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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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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雅爾達黑海邊,1953年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處下屬,專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服務的服務科,有一名服務員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腦炎。中南海門診部的主任誤診為感冒,沒有進行相應的急救治療而死亡。周恩來楊尚昆震驚萬分,因為瀛台距離毛的住處豐澤園、頤年堂及菊香書屋很近,他們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腦炎。

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南海門診部,撤銷了門診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將香山門診部遷進中南海,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於是我隨同門診部進了中南海,開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轉折。

門診部設在南海流水音及沿東大牆一帶的院落。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遊樂與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筆的木製對聯、匾額仍然掛著,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繪已經剝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沒有自來水,都用南海邊上的機井。門診部就用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為宿舍,一部分設立門診室、手術室及病房。雖然仍是因陋就簡,但比在香山時要完備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城內的房子還沒有修好,暫時設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軍委的彭德懷、中宣部的陸定一、張際春、何凱豐,以及陳伯達胡喬木和任弼時的未亡人陳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東的永福堂等以福為名的八個四合院中。

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中,只有我受過正規訓練,所以就讓我負責。我分配到一間小宿舍。後來我搬到比較大的南船塢宿舍去,慎嫻和我那還在襁褓中的兒子李重便來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衛森嚴。從一處到另一處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檢查通行證。我在毛住處附近的中南海門診部工作,佩戴著乙種通行證,只能在門診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帶活動。慎嫻雖然也分到乙種通行證,但行動自由小得多。後來我調到毛處工作,才換成甲種通行證。

在中南海門診部內,我照顧起許多領導幹部的健康。那時大小幹部在城內沒有宿舍,同他們的家屬都在中南海內。因為花了八年時間抗戰和四年國共內戰,他們大都是結婚不久,剛剛有了小孩,對孩子很寶貴,有一點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這樣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請入黨,但我的政治歷史很有問題。換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親在國民黨時,做過官,是所謂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時全國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敵」,剝奪了公民權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現在完全靠我贊助。

此外,慎嫻於一九四四年在雲南省昆明巫家垻美國空軍供應處,一九四七年又在南京英國文化委員會工作過,有人一直懷疑她是美、英特務。

我年輕時的活動也令黨懷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後,每個人都要寫一篇自傳,我將年輕時的經歷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蘇省蘇州(亦即吳縣)東吳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是高中一年級。當時國民政府規定,高中一年級學生都要集中軍事訓練三個月。從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學集中到江蘇省鎮江三十六標接受軍事訓練。在集中軍訓結束前,我和一些同學集體加入中華復興社。回到學校後,沒有人找過我談到中華復興社,也沒有什麼行動。然後我從醫學院畢業後,在國民黨里當過短期軍醫的那小段經歷也被共產黨懷疑。

但問題是,中華復興社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也是藍衣社軍統的前身,是國民黨內的特務組織。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參加以後,會沒有任何行動或活動。

汪東興決定派人對我的背景做更進一步調查。他們一直懷疑我曾是中華復興社的活躍分子,搞不好還是個國民黨特務。我入黨的事,就此拖延了下來。

但我極想對正在熱烈進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請加入土改隊,自願下鄉,把大地主的舊土地和財產重新分配給窮苦農民。雖然我岳父母喪失了他們所有的財產,我仍然支持這個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終止鄉村的剝削,改善貧窮苦況。多年以後,也參加過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說當年的運動常常十分殘暴不公。但我的申請未被批准。黨告訴我,中南海需要我的醫療服務。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鮮戰爭爆發,我也申請自願從軍。對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我未參軍,因此我想趁這個機會報效國家。當時美國的軍備遠遠比中國先進,我心裡以為中國必會戰敗。我很關心戰情發展,聽到中國連連傳捷報時,心情非常激動。這是百多年來中外戰爭中,中國第一次揚眉吐氣。我得知美國竟在韓國使用細菌戰時非常震驚。即使在韓戰狀況未明的階段,我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但上級仍拒絕我的申請,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變得鬱鬱寡歡,我既不能為革命效力,又沒有機會成為神經外科專家。我覺得和那些身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間有一道鴻溝。入黨的事一直沒有結果,使我沮喪不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與毛的家人有了接觸。

那時毛三十歲左右的二兒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發作。毛有兩個兒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個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楊開慧所生。楊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絕背叛毛而被國民黨處死。那時毛在數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崗山已經和賀子珍結婚。楊死後,兩個孩子前往上海,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流浪生活。一些認識毛岸青的人,都覺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殘酷毆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導因。數年後共產黨在延安建立基地時,才又找回他倆,毛隨即將兩兄弟送往蘇聯讀書。

韓戰爆發後,二十九歲的大兒子毛岸英赴前線作戰,不幸在美國炮彈轟炸中喪生。這期間,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翻譯處做翻譯。

