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出生，北京成長；歷經浩劫，幸運返國；週遊世界，寄情管寸。這就是一個美國女子超過半世紀的人生軌跡。
她用自己頑強的生命折射出一段令人心碎的歷史，演繹了一曲引人深思的悲歌。
光明與黑暗、善良與邪惡、偉大與渺小、尊嚴與屈辱，一切在六十年的人生舞台上匆匆上演……
遭遇文革磨難的美國孤兒
在新疆兵團時的韓秀
文革開始了，學校大字報隱晦地指出該校隱藏著一個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特嫌」。情況不妙，韓秀咬牙亡命新疆，一待九年，住在潮濕的地窩子裡，吃著鹽水煮白菜，啃著窩頭，繁重不堪的體力勞動，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著離開…
1948年9月，一艘美國的軍艦行駛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對年輕的美國夫婦，手牽著兒子John和一個兩歲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著遠方。他們從紐約出發，前往上海，希望勸說在那裡做傳教士的父母趕快離開充滿危險與動盪的中國。在中國大陸，中共軍隊在蘇俄的幫助下，正在中國東北的戰場上和政府軍激烈爭奪。
戰火中上海投親
這個兩歲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國女子的託付，送到上海交給從未謀面的外婆。
韓秀不到兩歲時（右一）在紐約的照片，圖中兩位老人是她當時的日籍老保姆夫婦。
對於Teresa的未來，他們心中並不樂觀。在登船前，他們就知道那個中國女子並不在乎她的兩歲女兒，只想儘早甩脫這個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還會留在戰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孫女，他們更沒有把握。
船到碼頭。終於，在混亂的人群中，他們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著這個滿頭捲髮的小外孫女。她看起來是位極有教養又很沉穩的女士。那對美國夫婦放了心。
直到上中學後，Teresa韓秀才從外婆那裡知道，自己出生在紐約，父親韓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國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駐重慶，協助中國抗日。母親是留美的中國學生。父親只在紐約的醫院中匆匆看過她一眼，之後母親便和他離異。而在中共即將取得大陸政權之前，韓秀外婆原本要隨國民政府去台灣，卻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於是一生再不能離開……
「此生不宜錄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臉與滿頭捲髮，可是無論韓秀多麼清秀可愛，多麼懂事有禮，多麼出類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個社會所接受。韓秀說，在那個年代、那種環境，她一直是一個「外人」。還好，有外婆的細心呵護，讓這個被當政者視為敵人的小孩兒，在可能的範圍里健康的長大。出身大家閨秀、在日本帝國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的外婆，也給了她最早的傳統文化啟蒙，《三字經》、《千字文》，並教導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韓秀外祖母
韓秀的外婆是位特別的女子。她三十幾歲時先生就去世了，獨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銀行和國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後定居在北京。當時中共當局人員就跟她講：「你還可以出來做事呀！」可她說：「我是舊式的女人，一輩子只嫁一個男人，只給一個政府做事。」於是後來，她就靠祖傳的修訂善本書手藝為中國書店修書。
韓秀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北京度過的。從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陰影也一直伴隨著她。外婆告訴她說：「好好念書，誰也拿你沒辦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對了，別人說什麼，就只當沒聽見。」她牢牢地記住了。
轉眼，她已經十七歲，即將高中畢業。優異的成績，讓她得到了北京市銀質畢業獎章。報考志願表上，她一口氣填了八個志願都是清華大學。老師覺得她瘋了，特別是她的家庭出身並不好，能有大學上就不錯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華？她覺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願表，加上了幾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學校。可是，錄取單下來，卻根本沒有她的名字。一向寵愛她的數學老師特別到招生辦公室去問，只見卷子被封著，上面蓋著「此生不宜錄取」的印章。
高中時期的17歲韓秀
原來，她的考試卷連被批改的機會都沒有。
真的沒有希望了嗎？校黨委書記把她叫去，問她能否寫一個聲明，表示和她父親斷絕一切關係，劃清界限，只要一、兩百字就行，寫了就可以讓她上大學，不寫就要馬上去山西插隊。十七歲的她，看了看書記，淡淡地說：「既然這樣，我要早點回家了。我還沒收拾行李。」說完便轉身走了。於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鄉、插隊設籍的中學生。那是1964年。
談到當年她為何能夠有如此毅然決然的態度，韓秀說：「當時想的只是絕對不能背叛父親。我很清楚地知道，父親在中國的時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時候是美軍在幫助中國，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
「絕對不能背叛」，多麼簡單的幾個字。可是，在那個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面對一個不對的，但是非常強大、非常殘暴，要來決定你一生命運的這麼一個政權，那樣柔弱的十七歲女孩子，到底要什麼？那時候我覺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則，可以送我到鄉下去，要怎麼苦、受什麼樣的罪都不要緊，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裡頭那塊淨土都丟出去了。」韓秀這樣說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魯雪夫下台與中國試爆第一顆原子彈的日子裡，作為第一批「集體插隊」試點人員的北京市中學生，韓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鳳城公社臨城（村）大隊插隊設籍。這裡是棉麥區，每天都有干不完的農活。
韓秀每天和農民們一起下地，後來又當了廣播員及小學老師。她也趕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以及掃盲、送字上門這些活動。這段生活讓她開始了解中國的農民。他們是那麼純樸、善良，特別是農村的婦女，她們的生活又是那樣的艱難。鄉村的種種陋習依然存在，但她們默默地忍受著一切，還能夠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這讓她由衷地讚佩。
然而，文革開始了，這相對的一點點平靜也保不住了。北大聶元梓發表了攻擊政府的大字報，毛澤東隨後發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頭直指劉少奇。北京的紅衛兵要衝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窩藏的狗崽子揪出來。縣裡不斷傳來誰已被抓、某位元自殺的消息。韓秀的學校也出現大字報，隱晦的指出該校隱藏著一個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特嫌」。情況顯然不妙。聽說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正在招人，韓秀咬咬牙，決定亡命新疆，碰碰運氣，再苦也比坐以待斃要好。
