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與維特克談話中還津津有味地說起了毛澤東與賀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風波，刻薄地挖苦抨擊賀子珍。
江青是中國政治家，毛澤東的遺孀（圖源：Getty/VCG）
1972年7月19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女教師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應中國對外友協的邀請來到中國，目的是要了解中國婦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她們的貢獻。
據維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一書中說，是中國駐外機構建議她「為什麼不考慮研究年輕的婦女同志，特別是那些近幾年提拔到中央委員會的女同志？還問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給北京寫一封信，說我請求訪問中國，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後來她接到電話說：「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政府處理與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事務的機構）已經邀請我在夏天方便的時候，以個人的名義訪問中國，它將承擔我在中國期間的所有費用。」
在北京，維特克順利地採訪到了鄧穎超、康克清等人。對外友協將報告呈送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接受了維特克的採訪。陪同江青的還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張穎女士等人。江青十分興奮地講述了很多關於自己個人歷史的內容，表現出希望維特克為她寫傳的強烈欲望：
關於我個人的歷史，我的革命鬥爭史，我都可以對你談。唔，還有不少羅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們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給你說，你來寫，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國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他在30年代寫過毛澤東，寫中國共產黨，在西方一舉成名。你很年輕，很有才華。你寫我，寫現代的中國，那就是第二個斯諾，你將舉世聞名。
維特克受寵若驚，立即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江青還宴請維氏並一起到北京護國寺人民劇場觀看樣板戲《紅燈記》。當天她們一直談到晚上11時。江青還與維特克約定，在廣州繼續進行採訪。
陪同江青接待採訪的張穎等人認為江青所談內容嚴重出格，時間也過長，向外交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無可奈何。周恩來也十分傷腦筋，8月17、19、24日，連續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維特克的人員開會，商議對策。針對江青要談解放戰爭歷史的打算，周恩來對張穎說：「不要談什麼戰爭。你到廣州以後把我的意見立即轉告江青同志，只談文藝。再見一次就夠了。」還表示要維特克按期於28日回美國，不要再延期了。周恩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來阻止這件事情。然而江青根本不聽勸告，執意要談，8月25日派專機把維特克接到廣州。在總計長達60多小時的6次採訪中，江青幾乎毫無保留地向維特克講述了自己的歷史，吹噓自己在陝北和毛澤東一起指揮解放戰爭，並且把抗美援朝戰爭等軍事地圖和中央有關部門的內部文件提供給維特克，要求翻譯和接待人員把全部錄音整理成文字送給維特克寫作使用。
江青在談話中還津津有味地說起了毛澤東與賀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風波，刻薄地挖苦抨擊賀子珍：
我聽說你看過關於我和毛主席結婚的事，那是假的，說什麼中央有個決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當時是有人反對的，項英就反對，他甚至打了個電報。……毛主席回電說，「我學孫中山」。
實際上賀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兩歲，是她要求離婚的，我不願和你講這個。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後毛主席給她寫了一封信勸她回來。其實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比如我們打下一個城市，她馬上就要進去，毛主席不願意。……你書里不要寫這些。她什麼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讓她給他剪報都不干。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後她不要，給老百姓，現在我們有她生的一個女兒。是我把她從農民家裡揀回來的。她要求去蘇聯，讓她去了，那正是衛國戰爭時期，非常艱苦。她打孩子，蘇聯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為她瘋了，把她關起來了。她本來有個男孩，毛主席很喜歡，她也丟了。毛主席說，她連一個孩子都不給我留。（維特克：賀子珍的女兒叫李敏嗎？）是的，她隨我的姓。
說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還細聲細氣地哼起了上海小調：「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呀捨不得離……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江青嬌笑著說：「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數出名字來，他們還使用各種手段哩。以後都成了知名人士，現在又被打倒了。哈哈，還是不說他們吧。有趣的一次，是你們美國人，是一個水兵，也許是喝醉酒了，搖搖擺擺在上海外灘走著，向我迎面走來，他站在我面前，擋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個軍禮：兩腳一併，咔嚓一聲。我回頭想走開，那傢伙嬉皮笑臉向我走近來，雙手也伸過來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給他一巴掌。他還是笑嘻嘻，又是咔嚓一聲，敬了個軍禮，還說對不起呢。你們美國人，還是懂禮貌的……
（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第22、23、54、55、56頁）
整理談話記錄的張穎覺得江青的話實在不堪入耳，就刪去了有關賀子珍的一些內容。江青發現後大發脾氣，後一想這些話由自己口中說出確實有損形象，竟然要張穎寫成是張穎在延安聽說的，被張穎拒絕。
