尋常的見解
研究歷史，不僅要依據事實，而且需要對它們研究、分析、考證。其中，當事人對事件、人物的看法、理解和判斷，不管是他那時的想法，還是事後的反思，也很重要。一定要記錄下來，進行研究。這一點，過去有時被忽視。不是說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吳李邱」時代嗎？應當對已有的和新披露的史實解讀，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吳、李、邱本人自己的解讀。這也是一種寶貴的歷史。從目前我的了解，父親留下這方面的東西最多，他作為當事人在歷史現場，有些在別人看起來並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細心觀察、思考，剖析出深層次的原因。憑藉它們，有時會對一些撲朔迷離的事件和人物動機的分析，有茅塞頓開的感覺。
比如：毛澤東和林彪交惡的原因，通常歸咎於林彪有野心。而父親說，是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認為，林彪提出「張春橋的問題」，事實上是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實質上就是衝著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主席發現了林彪也不是一個聽話的人了。小人物觸動「文化大革命」不要緊，林彪觸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大問題呀！（《家書》274頁、308頁）。
又如，毛主席自廬山會議後，為何對林彪步步緊逼，「親密戰友」反目為仇。傳統解釋是黨內路線鬥爭，林彪要「謀反奪權」。但父親不那樣看，認為：毛對林的問題，簡單來說是毛澤東要不要林彪的問題。「要」是一種處理辦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種處理辦法了，因為主要矛盾在毛澤東方面。（《家書》275頁）。父親的話言簡意賅，卻很深刻，道出了中國執政黨體制上的缺陷。歷史上黨內那麼多「路線爭鬥」中，毛澤東對劉少奇、林彪是這樣。後來鄧小平對胡耀邦、趙紫陽也是這樣。某一個人高居在黨和國家法定的最高領導之上，一個人說了算，這本是文化大革命的弊病，可是後來卻繼承了這個毛病。
又如，對「九一三」所謂的「軍事政變」。父親在本書里的一篇講話《談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說了八點不可能的理由，依據的是他在現場參加中央政治局處理該事件時的經過和觀察。我相信讀者看了以後會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觀，有很強的說服力。（《家書》278-281頁）。
「軍事政變」，這個結束了父親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審他之前居然沒有正面詢問過他，後來公審當庭也沒審問他，卻以此定了他大罪。他說，從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81年公審的10年間，我沒有看到過這方面的材料，為什麼不公布呢？！如果有這個材料，這是打擊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擊呀！後來，我看了當年中央下發的文件，說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論」，這個能夠是武裝政變的反革命綱領嗎？關於「設國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見，他還是一種意見呀！「天才論」的見解，即使林彪說了100次，也還是一種見解呀！說這些就是武裝政變的綱領，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書》281頁）。
再如，對「九一三事件」牽涉人員的處理，毛澤東為什麼在情況還沒有查清的情況下就要定案，打擊了一大片。毛澤東為何執意如此？父親回憶了發生「九一三事件」後一次政治局會上的場景：毛主席要汪東興回福建廳的時候要傳達一句話，就是「林彪幫了我一個好大的忙」！……當時，我的理解是：毛主席這一句話的含義，就是他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了。（林彪）他「幫了一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林彪頭上了。這就是毛主席處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邏輯，也是主題思想吧！（《家書》31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