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在華府哈德遜研究所的公開講話，外界高度關注的觀點，我在《彭斯講話：美國屠龍派觀點大放送》已梳理了來龍去脈，本文想談一下被外界所忽視的一段話：「美國在過去25年『重建了中國』，……北京仍然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已經變得空洞」，這句話，其實表達了美國政界的中國期望。
美國政界學界對鄧小平的評價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與中國國內的看法很不相同，也許雙方都會同意「重建」這個說法，但對「重建」的評價肯定很不相同。
中國人眼中的改革開放，關鍵字是權貴資本主義（我認為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因為獲利者並非只有權貴，還有大批體制內的中低階官員，包括村鎮鄉官）、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上升管道梗阻、階層固化，人權惡劣等等。官方認為標識國力的海外大投資與「一帶一路」，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大撒幣」。
在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改革開放，那是另一幅圖景：GDP兩位數的增速保持了近30年，GDP總量從「改革開放元年（1978年）」的2,168億美元，到2014年的10.36萬億美元；還有那從10多億無產者中冒出來、數量居然達世界第一的億萬富翁（2018胡潤富豪榜：中國億萬富豪人數連續三年力壓美國居首）；遍及世界36國的「一帶一路」計劃是想與美國爭霸世界的行動。
對中共改革開放的評價，不可避免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評價相關。因鄧在六四屠城中的關鍵作用，中國政治反對派稱鄧小平為「六四屠夫」；鄧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實踐結果是讓含紅二代在內的權貴家族、官員及依附在這些利益鏈條上的少數人先富起來；政治上，鄧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拒絕政治體制改革，不少中國人只在習近平日趨保守的政治、經濟政策帶來的恐慌下，才發現鄧似乎比毛要好一些——這說法當然被中國的毛左否定，他們眼裡，毛時代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應該再來一次，以便狠狠打擊貪官污吏。
美國政界為何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充滿好感？這與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有密切關係。
哈佛大學中國研究專家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評價主導了美國政界。（維基百科)
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評價主導美國政界
哈佛大學中國研究專家傅高義於2011年出版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mation of China（《鄧小平改變了中國》），該書出版後曾位列亞馬遜政治類圖書銷量第一、開卷排行榜學術類圖書銷量第一，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等人為該書寫書評力薦，更有書評稱這是「研究鄧小平的里程碑式作品」。
傅高義先生對鄧小平的評價可以用他在該書最後一章的一段話作總結：「鄧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時，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裡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即使鄧小平在世，這一評價應該也是他本人最願意聽到的評價了。
對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傅高義的解釋是因為鄧小平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知道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鄧斷定社會秩序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因為對鄧小平而言，「底線是中國不能亂」。這一解釋使該書備受中國異議人士批評，甚至有批評他被中國收買了。但我認為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讚美發自內心，因為2002年3月我受邀到哈佛大學演講，曾去傅先生府上拜訪，談了兩個多小時，深深感到他對鄧小平的好感確實基於一種真誠的迷戀。
這種迷戀不斷地表現出來，比如2013年1月18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說：「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獨一無二的」；這種迷戀甚至讓傅先生面對中國存在的各種問題時，會情不自禁地設想「如果鄧小平今天仍在世會怎麼樣」，比如面對嚴重的腐敗，「他很可能會更用力打擊腐敗，……要是鄧小平活著，他會認為腐敗是政治問題，不僅是經濟犯罪，而是政治問題」；面對中共當局拒絕政改，「我想要是鄧小平還活著，他不會反對民主，他可能說，先安定下來，再提高人民的素質，慢慢地發展民主。我用了十年時間學習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認為他會這樣看事情。」
評價歷史人物，往往需要時間沉澱。但不管中國人現在、將來如何評價鄧小平，傅高義的評價已經成為美國政界、學界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集體記憶。但美國政界喜歡鄧小平的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鄧小平以「韜光養晦」為主訴的外交政策。
