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稽的「抵抗投降」
剛到北京，就幾次在書攤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叢書」，一本是張承志的《無援的思想·張承志卷》，一本是張煒的《憂憤的歸途·張煒卷》。我隱隱約約地知道，他們認為一些知識分子在墮落，王朔式的文學傾向是墮落，要抵抗這種潮流，不投降，但是更進一步的情況我就不了解了。實在說，原來我也不想了解。
張承志抵抗投降，他什麼時候不投降呢？這位當年和我一個年級的清華附中老同學，由於數理成績不好而不能出人頭地，因此對學校領導強烈地不滿。天下未亂蜀先亂，還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學裡的不得志的幹部子弟就躁動了，還沒到六月，張承志和一些幹部子弟就起來造反，要求校領導緊跟黨中央，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清肅那些「白專」學生。紅衛兵的名字就是張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說過，「就叫紅衛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到底！」這是張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當然他是否把鬥爭進行到了底，還沒有答案，現在只能說，他堅持了下來。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背謬，起來維護最有權勢的人的勇氣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紅衛兵們深知江山是他們的江山，極權社會的文化怎麼能讓那些資產階級子弟分享。那些資產階級子弟是專政的對象，是被統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們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發了，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張承志們得到了偉大領袖的垂青。「三論造反」和一篇「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真不愧得到黨的二十多年的培養，把從批判紅樓夢、批判胡風、九評蘇共公開信到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姚文元的評三家村以來的文風，把共產黨極權社會那種完全意識形態化表現得淋漓盡至。那時，張承志們開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權，享受極權社會文化的天倫之樂。作為糾察隊長，張承志手提一根寬皮帶，身穿褪色的軍裝，帶領隊員，鞭撻老師校長和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好不威風。不知怎的，時過三十年，我腦子中的張承志還是這個形象，「打手」。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張承志的父兄們潛在地形成對毛澤東一人的極權的危害，也成了毛澤東的整肅對象。毛澤東居然發動那些曾經挨整的平民起來對抗他們。剛剛肆無忌憚、耀武揚威了幾個月的張承志們又滑落下來。於是張承志成了「聯動」，有生以來第二次「抵抗投降」。張承志粗壯的身體，永遠把他置於武打的第一線。六八年初，在他的第二次抵抗投降中，我有幸被張承志組織並為首的二十幾個人群毆，兩顆門牙差點被張承志一拳打掉，設身處地地體會了張承志的第二次「抵抗投降」。
平民們當時的造反雖然是被毛澤東所利用，但是，張承志們痛恨和對抗的卻不是毛澤東，而是平民們。張承志的前兩次對抗投降都不過是對抗向平民們投降，捍衛極權制度和極權社會的文化。而這種制度和文化那時甚至談不到受到進攻，而只是受到一些影響，或說稍微放鬆了一點而已。
張承志雖然在六八年沒有享受到他那一圈子人的特權，和大部分平民子弟一起下了鄉。但是在極權社會的主流文化政治生活中，他永遠是不會被拋出來的。大學剛剛恢復，張承志就作為優秀的工農兵被保送到了最著名的學府北京大學歷史系。張承志在清華附中的經歷當然使他深知，沒有共產黨，沒有文化大革命，和那些平民子弟競爭，他是很難考入北京大學的。因此，在張承志的潛意識中更加強了「抵抗投降」那種原始衝動。
一九七五年右傾回潮，張承志和他的朋友經歷了第三次抵抗投降。其實在共產黨社會凡屬右傾都不過是給平民稍微多一點生機，使社會能按照正常秩序運行。例如還是保送工農兵上大學，但是增加一點業務考試，但即便這樣，張鐵生還是交了白卷抗議。我的一位同班同學陶正，雖然出身平民卻積極依附幹部子弟，也是張承志同創紅衛兵的同志，也是在其後插隊又被保送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時下也是有了點名氣的作家，那時和另外幾人一起充滿激情地創作了捍衛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之歌」。他和張承志們一起在那些官方壟斷的刊物上一遍又一遍地回憶他們草創紅衛兵時的「偉大」情景。抵抗向右傾投降，這是張承志的第三次「抵抗投降」。
這一抵抗投降運動還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好處，就發生了七六年的粉碎四人幫。此後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壓倒性的輿論。尤其是掌權的很多人都吃過文化大革命的苦，張承志們當然不敢再回憶紅衛兵那美好的時光，也沒有任何「抵抗投降」的衝動。他的「抵抗投降」從來沒有反叛過社會和掌權的統治者。