一九五一年底開始的三反運動中,中央宣傳部內揭發出,毛岸青的稿費被另一個人冒領了,他一怒之下打了這個人一記耳光。毛澤東知道之後,狠狠批評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發作。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現象,有時發呆,長期失眠,不過沒有引起家裡人的注意。

毛岸青發病以後,便住進中南海門診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辦公室內整理病歷,值班護士匆匆跑來,氣喘吁吁叫我說:「江青來看毛岸青了,要你去匯報病情,快點。」

我走進病房旁的一間休息室,江青坐在一個靠背椅上,旁邊站著漂漂亮亮的她的一個護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離得很遠看到江青,這是第一次面對面的見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個電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與眾不同,只是沒有想到,會與大家有這麼大的差別。那時共產黨剛進北京城不過三年,無論是幹部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穿著灰色或藍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時候,衣服褪色、油垢、補綻,幾乎每個人的身上都可見到。

江青穿一身銀灰色純羊毛派力斯的連衣裙,敞領上裝內是米黃色綢襯衫,穿著長統肉絲襪,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頭髮又黑又多,燙過,精心向後梳,挽起一個髮髻,眼睛圓圓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膚細膩,乳黃。她瘦削,大約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卻顯得比下半身長。她那年三十八歲,我則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對面坐下。她說:「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純北京話,沒有等我回答,接著說:「岸青的情況怎麼樣了?」

有人說江青年輕時很漂亮,我倒不覺得。我覺得她顧盼間讓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將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說清楚,並且說明在門診部沒有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設備,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療,轉到精神病院,或者療養院去治療較為妥當。

她沉思一會,然後對我說:「我將你的建議,報告給毛主席,再決定吧。」然後她伸出手來,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細長柔軟,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說:「謝謝大夫,謝謝大家。」然後向院子走去。這時我才看到,有三名警衛人員站在院子裡。

總的說來,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談話時,不停地打量著談話的對手,似乎想在對方的言談舉止中,發現什麼。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溫暖與信任。相反地,在那兩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著偵伺對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醫生正式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並住進大連一家療養院,由北京醫院一位護士全天候照顧。岸青與那位護士談了戀愛。但家裡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遺孀劉思齊的妹妹張紹華。心碎的護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這件事發生後年余,當時任毛澤東秘書和宣傳部秘書長的胡喬木請我到家裡,給他檢查身體。當時他患有過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腸潰瘍,經常發作。

胡喬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頭的以福字命名八個堂的最北一個四合院內。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國科學院工作。

我到胡喬木的臥室,胡脫去上身衣服,我給他檢查。

正查的時候,谷羽跑進來。神色張皇地對胡喬木說:「江青來了,快穿衣服。」胡喬木立刻爬起來,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說:「李大夫,對不起,今天不能檢查身體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經大步走進來,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說:「這不是李大夫嗎?」胡喬木迅速答道:「我請李大夫檢查身體。」江說:「還沒有檢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說:「不,已經檢查完了。」我同他們告別,走了出去。

這是第二次與江青見面。這次僅是匆匆一瞥,她給我的印象與第一次相同,只不過讓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門診部工作是極其勤懇的,每天除上下午門診以外,夜間還要出診。另外,我給人們看病時,無論是首長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樣的細心認真治療,從來不會因為他們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態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內上上下下人們的交口稱讚。很多人對我十分信任,甚至願意將個人及家庭的煩惱同我談談。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選擇模範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薦為甲等工作模範。

五零年後調查人員找到了我在集中軍訓時的中隊長徐斌,他正在貴州省息烽縣的監獄中勞動改造。徐完全不記得有我這樣一個人。他們又找到了一些我在東吳中學時的同學,這些人都證明我沒有過政治性活動。總之,他們調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沒有得到我有過政治性活動的證據,甚至有的人還說我並沒有參加這類政治團體。這次調查一共用了兩年多時間,結論是「查無實據」。

我的「階級背景」和這些政治性活動在往後中國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橫掃過時,又會回來困擾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候補黨員。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其實只有《共產黨宣言》、毛的兩篇文章、年輕時我大哥給我念的幾本書和一些共產黨口號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這幾年下來,我對我本身情況的估計,越來越清楚。我五二年雖然終於參加了共產黨,但在工農幹部的眼光里,我永遠是一個本身歷史很複雜的知識分子,不是他們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個被「團結、利用、改造」的對象。因為我是醫生,他們只不過要利用我的醫療技術專長而已。

汪東興是中央警衛局局長,負責最高領導同志的安全工作,還兼任毛澤東的衛士長。我是在中南海門診部認識他的,我們後來成了朋友。他是老共產黨員,參加過長征、在鄉村長大。他在十歲時,因在城裡的街上隨地小解而差點被警察拘捕。汪的父親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獄之災。汪痛恨當時國民黨的腐敗,便加入了共產黨。他在延安認識了毛,並開始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後,他躍升到這個政治職位。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識分子,對我這個接受西方訓練的醫生也特別客氣。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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