如同一粒小小的種子，隨著時代的風雲，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邊建設的路條，她被納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四十八團五連，總部在接近塔克拉馬乾沙漠中心的麥蓋提，而她的連隊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個異常偏遠、艱苦的地方。風沙大的時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樣。別說走路，大風來時，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濕的地窩子裡，每天吃著鹽水煮白菜，啃著窩頭，繁重不堪的體力勞動常讓她腰痛欲斷。但不論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著。她說：「我自己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著離開這個地方。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標。」
在那裡，她和當地的維族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他們說自己的祖先是從麥加以西來，而得知韓秀來自麥加以西更遠的地方，他們自然產生了好感，被當成「自己人」。對當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語，讓她贏得維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幾個來學漢語的維族學生。
難以應付的倒是兵團內的人。文革開始後，運動一波接著一波，每個人都噤若寒蟬。雖然韓秀並沒有被揪出來，但做個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團召開批斗大會，台上血肉橫飛，台下口號聲聲，真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馬紮上的韓秀實在看不下去了，想找個藉口遛出去。她的身體剛離開馬扎，旁邊的人馬上大叫：「我可不會幫你拿凳子回去！」其實，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場的民兵有人要走。
於是，就在她的身體還沒有完全站直的時候，一個槍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後腦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覺。等她甦醒過來，已經是三天以後了。她發現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灘上，大半個身體都被埋在沙子裡。忍著傷痛，她一點點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營房。衛生員給她塗了些紅藥水，就了事了。那一槍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數十年後還一直折磨著她。
她說：「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氣有思想的人被發配到這大漠邊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灘上。」這段生活讓她看清了中國社會，也看透了中共政權。
「只要它覺得你對什麼事情有所懷疑的時候，它就要改造你，改造不了你，它就要消滅你。怎麼消滅？就把你送到一個地方去。那個地方夠苦，夠累，也很容易死掉，這樣在肉體上讓你徹底地消亡。幾十年，中共的手段沒有任何改變，不只是針對知識分子，也是針對其他各個階層。這種辦法也似乎一直行之有效。」
下決心返回美國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國十分罕見的波音707飛機從新疆的天空掠過。在這架從西往東飛行的飛機上，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正在籌劃如何與中國關係解凍。他當然不知道，在他飛機之下一萬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國的孤兒正在苦苦掙扎。
自從上初中時，韓秀就從外婆那裡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紐約，是美國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證明和她的護照交給她自己保管，還有父親的一張小照片。從那時起，她就想辦法用一切機會了解美國──她的「祖國」。因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來的都是些文藝界、知識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國的留美學者。從他們那裡，她漸漸認識了西方文明，對於美國這個培養了大批中國科學家的國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艱苦日子裡，她利用做廣播員的機會，也常常偷聽「美國之音」。她隱約感覺到，回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了。
韓秀未謀面父親韓恩
從1974年開始，各地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開始陸續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從鄧小平辦公室傳來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此人不宜留在新疆」。這張紙條讓韓秀的命運再次發生了變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車。當時她並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只曉得中美關係已經開始解凍，情況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體工廠。這又給了她了解中國工人的機會，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們生活在北京的社會底層，工資很少，家庭負擔很重，住房條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發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沒啥問題，工人朋友的家中卻都房倒屋塌。於是她主動替廠里年長的師傅們加班，讓他們能回家照顧家人，收拾破瓦殘垣。
書記對她的表現很滿意，就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想要回文革時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證明和美國護照。書記二話沒說，幫她找到北京市警局，居然順利要回了這些在保險柜里躺了十年的檔案。
緊接著，她又來到了北京市警局外事科，希望確認自己的美國公民身份，要求返國。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楞了。在1956年的華沙談判中，中國再三強調：「沒有一個美國人非自願地留在中國大陸。」而現在居然有人要返國，這不是在扇中共自己的耳光嗎？一段時間後，警局領導的答覆下來了，結論是「無論是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認為，你的檔案已經過期、無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證明和美國護照後，她不死心。以她對美國的了解，美國是個非常尊重人權的國家，就是在戰爭中陣亡的美軍屍體他們都非要不可，何況她這麼個大活人呢？騎著自行車，她直奔北京建國門使館區。當時中美還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有一個美聯處（美國駐京聯絡處），她要自己去闖闖看。
果然，在日壇公園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風中飄揚的美國國旗，也看清周圍的武裝警察、以及周圍的各國大使館。於是，她默默地回到家，開始她的「行動計劃」。
闖關：「我是美國人！」
1977年2月21日，一個她永生難忘的日子。她身著自己專門做的時髦喇叭褲和緊身夾克，散開一頭長髮，逕自來到友誼商店西門。存了車，她像沒事人一樣，慢慢走向不遠處的美聯處。快接近時，她故意走向美聯處對面的非洲某國大使館。守門武警看著她笑，以為是哪個國家的使館秘書走錯了路。還沒等武警開口，她猛然轉身，向另外一側的美聯處衝過去。
她的腳剛踏上美聯處的白線，一名武警已經端著槍向她衝過來。「你幹什麼？你快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