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40年交往基礎已蕩然無存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世界經濟無可避免地正在進入G2格局，這對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形成重大挑戰，中美之間的摩擦和潛在衝突由此勢所難免。
美國國家利益也許可以從三個層次上來劃分和理解：一是維護並在全球範圍之內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二是確保美國在核心技術和軍事能力上始終處於領先地位，甚至維持壓倒性優勢；三是在全球範圍之內保護和促進美國企業的商業活動。
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的期望漸有背離；中國製造2025在核心技術領域挑戰美國的優勢；中國由政府主導經濟活動的模式日益威脅美國的自由經濟模式和美國企業的競爭地位，這應該是中美經濟貿易領域摩擦加劇的深層原因。
中美經貿關係的未來走向充滿不確定性，需要擔心的前景是過往的全球化走向未來的碎片化，是在雙向投資、技術轉讓、人才流動等領域中美從過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來不斷分離的局面。
風險提示：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全球經濟復甦停滯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複雜的關係，中美貿易摩擦涉及到法律問題、經濟貿易問題、以及中美關係的全局。這其中的任何一個領域都需要非常長期的知識積累，需要很高的專業門檻才能夠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評論。
對我來講，在資本市場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領域的商業研究，並不具備這些方面的知識積累，突然切入這樣一個話題，本身似乎是很奇怪的。
一個重要的由頭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應中國金融40人論壇（CF40）的邀請，我同他們一起拜訪了華盛頓。這次拜訪走訪了華盛頓比較主要的經濟類的智庫以及美國的經濟決策部門。在進行此次訪問的時候，華盛頓圈子裡對華進行貿易打擊的策劃基本上已經到了尾聲階段，大家的共識不是是否有一場貿易摩擦，而是關注中國會如何反擊。
但是從北京出發的時候，我們所留意到的中國國內的媒體以及國內政府官員的公開表態，對於即將到來的貿易摩擦或者貿易戰，似乎是沒有心理準備的。大家普遍覺得中美關係雖然說不上多好，但是總體上可以管理，處在一個正常的軌道上。
這與我們在華盛頓看到的情況和信息是非常不一樣的，而且儘管現在中國媒體把輿論的焦點聚焦在關稅和貿易上，實際上就我們當時在華盛頓看到的情況，美國這次對中國發起的在經濟領域的一系列行動，遠不局限於貿易領域。
美國國會最近圍繞CFIUS正在進行一系列的辯論，圍繞外國企業在美投資法案正要進行一系列重大的修訂。美國政府智庫和官員都不諱言，CFIUS這次修訂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除了CFIUS之外，在中美關係另外一些極其敏感的領域，美國實際上有一系列觸及中國底線的行動，比如美國的台灣旅遊法。
這些與我們站在國內，從中國媒體獲取的以關稅貿易為主要領域的中美之間的摩擦，信息並不完全一樣。基於這樣的原因，考慮到各位同學的專業背景，我們以下從一些中美經貿關係最基礎的問題展開討論。
一、國際貿易摩擦的來源
在討論中美關係前，首先我們來看一些在經濟和貿易領域基礎性的問題。
基於現在的知識，我們確定地知道一個基本的事實，市場經濟制度是人類組織經濟活動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最好的促進經濟的增長和人類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在市場經濟制度之外，迄今為止人們沒有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能夠在很長的時間裡面持續做到這一點。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由蘇聯所倡導的計劃經濟制度曾經對市場經濟制度提供了一種對立的、替代性的解決方案，但是幾十年實踐的結果，相對市場經濟制度而言，計劃經濟制度應該說從長期來看是不可行的。
在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人們對市場經濟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抱有巨大的懷疑，至少當時的一部分美國學者也曾經抱有巨大的懷疑。但是在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的2008年，在美國沒有人質疑市場經濟制度本身，這一點跟1929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我們現在說市場經濟制度是最有效的、最能夠持續地促進人類生活水平提高的制度安排，沒有太多的人會對此提出不同的意見。
市場經濟制度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有兩條非常關鍵的原因：一是市場經濟制度通過自由交換促進了專業分工，每一個人集中做自己最擅長的事，通過市場實現商品或服務的交換；二是它能促進最充分的競爭，充分的競爭既能刺激分工的深化，又能促進技術的進步、專業知識的積累。這是我們現在已經確定知道的事實。因此市場所達到的範圍越廣，自由交易交換的範圍越寬，整個社會分工的程度就越深，充分競爭的程度就越激烈，整個市場運行相對來講就會更有效，進而更有利於促進經濟的增長和人類生活福利的改善。
但是市場經濟制度並不是自發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極其重要的制度安排來支持，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中少了任何一條，市場經濟制度都無法正常工作。市場經濟制度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有很多，其中關鍵的至少有以下幾條。
