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中把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列為當代世界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甚至相衝突的兩大陣營時，很少有人會想到，在一定意義上，這樣的看法，希特勒可能已經說過了。
1945年初，戰爭失敗的結局對於德國似乎只是個時間問題，色厲內荏的希特勒在內部不再避諱這個可能性。那年2月，在一次內部講話中，他在戰敗的背景下談未來世界，值得在今天回味。反映希特勒晚期思想的材料很有限，所以這段話雖然短，但卻很難得：
照我看來，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過去從來不是種族意義上的低等民族。他們都屬於古老的文化，我得坦率承認他們的傳統要比我們的優越。他們完全有理由為此驕傲，就像我們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一樣。我甚至相信，對於中國人和日本人堅持的對自己種族的驕傲，我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會認為理當如此...日本將永遠是我們的朋友和盟友。這場戰爭使得我們對日本有了更高的評價，對它更加尊敬...共同的命運將永遠把我們【指德國和日本】聯繫在一起，無論是勝利還是毀滅。如果宿命選擇首先毀滅我們，我很難想像俄國人還會固守他們對日本人許下的「亞洲人團結一致」的諾言...我相信，日本人、中國人和伊斯蘭民族將永遠比法國這樣的民族離我們更近，儘管我們和那個民族【指法國】血脈相連...
史達林為什麼對日本人說「我自己也是亞洲人」?
這段大而化之的議論中，只有「我很難想像俄國人還會恪守他們對日本人許下的『亞洲人團結一致』的諾言」涉及一個具體的史實，值得稍加說明。1940年德國橫掃歐陸、英倫三島孤懸海外後，全世界都屏息靜氣，看希特勒下一步如何動作。儘管蘇聯和德國在1939年8月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但那個條約的前提--一個強大的英法陣營—已經不存在了，蘇聯對此當然心中有數，為了避免成為德日意三國軸心的下一個對象，全力展開對日親善外交。在日本方面，軍方內部以海軍為主、首先向英美開戰的一方主導了決策，為此也要穩住蘇聯。
1941年春天，日本外相松崗洋右訪問柏林後來到蘇聯，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蘇日關係雖然只有20年，但已經有兩次重大衝突:1920年，日軍曾作為協約國成員國侵入蘇俄西伯利亞地區;1938年又侵入蘇聯控制的蒙古國。這兩次衝突日軍均遭敗績，這也是為何日本軍方放棄北進的歷史原因。在這樣的歷史陰影下，蘇聯方面全力為日蘇談判營造氣氛。史達林親自出席招待松岡的宴會，杯盞交錯之際，他對松崗說：「我自己也是亞洲人。」
史達林這話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向日本示好，因為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中，整個世界就是分為英美為主的西方和日本代表的亞洲之間的文明和文化的衝突，日本要把亞洲人團結起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史達林的意思是:雖然我們俄國人看上去是白人，但高加索地區在歷史和文化上都和亞洲有關，我就是出生在那裡，西方人也一向把俄國人看作是落後的亞洲人(列寧甚至被西方人稱為韃靼人)。整個俄羅斯帝國的歷史和文化就是在歐亞之間模稜兩可的。所以，即使史達林在那個場合說俄國可以加入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也沒什麼太離譜的。
史達林在日本人面前對他們表白自己「也是亞洲人」，這話不但是和日本套近乎，而且還有離間德日同盟之嫌，所以傳到了德國人耳朵里，令他們對日本人非常不爽。戈培爾日記對此有記載。希特勒在會見松崗之後曾說日本人看上去就鬼祟、欺詐。時隔四年，希特勒在上述那次講話中又舊事重提，可見當年聽說此事後的耿耿於懷。
更進一步說，史達林的所謂「亞洲人」云云，點了德日關係的死穴。納粹意識形態獨尊以日耳曼人為代表的雅利安人，而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又把整個西方白人世界置於世界歷史罪惡的一端。德日關係始終在雙方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政治軍事同盟關係中尋找平衡。日本駐德大使在納粹上台後一再要德國方面明確日本民族在納粹種族主義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其結果是相互之間形成官方語言中的「政治正確性」：德國方面用外交語言對日本宣稱，所謂「非雅利安種族」原則上特指猶太人(這也是為了給納粹政權和世界其他國家例如中國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而劣等種族專指那些完全由混血而成的民族;日本方面則注意在官方場合不籠統譴責「白人」世界。
希特勒如何看日本?