十幾萬字談話記錄整理好後，分送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審閱。張、姚一字未改，退給江青。周恩來閱改後認為問題太多，不宜外送，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周恩來在電話中對江青說：「關於你個人歷史部分，已經送給維特克女士了。最近送來這些，過於龐雜，涉及面很廣，一時也難予核對，是否可以不給或少給呢？」江青說：「這怎麼可以，這裡要講個國際信譽嘛。」年底，周恩來召集有關接待人員會議，宣布：已經請示毛主席，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記錄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歸入檔案（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第163頁）。
此事到此已經基本結束。然而，1973年，香港有人寫了一本《紅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陸後，社會上傳說就是維特克利用採訪材料寫的，引起了軒然大波。實際上，維特克寫的書1977年才出版，名為《江青同志》。這時候江青已經入獄。
《紅都女皇》事件當時在社會上不脛而走，沸沸揚揚。但中央是否有處理，始終是個謎。
研究「文革」的權威專家、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教授范碩少將在他的著作《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中記載說：後來中央決定，讓一位外交人員不惜用巨金買下版權，把這本書送回國內。毛澤東看了後非常氣憤，揮筆寫道：「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范書還說，周恩來看到毛澤東不過是在氣頭上，並沒有下定處理江青的決心，只好「暫緩執行」（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下），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62頁）。這一批示後來被其他一些著作轉引，范氏堅持自己曾經看到過毛的批示。但是《周恩來年譜》等書對此中並無隻字。
此事在中國引起了大風波，是毫無疑問的。有以下的幾段記載為證：
張穎1973年到加拿大任政務參贊，年底聽國內來的代表團有人說，「現在國內正鬧著《紅都女皇》，為這江青還挨了批評。又說美國有個女記者採訪江青後寫了這本書，現在全國都在追查謠言什麼的。」張告訴他：「據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書，可能是一個女華人寫的，吹捧江青，說江青將要成為一個女皇了。但這與維特克採訪江青完全是兩回事。」1974年秋末，張穎回國，了解到「全國追查謠言的事還沒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確實是維特克與江青的談話內容」。她從外交部有關人聽到一種說法：不知道是誰把江青與維特克談話中有關《紅樓夢》的部分傳抄出去，恰恰《紅都女皇》也傳開了。可能是江青怕把兩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尤其令我吃驚的是，我們當時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記錄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這時候，張去看望葉劍英，葉忽然轉變話題問：「江青和維特克那次事情怎樣結束的？」張告訴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記錄材料都搬走，而且燒毀了。葉只自語說：「這事有蹊蹺。」（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第164、165、167頁）由此看來，這時在中央還沒有就江青見維特克一事做出正式處理，至少在政治局範圍沒有，因為連葉也不知道詳情。據筆者所知，許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文革」後也表示不知道毛澤東對此事有否批示。
但是，也有些記載認為當時中央確實有強烈反應。朱德的孫子在回憶錄中說：
有一天，爺爺的秘書送來一封給爺爺的信，打開一看，是反映江青問題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經接見過一位美國女學者維特克，談了一個星期，吹噓自己，於是，就有了根據維特克這次採訪出版的書《紅都女皇》，在世界上影響很不好。
爺爺看了信，感到問題性質嚴重，江青胡亂說話，影響竟然跑到國外去了。因為她是主席夫人，頤指氣使，誰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問題反映到這裡來。爺爺覺得不能把問題壓下來，就畫了圈，寫了：此事重大，須慎重處理，並報送主席。
據說，毛澤東看了《紅都女皇》，氣憤難抑，寫了對江青的批示「分道揚鑣，攆出政治局……
（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頁）
此說雖然把《紅都女皇》與維特克採訪混為一談，但確也說明中央領導人中當時有人反映此事。購買維特克版權一事，也有雪泥鴻爪可尋。
粉碎「四人幫」一周後的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葉劍英等接見上海馬天水等人時，華國鋒在講話中歷數江青罪狀曾說：
江青和美國女作家維特克談話，談了六次，貶低主席，內容下流。「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說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張穎又受到葉劍英召見，要她把當時的記錄與情況整理出來。外交部成立了由張穎負責的材料小組，宣布「現在部里有責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審查江青一夥的組織，把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經過情況整理出來」。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見了張穎等人。據張穎回憶，此後還有一些傳言，說周恩來為避免維特克書出版的不良影響，令中國駐聯合國有關人員，用高價收買維特克版權，使之不能流傳。張認為「據我當時所知絕無此事」。更為離奇的是，1992年張接到美國友人陳香梅寄來的美國中文報刊《時報周刊》，內中有文章稱通過採訪維特克，了解到的內幕是：周恩來利用江青好出風頭的特點，刻意安排了維特克採訪江青，並讓親信張穎陪同，據此寫成《紅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後周轉呈毛澤東，激怒了他，從而使毛、江疏遠……這種說法當然是荒誕至極的，為人謹慎的周決不會出此下策。
綜上所述，我們雖然不能完全解開《紅都女皇》之謎，但也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維特克採訪時說了很多極不得體的話，特別是有關毛澤東在延安的私生活，影響很壞。但當時因為記錄稿沒有傳出去，並沒有立即產生風波。而1973年以後香港《紅都女皇》的出版，成為導火線，中央有人聯繫起來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至於毛的那段「立即攆出政治局」的批示，為什麼沒有在粉碎「四人幫」時作為最有力的上方寶劍公布？仍然是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