第一條是保護私有產權，包括智慧財產權，這是市場經濟制度得以高效率運行最關鍵的基礎，沒有這一條，市場經濟制度完全無法工作。保護私有產權或者保護智慧財產權，看起來顯而易見，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它有非常豐富的細節。
舉一個例子。上世紀20年代，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在當時的上海只是占了一小塊地區。在租界裡如果你擁有房屋，租界管理當局會給你地契。在租界裡面所發放的地契，它的信用幾乎跟黃金是一樣的，具有非常高的信用等級，可以流通，可以從銀行質押去獲取貸款，具有大家普遍承認的內在價值。與租界相鄰的、由中國政府管理的地區，房屋雖然也有地契，但其信用等級要弱得多。
這兩棟房屋的建築質量、地理位置等非常接近，甚至沒有區別，但是為什麼在信用市場上、在銀行借貸市場上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
關鍵的原因是其背後政府對產權保護的態度。如果在租界裡房客租了你的房子，逾期不支付房租，你可以報警，警察可以幫你把房客趕走，把房子還給你，但是如果是在清政府和民國政府管轄下你去報警，政府對你的保護是大打折扣的。這是一些很具體的、實實在在的案例。
所以保護私有產權不是泛泛而談的一些概念，它需要很多扎紮實實落實在具體的執法行動上的具體實踐。智慧財產權的情況是一樣的。
市場經濟制度所需要的第二個極其重要的安排是，市場經濟制度必須能夠破除壟斷，抑制強權，保證公平和充分的競爭。市場在競爭過程之中很容易形成一些壟斷，這些壟斷有可能轉化為政治上的強權。
一個能夠正常工作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安排，必須有能力破除壟斷和抑制強權，保護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從當今世界很多國家的情況看，這一點其實並不容易做到。
此外，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需要通過大量的交易來實現，而要完成交換就需要一種非常便捷可信的匯兌工具和匯兌安排。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說過，人類有三大發明：一是學會了管理和控制火；二是發明了輪子；三是發明了中央銀行。
1492年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的時候，美洲大陸還沒有輪子，迄今為止我們不知道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其他的動物能夠管理和使用火。
但是薩繆爾森看來的第三大發明就是中央銀行，中央銀行使得現在的交易活動可以非常便利、穩定、可靠地大規模展開，而這一點實際上在幾百年以前仍然是很難做到的。
總結來說，現在的市場經濟制度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極其重要的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些基礎設施需要通過政府的強制力來維護。
保護產權需要政府的強制力，破除壟斷，保護公平和充分的競爭同樣需要政府的強制力，發行現代的信用貨幣，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強制力。
在此基礎上我們討論市場的邊界問題。
市場是通過自由交換、專業分工和充分競爭，來提升效率和促進增長的。在這種安排之中，有沒有什麼樣的強大的理由，必須把市場的邊界限制在一國的領土範圍之內呢？有沒有什麼合適的理由使得我們相信，市場限制在一個國家的領土範圍之內就是最好的？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理由。因為市場是通過專業分工交換和自由競爭來實現效率提升的，所以市場內在的力量一定是跨越一個國家的自然領土邊界的。它所能實現交換的範圍越大、分工越深入、競爭越充分，越能促進參與貿易的所有國家的福利改善。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市場的力量延伸到一國的領土範圍之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延伸到一國的領土範圍之外以後，能夠更好地促進所有參與方的福利改善和經濟增長。
但是在早期非常長的時間裡，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在技術上存在一些困難。除了很多法律、匯兌方面的困難之外，早期在技術層面上還面臨著運輸、信息交流的種種困難。比如說，大規模的交換就涉及到貨物的運輸，後來生產的全球分工更涉及到大規模的運輸。
在非常早期的時候在一國的邊境之內，長距離的運輸甚至都是很困難的，更不要說是跨越大洲的非常長距離的運輸。另外一個約束就是信息的流通，商品交換需要實時知道大量的信息、比如買賣的行情、價格的情況、當地需求的波動等等，而信息的大範圍流通，在早期的時候也是極其困難的。
我們知道跨大西洋電報的出現是二十世紀初的時間，跨大西洋電報的出現所標誌的遠距離即時通訊的實現，對貿易在全球範圍之內更加快速地推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儘管它不是唯一的作用。
五六十年代標準貨櫃的推廣大大降低了遠洋運輸的成本，也在客觀上破除了貿易在全球範圍之內展開的另外一個約束。信息交流和貨物運輸問題的解決為市場在更廣範圍擴張提供了有力保障。
當然，在這些重要變革出現之前，技術也一直在快速進步，國際貿易的成本在不斷下降。
前面講的兩點，第一點是市場需要一些強制力量來保證，第二點是市場自然的力量會跨過一國的邊界，這兩點本質上是相互衝突的。
如果市場要跨越一國的邊界去展開，市場就變成了國際貿易、國際經濟活動，它面臨的基本困難就是用何種力量來實現私有產權的保護、匯兌體系的維持以及保護公平和充分的競爭。
市場力量跨越一國的邊界面臨的一個內在的困難就是，一個國家在內部用來維持市場正常運作的一系列安排，一旦跨越國界以後，它的有效性、可得性就面臨巨大的問題。