希特勒上述這番話表示他完全懂得蘇日中立對於雙方都是政治權宜，一旦時移世易，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所以他相信一旦德國失敗，蘇聯絕不會恪守對日中立的諾言。就在他說上面這番話之後兩個月，蘇方知會日本，說條約五年期將滿，蘇方無意續簽，為後來出兵中國東北清除了國際法障礙。
但希特勒這番話的主要意思是對日本在戰爭中的表現的高度評價，這是對他在《我的奮鬥》中對日本的看法的重大修正。《我的奮鬥》中多次提到日本，主要圍繞兩個問題。第一是有關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希特勒認為一次大戰前西方出於對日本現代化成功的承認，接納它成為帝國主義俱樂部的成員。但一次大戰後，德意志帝國被西方的陰謀和猶太人的出賣而搞垮，日本成為國際帝國主義和猶太資本集團的下一個犧牲品，受到西方戰後新秩序的壓制和排擠(例如華盛頓會議後的九國公約限制了日本在中國和亞太的擴張)。
第二是有關日本在他所謂的種族世界中的地位。希特勒把世界各民族劃為文化的創造者、承擔者(或傳播者)和破壞者這三類，只有雅利安人才是創造者，又以日耳曼人為最優秀，而日本被挑出來作為文化承擔者的樣板。他說當他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俄國的消息就讓他震驚和興奮—因為這證明了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他認為日本並不僅僅是移植了西方技術，而是把雅利安人的成果內在化了，但這個外在的源泉一旦枯竭，日本在科學和技術上的成功也將很快枯萎。當然，在納粹高層，也有人對日本民族的種族地位比希特勒的評價要高，甚至認為日本的武士階層也是雅利安人的後裔，但總的來說沒有改變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對日本的定位。
儘管德日成了同盟，但對這個非雅利安民族，希特勒在心裡還是視為二等種族。當時在德國和日本之間有很多人員來往甚至移民，難免出現通婚的情況，尤其是在相當級別的精英人士中。按照納粹嚴格限制和非雅利安人通婚的規定，這樣的結婚申請要由希特勒本人批准。希特勒就關照有關部門，相關申請先拖它個一年半載再交給他，給當事人造成不會被批准的印象，然後他再拒絕。日本駐德國大使有時會為一個這樣的申請動用外交渠道。珍珠港事件後，希特勒為純種的日本人讓雜種的美國人吃了苦頭而高興，但又為日本軍隊迅速擊潰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大軍、尤其是輕易攻占其政治經濟中心新加坡而嘆息。
希特勒一向看重大英帝國，視它為雅利安人在德意志崛起前的優秀代表，在這個意義上，他也肯定美國的成功—因為它是大英帝國的產兒，只不過後來雜種化了。希特勒甚至打算在擊敗蘇聯後，要仿效英帝國統治印度的方法來治理俄羅斯，把俄羅斯變成德國的印度。他認為德國和英國之所以成為敵人，是因為猶太人竊取了英國的金融和政治權力。太平洋戰爭初期，這樣一個雅利安人的優秀種族被一個非雅利安種族輕易打敗，不但讓希特勒嘆息，而且也是對他的種族主義世界觀的嚴重挑戰。
然而到了1945年二月，從文章開頭引述的這段話來看，日本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改變了，從第二等種族即文化的承擔者一躍而為最優秀的種族，即文化的創造者，甚至比日耳曼人還要優秀。這樣的說法，不要說在《我的奮鬥》成書的二十年代，就算是到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時候也還是很難想像的。這說明日本在二次大戰中的表現迫使希特勒至少在一定的公開場合修正了自己在《我的奮鬥》中對世界種族的劃分，把一個非雅利安種族置於和雅利安人同等的地位。
希特勒如何看中國?
