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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青:好多人因男女關係入獄

1968年底,2.8萬名北京知青乘坐「東方紅號」專列到延安插隊。在延安,至今還有好多知青們留下的後代。面對記者,他們中的一些人敞開了心扉,但大多數選擇了沉默。

1979年1月,雲南知青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我們要控訴,我們要告狀”的標語(圖源:周公正的博客)

延安的兒子,沒有到北京尋找親生父母

多年以來,33歲的付育華經常會做一個非常奇怪的夢。

夢裡,他只有三四歲的樣子,一個白凈的女人坐在炕沿,遞給他一包好吃的,然後緊緊地把他抱在懷裡,女人的淚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臉上,很燙。這時候,會有一個陝北口音的女人說:“你要走了,給娃多說幾句話。”

付育華是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的一位農民。他清楚地記得夢裡的事情發生在冬天,透過窗欞可以看見漫天飛舞的雪花。

他曾十分好奇地給父母講過這個夢,父母說,夢見女人是該給你娶媳婦了。2002年國慶節,付育華與當地一位女子結婚。次日,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動向他說起那個夢,“你說過的那個夢是真的,那個白凈的女人是你的親生母親。”

1973年,剛剛出生兩個月的付育華被送給了延川縣的一個農民家庭。那時,他的親生父母沒有結婚,他們的身份是北京知青。

1968年底,有2.8萬名北京知青乘坐“東方紅號”專列來到延安。

延川縣位於黃河邊上。付育華的養父母告訴他身世的同時,曾十分大度地對他說,他可以到北京尋找親生父母。但付育華沒有這樣做。

“誰不願意認自己的親生父母呢?”付育華說。不去北京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回北京後是否結婚了,“如果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現只會給他們惹來麻煩。”

從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裡,付育華了解到親生父母當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親因為出身不好,插隊後經常被作為“火靶子”――“鬥私批修”的對象。有一次,幾位一同插隊的知青嘴饞,慫恿他的父親偷來老百姓家裡養的一隻狗,殺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為由對其進行“鬥私批修”。付育華的母親看不過眼,站出來說了幾句公道話。

1973年初,當地知青統一檢查身體時,付育華母親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幹部找到她,輪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華的父親強姦罪,並允諾她可以提前調回北京。據稱,當時已經給付育華的父親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母親始終堅稱那是她自願的。

“那時候的男女關係抓得很緊,好多人因此進了監獄。”在延安市黃陵縣插隊的北京知青於光雲對記者說。

於光雲曾有過類似痛心的經歷。一位同來插隊的知青和他談了兩年多的戀愛後,肚子慢慢大了起來。在懷孕已經8個多月再也無法拖下去的情況下,於光雲回到北京提親,結果被對方的父母一頓臭罵,趕出了家門。在父母的陪同下,那位知青去醫院做了流產手術。

1975年,於光雲和黃陵縣的一位女子結婚。這一決定,讓他返城的願望徹底破滅,成了一名真正的陝北人。如今,於光雲已經是兒孫滿堂。

我嫁給了一個北京人,卻連北京都沒去過

於光雲家裡的爐子上,經常燉著肉,香氣四溢。“周圍的人常說,我們北京人光為嘴活著。要在北京,天天桌上會有肉,雞鴨魚肉變著花樣吃,但在這裡就不行了,一個禮拜吃一次肉還有人說閑話。”於光雲說。

為這,老婆和他吵過很多次架。每次吵架,老婆都會說起孩子小的時候,有一次高燒不退,但於光雲拿不出住院費,差點耽誤了孩子性命的事,“你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哪像過日子的樣子。”

不過,於光雲的老婆承認,這麼多年來身體還可以,“吃的東西都有營養。”

同樣留守在黃陵縣的北京知青張彥門早已習慣了吃陝西的麵食,老婆蘇小玲快人快語,“彥門以前愛吃米飯,我喜歡吃饃饃,但彥門很體貼人,都是他隨著我。”

和張彥門結婚多年,蘇小玲第一次回北京的家是2005年的元旦,“有人說我嫁給了一個北京人,卻連北京都沒去過。”

那次北京之行,兩個人心裡都不是滋味。只剩一年就要退休的張彥門對北京的思念日益強烈,但他發現,蘇小玲並不喜歡這個地方。這讓他退休後返京的希望又一次破滅。

“太大了,一出門就要坐公交車。生活上也不習慣,經常愛下館子吃飯,不在家做,米飯我又不喜歡吃,還要天天洗澡。”蘇小玲說。

“結婚這麼多年來,我沒進過理髮館,都是老婆給我理。”張彥門說。

張彥門曾有過一次婚姻,那是在插隊時認識的,因為一次意外事故,他被燒傷,當地的一位女子主動照顧他,兩人從此有了感情並於1975年結婚。但她在1993年回北京時,在北京火車站的樓上跳了下去。“到現在我還沒搞清楚,她為什麼要自殺。”張彥門說。

知青母親對女兒說:“你不要結婚!”