二、全球貿易發展的歷史回顧
如果我們認為隨著技術的進步，通訊技術和運輸技術的不斷改善，貿易總是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促進福利的改善，那麼貿易占整個GDP的比重總體上應該一直在上升，而且只要貿易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自由貿易的範圍越來越廣，它就越來越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
我們觀察歷史的案例，一般認為，如果把1890年到1900年之間作為一個起點，大概到1920年前後，在差不多20到30年的時間裡全球貿易，或者是以貨物貿易的自由化為標誌的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曾經經歷了一段黃金時期。
在這段時期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的貨物貿易量相對全球的GDP是有明顯的上升的。經濟的全球化，貿易的全球化，商品在全球範圍之內流通，這一過程相對GDP以更快的速度展開，使得全球經濟經歷了第一輪全球化的黃金時期，而這一輪全球化也刺激和促進了當時深刻地參與其中的相關國家的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參與這一浪潮的包括美國、英國、西歐、日本等。
但是從1920年前後這個頂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全球化經歷了20到30年的嚴重的收縮和倒退。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時候，經濟全球化的程度甚至比美國內戰結束的時候還要更低。
儘管人們並不認為這一次全球化的崩潰是當時全球範圍內經濟蕭條的原因，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這次經濟全球化的倒退延長和加劇了經濟大蕭條。
這一點也是容易理解的，本來市場在跨國的自由交易中，分工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後跨國的交易突然中斷了，分工只能在非常小的範圍之內去展開，這基本地破壞了一個經濟所擁有的生產的潛力，基本地破壞了經濟所能夠生產出來產品的技術邊界。
既然市場力量這麼美好，既然全球化跨國貿易這麼美好，為什麼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裡全球化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倒退和收縮？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00-1920年的全球化沒有一個相對應的全球治理結構去維持它。市場力量是需要一些基礎的制度安排去維持，需要保護產權、需要促進競爭、需要有國際匯兌安排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維持。而這一輪的全球化，沒有這樣一個制度安排去支持它，它完全是由市場力量自發形成的全球化。
這種自發形成的全球化，當它處在上升浪潮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獲益，大家都紛紛加入其中。但是當經濟衰退到來的時候，每一個國家的反應都是要保護本國的產業，保護本國產業的方法就是競爭性加稅，這樣一來，跨國的貿易基本上就阻斷了，貿易活動局限于越來越小的範圍，這加劇了經濟收縮，從而造成進一步增加關稅的壓力，形成惡性循環，全球化就崩潰了。
除了加關稅之外，為了維護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政府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對貨幣進行競爭性的貶值。貨幣競爭性貶值的結果是國際匯兌體系極其混亂，加劇了經濟嚴重的收縮和衰退，帶來了全球化20多年的停滯。
這帶給我們的啟示在於，由市場內在的性質和通信技術、運輸技術等所主導的全球化趨勢，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維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相對於全球的GDP，全球的貿易經歷了一輪又一輪大幅度的上升。從1945年到現在，在這70年的時間裡，相對於全球的經濟增長，全球貿易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長。全球化在商品貿易以及後來在生產層面上深刻的展開，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全球經濟的增長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對這一現象最有發言權之一的應該是中國，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能夠實現驚人的經濟成長，關鍵的原因是我們加入到了全球經濟的分工體系中，我們的商品能夠銷售到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我們加入到了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形成過程之中，沒有這樣的基礎，改革開放不太可能形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驚人的成就。
為什麼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全球化能夠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並在70年的時間裡，在非常大的範圍之內，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呢？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重要的相關事實。