2010年：韜光養晦不再欲與美國爭霸
當年毛澤東想當世界領袖，不惜讓本國人民勒緊褲腰帶省下錢來援助外國。鄧小平吸取這一教訓，大量停止外援助，並總結出著名的「四句話16個字」的外交指導思想：「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並表示願意與國際接軌，承認現存的國際規則，遵守國際秩序。美國的中國通們對「韜光養晦」琢磨了多年，想找出最接近原意的譯法，有譯為「在時機未成熟之前，藏起牙齒，收起爪子；等時機成熟之後，再露出牙齒、亮出爪子」，但總的來說，還是認為中國是「和平崛起」，正在努力與國際接軌，雖然有不合規的行為，但還是可以通過引導納入國際體系，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重要成員。
2010年3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中國公眾和在華外國人士眼中的中國國家地位觀》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是，10年後，中美兩國仍是全世界的主要領導力量，其中有過半被調查的中國公眾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這項調查借了民意調查的殼，用的只是「超過美國」而非「稱霸世界」這鋒芒畢露之詞，但官方以10年後的「世界第一」自居之態隱然若現。
中國公眾這些想法當然來自於新華社國際部消息與《環球時報》等類媒體的多年灌輸，這些灌輸又往往假外國專家之口，比如倫敦智庫於2004年發表時任美國高盛公司顧問的約書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近幾年被譯成中文猛炒，該文宣稱北京共識（即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發展觀）將取代華盛頓共識（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由於該文作者的特殊身份，加上譯者與鼓吹者的海歸學者身份，還真哄騙了不少年輕人。
2011年APEC夏威夷峰會：中國「亮劍」
中國對美態度發生變化，始自歐巴馬當總統，這與這位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認識極有關係。
2008年11月歐巴馬勝選後，他委託位於紐約的美國東西方研究所制定外交策略，《美國對華政策：對歐巴馬政府的期望》計劃啟動，為了完成期望清單專案的中國視角，該所找到了「對口單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共外交部下屬機構）。所長馬振崗掛帥，研究員劉學成撰稿。（《環球》雜誌，《歐巴馬磨合期對華政策剖析：中國仍為競爭者》）
但中國對此的回應是不斷挑戰國際規則。自2003年中國宣布「和平崛起」之後，一直在嘗試改變國際規則。由於現存的世界格局維護者是美國，中國想要改寫，就得挑戰美國，這就是中國一再試探美國外交底線的原因。
2009年12月，中國官員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的表現，就是一次對西方遊戲規則的一次探底大行動。這次行動曾被中國媒體得意地冠上「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中國高調出擊」標題大加報導。美國總統歐巴馬終於忍無可忍，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APEC峰會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會上，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在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需要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行事。中共外交部官員對此多方回應，國際司副司長龐森的回應算是說出了北京的心裡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定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
中國是國際社會的後來者。在中國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組織及協定就已經存在。中國之所以簽署協定，是為了拿到進入國際社會的門票，先簽訂再徐圖後計，這就是「韜光養晦」。但基於「中國未參與制訂，因此不必遵守」這一政治邏輯，中方一直認為違規是天經地義的，只是以前翅膀沒硬，這話只能在心裡擱著，這次在夏威夷峰會上被歐巴馬逼急了，中國官員總算一吐為快。自此之後，歐巴馬對華態度確實有所改變，從友好變成疏遠退讓。2016年4月《大西洋月刊》專訪歐巴馬，將其國際國內政策主張總結「歐巴馬主義」，他對中國的認識可表述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
歐巴馬執政的最後幾年，與習近平執政的時間（2012年11月始）有四年多重合。中國從胡錦濤末期開始一直對美實行探底式外交，習近平在2014年更是公開其外交政策指導思想是：「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但美國對華戰略一成不變，2015年9月25日，歐巴馬在白宮歡迎習近平仍然說：「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以及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負責任參與者角色的中國的崛起。」
以上，就是美國政界的中國期待——保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基本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