和日本相比，中國基本在希特勒的世界歷史視野之外，至少在系統地表達了他的種族主義世界觀的《我的奮鬥》中是如此。全書只有一處提到中國，原文是這樣的：
除非我們接受一個難以想像的謬見，否則，我們不會相信一個黑人或者是中國人——就算舉個例子吧——能通過學習德文甚至使用德文或者進而投票給某個德國政黨【注:：《我的奮鬥》成書時德國還是魏瑪共和國時期，實行多黨民主政治】而變為一個德國人。那樣一種日耳曼化其實是非日耳曼化，這一點我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世界從來就不懂。
希特勒這話，是針對西方國家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對移民問題的態度。當時奧地利的德裔政治家認為可以通過教育把境內大量斯拉夫人融入以德裔為主的民族國家，即所謂的「日耳曼化」。希特勒認為這完全不可能，這樣一種日耳曼化只會降低日耳曼人的種族品質。正是在這樣一個語境下，他提到了中國。儘管我們還不能因為這段話把中國人和當時普遍被認為毫無歷史和文化可言的黑人放在一起，就認為希特勒蔑視中國，但至少可以說希特勒對中國人不會有很積極的評價，這和他對日本的評論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他世界觀的形成時期和後來很長一個時間裡，中國幾乎從來沒有進入他的視野，和日本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
當然，30年代納粹執政後，和中國維持了很長時間的友好關係。這種友好關係從魏瑪時期就開始了，當時在凡爾賽體系下，德國從對外貿易到軍事訓練都受到很大限制，但德中關係不受這種限制，所以德中往來密切，德國國防軍把訓練中國軍隊也作為自己訓練不足的某種替補(另外更主要的是和也被凡爾賽體系排斥的蘇聯發展軍事合作關係)。國民政府的中央軍30年代接受的基本是德國式訓練和裝備，直到1941年德日締結軍事同盟條約和太平洋戰爭爆發才轉為美式訓練和裝備。在兩國友好關係下，希特勒的公開言論當然不可能公然貶低中國，在他會見中國外交官的時候也一定會逢場作戲地恭維一下東方這個大國(同時也是弱國)。但《我的奮鬥》多次再版，從來沒有對中國的地位有過任何明確的說法。我們無法知道在他的三類種族(或三個等級)中，中國究竟屬於哪一種(雖然可以肯定不會是第一種)。
然而在1945年初的這次坦率的內部講話中，希特勒竟然把中國—當時是德國的敵國—和日本相提並論，明確說中國人也是優秀種族，甚至比德國更優秀，這應該說是很不尋常的。雖然我們並不具體了解希特勒為什麼忽然把中國放到他的種族世界金字塔的頂端，但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唯一可能的歷史的合理想像就是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出來的艱苦卓絕的精神使得他刮目相看，這就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獨立和幾個大國作戰一樣讓他佩服。
希特勒預言中國和伊斯蘭世界會挑戰西方嗎?
希特勒的這個講話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先勝後敗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突出表現嚴重地挑戰甚至動搖了他原來的種族主義的世界觀。雖然他仍然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種族仍然是他觀察世界的一個基點，但他原來的那個種族主義世界觀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對於日本和中國的評論可以稱之為對原來的種族主義理論的一種修正。世界上很多僵硬狹窄的意識形態和宗教教條都有類似的在現實面前不得不做出某種「修正主義」姿態的歷史，並出現變種。在這個簡短的「修正主義」版本中，至少德意志種族已不再獨霸最優秀種族的地位，一些原來被他認為第二流或者甚至不入流的民族現在可以和德意志平起平坐。
和這個「修正主義」種族觀的出現相聯繫的是另一個很有意思的評論—「日本人、中國人和伊斯蘭民族將永遠比法國這樣的民族離我們更近，儘管我們和那個民族【指法國】血脈相連」。希特勒是說:法國也屬於雅利安人種，但現在看來，倒反而是和我們沒有種族血緣聯繫的日本、中國和伊斯蘭世界將來會離我們更近。這就是說，種族云云，可能並不是德國區分敵友的最重要標準。
那麼，區分敵友的標準是什麼呢?希特勒並沒有繼續發揮。但他這段話中始終有一個沒有出現的主角，這就是西方。德國、俄國、日本、中國、伊斯蘭世界，所有這些國家和文明都是在「西方」這個巨大陰影的籠罩下被希特勒評論的。所謂「離我們更近」，顯然差不多就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意思。那麼，「我們」站在一起去面對是哪個「他者」呢?除了西方，恐怕不會有別的對象了吧?
但是，「西方」—至少就英國和法國而言—和德國是同屬雅利安人種的。那麼，如果把種族因素排除出去，納粹理論中剩下的，就是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些「西方意識形態」的憎惡了。當時的日本，也是把這些「主義」當作洪水猛獸來拒絕和清除的，這充分表現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文部省向全國學校發行的軍國主義愛國手冊《臣民之道》中(見作者「《臣民之道》—日本軍國主義簡明讀本」一文)。所以，希特勒所謂的「離我們更近」的意思，在納粹意識形態的框架下，比較合理的假設，就是對這些西方意識形態的共同的態度了。
希特勒說這些話後幾個月，日本戰敗，接受了民主改造，雖然不如德國徹底，但也算是進入了民主國家和西方陣營的行列，恐怕談不上「離我們很近」了。弔詭的是，當今世界上，確實是中國和伊斯蘭世界最不買「西方價值觀」的帳。當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中把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列為當代世界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甚至相衝突的兩大陣營時，很少有人會想到，在一定意義上，這樣的看法，希特勒可能已經說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