三、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中國的衰落在鴉片戰爭以後幾乎是不可逆的。從鴉片戰爭前後一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中國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出現接近150年的連續大幅度的下降。
再來看美國，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除中國外，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以後就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到1890-1900年前後，美國已經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當之無愧的最大經濟體，之後美國始終維持了這個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以市價匯率計算，美國的經濟產出占到全球近一半的比重。到1960年，這一比例仍然有40%。現在，以市價匯率計算這一比例仍然有1/4，美國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開始上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這一上升急劇提速，到現在為止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表1是基於2017年的數據，對中、美、日經濟產出的基本比較。2017年，中國GDP是12萬億美元，美國是19萬億美元，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GDP不到5萬億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日本的2.5倍。
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貨物出口國，商品出口金額2.3萬億美金，美國1.5萬億美金，日本只有0.7萬億美金。再來看商品加服務出口，到2017年中國已經是第一大商品和服務的出口國，出口額接近2.5萬億美金，美國只有2.3萬億美金，日本是0.9萬億美金，中國大約是日本的3倍。
再看製造業（2016年數據），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是3.2萬億美金，美國是2.2萬億美金，中國的製造業產出比美國大50%，是日本的3倍。現在中國製造業的產出比美國加上日本都更大，大概再過幾年的時間，中國製造業的產出將比世界七大工業國家加在一起都還要大。
基於現在的趨勢，大約在2028年前後，中國的經濟總量以市價匯率計算將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屆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很可能在25萬億美金到30萬億美金之間，而一旦中國追上和超過美國，美國可能沒有太大的機會重新占據第一的位置。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屆時日本經濟體量有多少呢？大約5-6萬億美金。也就是說，中國或者是美國，都將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5倍。
我們看到，在經濟上，世界無可避免的進入了G2格局。
自鴉片戰爭的衰落以後，到2030年，經過接近200年的努力，中國重新回到了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
這是我們觀察中美貿易摩擦的時候，必須清楚的一些基礎性的事實。
在這些經濟背景下，我們首先嘗試回答為什麼在1945年以後，全球貿易能出現連續70年如此高速的發展和增長。
基本的原因是，在1945年，美國占全球經濟產出的50%，美國對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有足夠的願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充足的願望是因為美國占全球經濟體量的一半，所以建立這樣的體系美國獲利最大。在能力上，美國和盟國剛剛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經濟、軍事、科技上的實力，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挑戰。
由美國所主導的這一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二戰以後維持全球經濟秩序最為關鍵的制度安排，它保證了貿易和經濟全球化，在隨後非常健康蓬勃和持續地發展。
這一經濟治理體系由一系列的支柱構成。
在貿易層面上，早先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以及後來的WTO，引導各國單向的、幾乎是不可逆的降低關稅。所以二戰以後，全世界關稅水平是不可逆的，穩定的下降，由此促進了貿易的繁榮。
在國際匯兌安排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體上維持了國際匯兌體系的穩定。儘管在這期間也出現過一個或者幾個國家的匯率危機，但是總體上來講，匯率危機持續的時間都不長，擴散的範圍也都很有限，而且最後都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干預下得到了化解。
在政治上，聯合國雖然不是一個特別有效率的政治組織，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建立的國聯相比，還是更有力量一些。此外還有世界銀行等。
我們在第一部分討論了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是市場需要一些基礎性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市場的力量是超越國界的，兩者是相互矛盾的。