上小學以前,袁京紅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媽媽。該上學時,奶奶讓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紅和同學吵起架來,同學說她沒有媽媽。她哭著跑回去問奶奶,“我為什麼沒有媽媽?”

奶奶告訴她,她的媽媽在她8個月大的時候去了北京。

“那時候,我就開始恨我的媽媽,她怎麼不管我,為什麼非要走?”袁京紅說。

再次談起這個話題,今年33歲的袁京紅已經不再埋怨媽媽了,“我成家已經好幾年了,孩子都7歲了,我能理解媽媽當時的心情。”

袁京紅的母親是當年插隊宜川縣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當地的一位農民結婚生下袁京紅不久後,她得到了一個返城的指標。

1995年,袁京紅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寫信的人告訴她,他是她的外公。在信里,她得知,她的媽媽在回京一年後就精神失常。

隨後,袁京紅去北京,見到神情獃滯的母親,她問,“你認識不認識我?”

“你就是我陝北的女兒。”母親說。

外公告訴她,母親回到北京後,因為一時找不到工作,壓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丟在了陝北,對她的打擊也很大。

袁京紅在北京呆了兩周,臨近回陝北時,外公再一次問她,“你覺得北京好還是陝北好?”袁京紅說還是我們那兒好。外公顯得非常失望。在去北京前,奶奶也問過她,“你還會不會回來?”袁京紅肯定地說,會回來。

回到陝北後她才知道,自己去了北京後父親三天沒有睡覺。“父親從來沒有給我說過母親的事情。”袁京紅說。

兩年後,袁京紅結婚的前一個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讓母親看一看自己的對象,沒想到,母親告訴她――“你不要結婚!”

袁京紅結婚後,曾給外公寫過一封信,但沒有迴音,雙方從此沒有書信往來。

母親曾給她留下一個電話號碼,但她不敢打,因為聽外公說,只要母親一聽別人提起她就會離家出走。她也曾撥過一次電話,不過聽到母親的聲音後,她一句話也沒敢說就掛了電話。

“我想帶著兒子去趟北京。”袁京紅說。她想告訴母親,她結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希望能藉此打開母親的心結。

同在宜川縣工作,和袁京紅同齡的康曉霞也有和她一樣的過去。不同的是,康曉霞的父母都是知青,在他們沒有結婚的時候就生下了她,並且把她送了人。之後,她的父親回了北京,母親在當地結婚。

上中學時,養父告訴了康曉霞的身世,她去親生母親家住了兩個星期就又回到了養父家裡。

對於自己的身世,康曉霞說她從來沒有怨恨過自己的親生父母,“在那個封閉的年代,我能理解他們。”

康曉霞的家離自己的親生母親的家並不遠,她說,兩個人偶爾在路上會碰見,但沒有過多的話。

在延安,還有好多知青們留下的後代。面對記者時,他們大多數選擇了沉默。

精神失常後,她再也沒有離開過壽豐鄉

聽到村支書喊“北京來記者看你了”,趙純慧獃滯的眼睛裡透出些許興奮。

“瘋了幾十年了。”村支部書記說。

趙純慧生於1949年,北京99中學六八屆初中畢業。“文革”開始不久後,她的父親因“反革命”罪被抓進監獄,母親因此發瘋。1968年底,在街道幹部和學校領導的再三動員下,趙純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來到延安市宜川縣壽豐公社插隊落戶。

插隊第一年的過年,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親了,但趙純慧沒有路費回不去。家人給她寄來30塊錢,讓她在當地過年。趙純慧捨不得花,把錢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她僅有的30塊錢突然不見了。趙純慧步行近百里到縣上給管理知青的幹部反映了情況,但還是沒有找到。那件事發生後不久,趙純慧就精神失常。

為了照顧趙純慧的生活,在幾級黨委的批准下,趙純慧被組織安排嫁給了當地的殘疾農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趙純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關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鄉政府種菜,由一位放羊娃轉為正式職工。

趙純慧結婚後,生了三男一女四個孩子,生活進入了極其艱難的狀態。後來,長期關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紀實攝影師黑明對留守知青趙純慧的生活進行了報道,引起社會關注,她因此得到一些資助。

趙純慧的父親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工程師,她小時候曾受過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對於本刊記者的採訪,趙純慧只是傻傻地笑,只有提到北京或者一些她所熟悉的知青的名字時,她的眼神才會流露出些許光亮。

精神失常後,趙純慧再也沒有離開過壽豐鄉。幾乎每天,她都會坐在村頭的石頭上,一個人唱著當年知青們自編的歌曲,“從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麼遙遠/告別了父母/離開了城市/我插隊到延安/那天夜晚我夢見/媽媽來到我的床前/輕輕撫摸著我的小臉/淚水灑在我的胸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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