自從七六年底後，社會和文學都產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是受盡苦難的黨內右傾派開始利用社會壓力有限地清算過去的那些所謂極左，由此產生了帶有內部批評性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其次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極權統治後，受西方和蘇聯的解凍文學影響，在一小部分青年人中產生了人性和文學的重新覺醒，出現了《今天》和《星星畫展》，非極權主義的藝術潮流的再次萌芽。
然而，在這種人性的覺醒開始反抗政治壓迫的形勢下，張承志雖然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卻和陶正一樣沒有和上述任何一類人同流合污。一九七八年，他以「騎手為什麼歌頌母親」獲得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一九八一年「阿勒克足球」獲得第一屆少數民族優秀文學創作獎，一九八二年以「黑駿馬」，一九八四年以「北方的河」獲得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中篇小說獎。其間和其後，他還獲得了很多別的獎。他從模仿艾依瑪托夫開始，描寫自然和「人」，繞過了令他尷尬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因為這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大的一次懷疑和反抗潮流，它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最高的掌權人的暗示，因此，「知識分子」中沒有人敢輕舉妄動地「抵抗投降」。骨子裡就沒有桀驁不馴這一詞的張承志當然更不會蠻幹。值得一書的是，雖然是在這種形勢下的八十年代，但張承志和陶正們卻居然始終是浸淫在正統文學的河流中。正統文學的語言和技巧始終滋潤著他們。他們茁壯地成長。
這是一個命途多舛的時代。八九年中國和東歐的事件雖然沒有使中國社會徹底改變，但是固守已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已經不可能，中國必須變，也只好變了。張承志本來應該成為魏巍、賀敬之、瑪拉沁夫那樣的作家，時運不濟，他當然也要變，但是，他不會參加八九年那樣的平民運動。九一年，我的一位校友說，他轉向了伊斯蘭教，成了教派的精神領袖。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國探親，又聽說他出來反對喪失理想的庸俗。這一次，一踏上故土就看到了張承志的第四次「抵抗投降」。
張承志抵抗投降，抵抗向什麼投降，他什麼時候不投降呢？
二．是高尚，還是深沉的流氓
我的另一位校友，現在也成了「著名作家」，抽「大雞」牌香菸（詩人張洪波說這是山東產的名牌香菸）的甘鐵生，搬了家，新地址既不能通信，也沒有電話。直到我要離京的前一天才從電話中又聽到他那嘻嘻哈哈的聲音。我調侃地問他，「聽說你的新作將超過（捷克作家）昆德拉的水準，那中國作家群中將失去了一位『甘機』，誕生了一位甘德拉了。」
「這還用說嗎。」
「喂，甘德拉，書攤上有一本張承志的『抵抗投降』，鄭也夫兄還向我吹捧他的《心靈史》，你看過這本書嗎？我買不到。張承志那種正統文學怎麼你們就沒有人說一句話。」
這一下子打開了甘德拉的話匣子。
「知道嗎？前兩天王朔在《北京青年報》的採訪中大罵張承志。」
我按圖索驥托朋友找到了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七日的《北京青年報》。不用說這樣直接尖銳的辯論會使該報銷售直線上升。因為這種批評和辯論甚至在海外的文學刊物《今天》中也看不到，因為世故的知識分子只會在暗中角力，在明處經營自己。對王朔我雖然有看法，但是，他還是有可愛之處。對這場爭論中的王蒙也是如此，我對他有強烈的看法，但是必須承認，他比他的對手還是明白清楚一些。
王朔在尖銳辛辣的採訪對話中談到了以下幾點：
〔1〕抵抗投降，王朔認為那兩本書象大字報彙編，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有那麼多激情，不知道這是他們的一種文化姿態還是骨子裡就這樣。
王朔說，他是一個普通人。而張承志和張煒都擺出一副不是普通人的樣子。抵抗投降叢書稱張承志為「大的勇士」，那種肉麻是文革以來所僅見的。「張承志可能和他當過紅衛兵的經歷有關，他這一生註定要為捍衛信仰而奮鬥。象他這麼有學問的人完全可以憑自己的智力生活，不一定非要捍衛什麼。」
〔2〕王朔承認自己是無所謂的流氓，而張承志們也不過是深沉的流氓而已。
對於人們認為王朔和張承志代表兩個極端，喪失理想的庸俗和高雅，王朔認為，張承志很聰明，他選擇的只是一種文化姿態，他並沒有吃任何虧。「我看張承志對生活也是很在意的，也沒有拒絕世俗的幸福：比如為了房子去當兵，為了暢銷用外文（日文）寫作……我覺得要說媚俗這也得算是媚俗了吧！我看哪位中國作家恐怕最墮落的才會用外文寫作，而且是為了暢銷，寫的也不是自己心裡想寫的東西；我看他書中寫到那本書在日本印了四萬冊而且用括號括出『還要再印』，這很有點沾沾自喜了。」
王朔認為，清華附中，紅衛兵……理想主義曾經給張承志們展現過非常輝煌的、終生不能忘懷的東西。與此不同的是他接受了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即北京話中的這樣一個特點：我要譴責別人就得先擺正自己的位置，我要罵你首先我得認同我也不是東西。並不是因為你比我低我譴責你，而是你跟我一樣你卻裝的高所以我要把你拉下來。「這種人是有官稱的，就是比較『深沉的流氓』，他們也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在電影界裡也有這類的代表人物。「我覺得我大概屬於那種『比較無所謂的流氓』」。
談話中，王朔甚至認為魯迅也是聰明的，作了十四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小官，在上海選擇居住在日租界，與日本特務內山保持良好的關係，並用日本特務的經費出書，這都沒有影響他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