在第二部分討論中，1945年美國經濟體量巨大，美國有願望和能力去建立一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美國建立的治理體系保證了戰後全球經濟的高速成長，保證中國在融入這個體系以後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
中國人通常講改革開放，但它沒有明確的定義這個詞的邊界。什麼叫開放？
中國的開放政策的核心不是向伊斯蘭世界開放、不是向拉丁美洲開放、不是向非洲開放，中國的開放就是融入到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
開放的準確含義，是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打開大門，將中國的經濟毫不猶豫地加速融入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市場經濟體系之中，融入到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之中，這是中國的開放。
而在一定意義上，改革是為了適應這一開放的格局，把不匹配的制度安排改掉，使得中國能夠完成這樣的融入過程。
中國改革開放40年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非常不容易，其中開放政策是極其關鍵的。而開放最主要的就是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市場經濟體系開放。開放具有這樣的限定，意味著開放不是單邊的。如果中國加速向美國開放，美國加速把大門相對中國關起來，中國的開放還有用嗎？
四、G2時代，美國繼續維持目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願望和能力都在下降
現在全球進入了G2時代，到203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總量比美國還要大，而這種變化幾乎是不可逆的。世界進入G2時代的最重要的影響是：美國對繼續維持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願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邊際上在下降。
中國對於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有獨特的想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有能力，至少在邊際上有能力改變這一體系。例如亞投行、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都是試圖改變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至少在邊際上。
所以中美衝突的核心是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體量逐漸相當，特別是我們展望未來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比美國還要大，美國在邊際上維持現有體系的能力和願望在下降，中國在邊際上改變這一體系的願望和能力在上升，而中國邊際上改變這一體系的方向跟美國所樂見的方向又是不太一樣的。
在這一背景下，就出現了我們正在看到的，以及在未來很長時間裡面，都會持續存在的中美爭執的一系列的問題。
現在我們把經貿問題稍放一放，在一個超越經貿關係，在一個更大的層面上去回顧中美關係，然後我們再回頭來聚焦經貿問題，可以把很多問題看得更清楚。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的經貿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問題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我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可以分解為三個層次。
美國國家利益的第一個層面，是維護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並在全球範圍之內對此進行推廣。美國的外交政策有實用主義的一面，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面，總是在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搖擺，在大多數時候是實用主義，但當其占據優勢的時候，又會變得比較理想主義。
美國外交政策偏理想主義的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儘可能在全球範圍之內推廣它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第二個層面，是保證美國在核心技術和軍事能力上擁有領先、甚至是壓倒性的優勢。只有美國擁有這些優勢，美國才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意識形態，才有可能去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
第三個層面，是讓美國的商人在全球範圍之內能夠自由地做生意，確保商人能夠受到其他國家公正的對待，保障其利益能夠受到充分的保護。美國商人利益在他國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國領事館、美國商會，美國政府就會出來交涉，目的是要保證美國商人在這個國家受到公平的對待。如果他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美國就勸說這個國家政府這樣做，否則就用其他方式進行制裁或報復。
所以，美國的國家利益是由這三個層面來組成的。
當我們理解完這三個層面以後，我們再來回到全球的G2格局來看中美之間的爭端。可以說，在所有這三個層面上，在美國看來，中國都對美國形成了不可忽視的挑戰。
在第一個層面，即意識形態層面上，美國曾經認為，隨著把中國納入WTO，中國經濟日益市場化和高速增長，中國會變得越來越接近、尊重和認可美國的意識形態，這是美國公開的秘密。
但是現在美國的戰略思想界開始認為，儘管中國經濟入世以後日益強大，但中國並沒有接納和認可美國的意識形態，反而與美國希望的方向日漸背離。這引起了其高度警覺和普遍反思，並開始影響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諸多方面。
在第二個層面上，即保證美國在技術上擁有領先或壓倒性的優勢，美國也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中國製造2025所列出來的戰略新興行業，包括機械人、電動汽車、航空等，都是事關未來的新技術，是引領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戰略方向。
美國在這些領域相對全球其他國家擁有，並且希望繼續擁有壓倒性的優勢，這是美國能夠強大的技術基礎。
但是美國認為中國通過中國製造2025計劃，正在快速追趕和挑戰美國的技術優勢，並擔心中國未來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其圍繞中國製造2025開具徵稅清單，考慮投資和技術轉移的限制，並正在策划進一步的打壓和圍堵政策。
其清單之中有些產品中國根本就對美國沒有出口。比如說中國如果對美國出口大飛機，美國加征關稅，這可以理解，但是中國自己的飛機都還沒造出來，美國就已經開始加稅。所以在第二個層面上，中國製造2025使得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受到了明顯的挑戰。
在第三個層面上，也是最實用主義的層面上，中國對美國的商業利益也開始產生侵蝕、威脅或挑戰。典型的證據是，美國商會（也包括歐洲商會）對華態度的顯著轉變，對中國營商環境變化的抱怨，由此推動美國政府對華提出一系列政策訴求，例如公平競爭、對等互利等。
美國的經濟制度是一種自由經濟制度。所謂的自由經濟制度，就是政府是市場的守夜人，負責維持秩序，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樣的技術去生產，全是資本家和金融體系的事，政府是不參與的。英美經濟在過去幾百年的時間裡都是在這種模式下成長起來的。
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制度。美國學者給中國扣了一個帽子，叫國家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安排是非常不兼容，隨著中國經濟在技術上日益複雜化，規模日益擴大，兩者之間的衝突勢必愈演愈烈。
根本的原因在於，在美國的企業看來，中國的企業背後站著中國政府，政府和企業是捆綁在一起，無法分開的。在競爭之中，政府通過產業政策、財政補貼、准入限制、廉價信貸、乃至直接訂單等手段支持中國的企業，這使得美國的企業在中國和全球市場上都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來看下面幾個例子。
在太陽能板行業，早期美國、歐洲和中國都開始嘗試做太陽能板，大家處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但是美國和歐洲企業做太陽能板的時候，企業家是拿自己的錢去投資。而中國的企業背後，有產業政策，有大量的政府補貼和廉價的銀行信貸。
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有政府的大量補貼，很容易形成產能過剩。中國已經是這麼大的經濟體，中國一旦形成產能過剩以後，會把產能過剩出口到全球，英美的廠商就會面臨廉價產品的競爭。這樣一來中國的廉價商品導致歐美的廠商被迫退出市場。
儘管他們在競爭之中敗北，但他們認為這是不公平競爭造成的，輸得心不服口也不服。
未來技術發展誰也說不清楚，在這一競爭過程之中，如果中國的產業政策搞對了，那麼歐美企業無法跟中國競爭，因為在起跑線上就比中國落後。
中國把足夠廉價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導致歐美企業破產，中國企業壟斷了市場，等到達到足夠的規模，中國企業開始賺錢的時候，歐美企業已經沒有能力進入這個市場了。
如果中國把產業政策搞錯了，中國這些企業都會死掉，但是中國這些企業死掉的同時，會把他們相關的歐美企業一起拽下來陪著中國企業倒閉。
因為中國國企倒閉的過程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背後有大量的政府補貼和廉價信貸，市場不能夠及時的出清，始終能夠維持存在，始終能生產比較廉價的產品。但是歐美的企業是自由市場制度，它在這些層面上相對中國企業沒有優勢，最後他也會被拖垮。
所以中國的產業政策如果搞對了，歐美企業沒有好的結果；如果搞錯了，歐美企業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中國的這套市場制度的安排，在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足夠大，加入了全球的生產鏈，並且出口巨大的背景下，歐美相關的企業是認為中國存在不公平競爭的。
例如，現在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太陽能板的生產企業都在中國，就是因為2009-10年開始的太陽能板的競爭，中國通過大量的政府補貼把歐美企業全洗牌，歐美在這場戰役中已經完全輸掉了。
再比如鋼鐵的例子。中國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在所有行業之中是最嚴重的。中國的鋼鐵生產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中國的鋼鐵行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結果是把全球的鋼價都壓得很低，結果是美國的鋼鐵商、日本的鋼鐵商日子都很難過。
但是為什麼中國的鋼鐵的產能過剩這麼嚴重呢？是因為中國的鋼鐵領域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國企經營難以持續，但可以通過合併或者注資繼續存活，受到的市場約束相對來講是比較弱的，它的財務資源不能說是無限的，但也遠遠超過了一般公司的資本所能支持的範圍。
所以雖然產能過剩，但是他能在這個市場上勉強存活，中國鋼鐵以低價銷售，導致美國鋼鐵廠商的產品賣不出去，他就只好關門倒閉。美國廠商關門肯定不甘心，因為這不完全是技術優勢或者管理優勢的碾壓，是因為背後中國政府的支持導致了美國企業的破產，它會認為遇到了不公平競爭。
最後舉一個大飛機的例子。中國的大飛機目前還沒有拿到適航證，就已經有800多架訂單。如果中國的C919是一個完全私營的或者是按照歐美市場規則競爭的企業，有可能拿到這麼多定單嗎？對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來講，可以認為C919的這種爭取訂單的行為是公平競爭嗎？
中國一旦能夠以比較低的價格把大飛機出口到國際市場，波音和空客可能因為低價競爭而關門。波音和空客都會覺得這是不公平競爭，但是如果它去WTO控告中國，會發現中國不違反任何一條WTO協議的規則。
中國加入WTO的時候，圍繞國有企業、產業政策、政府補貼就沒有制定規則。因為當時美國的意識里，根本沒有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制度這個概念。所以在非常底層的層面上，中美之間衝突的核心，我認為是兩種經濟模式的衝突。
美國是自由市場經濟，WTO是圍繞自由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規則，中國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這兩種制度的運轉是不一樣的，而且相互之間是不兼容的。兩者的競爭中，任何一個單個的企業遭遇中國國企的正面競爭都會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
但是一定能說中國這個制度更有效率嗎？中國這種制度的成本一定最低嗎？一定能夠獲得最高的投資回報嗎？一定能夠獲得更有效率的經濟成長嗎？這個是不一定的。
中國不那麼在意所謂的投入產出的回報效率沒有關係，但是中國參與了全球市場，在美國看來中國扭曲了全球市場的競爭。換言之，這對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形成了挑戰。
五、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
討論完這些問題我們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對華在經貿問題上奉行強硬路線是美國朝野兩黨的共識，在美國國會享有廣泛的支持，在美國社會也越來越享有廣泛的支持。
縱觀中美恢復交往40多年的歷史，從1972年到1992年，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是對抗蘇聯。所以儘管中美之間在很多領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兩國關係走得很近，大量留學生可以去美國學習，經濟可以正常往來。
從1992年到2012年，美國的戰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國納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並進而希望中國會由此變得更市場化、更接近美國的意識形態。對美國商人而言，中國市場廣闊，可以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與此同時中國當時在技術上完全不足以對美國構成挑戰。所以美國的戰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與中國接觸，美國商會對華態度友好，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重要壓艙石。
2012年以來，中美關係的這些基石都動搖了，反對中國正在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
總結來說，美國國內有三種政治力量，在反對中國這個層面上有高度共識。
第一股力量是美國戰略思想界，他認為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美國背向而行，以前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第二股力量是鏽帶地區的產業工人，他認為中國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後，承接了大量製造業工作，導致他們失業。第三股是美國的工商界，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制度對他們構成了不公平的競爭，侵蝕了他的利益。
美國的戰略思想界、鏽帶地區的產業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獨立的政治力量，但是這三股相互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對中國的問題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識，形成了廣泛的共鳴。從美國的政治光譜上看，這大約是目前的現狀。
中美經貿關係的未來走向充滿不確定性，需要雙方相向而行，尋找和擴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經貿關係視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維護和鞏固，需要在涉及經濟模式等關鍵問題上相互妥協，並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譜上找到可靠的內外盟友。
需要擔心的前景是，如果這些妥協無法達成，再加上在技術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在雙向投資、技術轉讓、人才流動等領域，中美會從過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來不斷分離的局面；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進程會分裂為中美各起爐灶的碎片化過程；中美關係由此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