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對自己的形容至為貼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引用了一句歇後語：「我是和尚打傘」，以說明他自己是「無發（法）無天」。那天的翻譯對此一歇後語不熟悉，因此將這句歇後語翻譯成「一個孤寂的和尚，打著破傘，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諾和許多繼他之後的無數學者以為毛有一種悲劇性的孤寂情結。這真是個天大的誤解。毛其實是在大言不慚的告訴斯諾，他就是神祗，他就是法律——「無發（法）無天」。
毛見外國人時，給毛當翻譯很不容易。他在會談時，常引用詩、文及俚語。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談，引用了清康熙時文華殿大學士張英的典故：張英的家人與鄰居爭地界，發生糾紛，給他寫信，他賦詩代信回覆：「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讓地三尺，對方為此也讓三尺，成了一條六尺巷道。毛引用了這詩的最後二句，用以表明他對中蘇之間邊界糾紛的態度。當時我看翻譯十分為難，我不懂俄文，不知怎麼譯，但從尤京一臉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沒有聽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會見印度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談到和平共處，引用了宋末趙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給趙的一首詩：「你儂我儂，忒煞多情，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他藉此說明中印二國的親密關係。翻譯很為難，說了很久，我不知道對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慶祝蘇共國慶四十周年時，毛在大會上講到團結的重要性時，引用了俚語：「一個籬笆三個椿，一個好漢十個幫」。為解釋這句話，翻譯弄得一頭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會見基辛格，毛引用《紅樓夢》中王熙鳳對劉姥姥說的一句話：「大有大的難處」，來說明美國的處境。可是這句話怎麼也譯不清楚。
毛常告訴我，「我念的是綠林大學」。毛是個徹頭徹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權威，力求駕御一切——從最高政治決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細枝末節，中南海內凡事都須經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著打扮。中國的重大決策必須通過他的批准。
毛沒有朋友，自外於一般的來往接觸。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親生子女更少。就我所知，毛對第一次見面的人雖很親切，其實是鐵石心腸，感受不到一絲愛或友情的溫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雜技團表演「人梯」，頂上的一名幼童失手，頭朝下跌到地板上。這是舞池，沒有任何保護設施。轟隆一聲巨響，大家都驚叫起來。孩子的母親也是雜技團演員，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時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場一片鬧烘烘時，毛與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團員仍在說說笑笑，喝著茶，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事後毛未過問幼童的情況。
我始終無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許他曾目睹過多死亡，因此對人類的苦痛變得無動於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楊開慧及兩個弟弟毛澤民、毛澤覃都被國民黨處死，大兒子毛岸英死於朝鮮戰爭中，他有數名子女在長征時夭折或是失散，永無下落。但我從未見他為失去這些親人表露過任何情感。事實上，由於他一再逃過這些劫難，似乎只讓他更相信自己會長命百歲，對那些死去的親人，他只淡淡的說：「為了革命理想，總有人得犧牲。」
毛雖然行止孤獨，消息卻很靈通。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床上，一連好幾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於閱讀，並總要他身邊的人，用口頭或書面向他報告中國境內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對上自中國偏遠地區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宮闈中的傾軋奪權，都瞭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縟節。一九四九年，當時政務院典禮局局長余心清建議，按照國際禮節，應該穿黑色衣服，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見外國大使。毛聽到後，大發脾氣說：「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慣，搞他們那套做什麼。」他穿灰色中山裝，膠底黃色皮鞋接國書。從此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也一律穿灰色套裝了，於是馳名於世的「毛服」也就隨之出現。余因此被調職，文化大革命時余自殺。
毛拒絕服從任何時間表。他神出鬼沒，行蹤飄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條路。他從不重蹈過去的足跡，永遠另闢蹊徑。無論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國家大事上，毛總勇於追尋前所未有的途徑。
毛對歷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閱的是歷史書籍。他看過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慣於用過去來注釋現在。他對一些歷史人物的評論，與我過去的想像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觀點中，沒有道德的顧慮。我在知道毛不但認同中國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髮指的暴君後，非常震驚。毛不惜用最殘忍暴虐的方法來達到目標。
毛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紂王開闢了東南大片土地，使中國的疆土東抵大海，而且對中國的民族統一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比幹這些人反對紂王的開拓疆土政策，當然要殺掉。紂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實，但是哪個皇帝不搞？
毛說：秦始皇是中國的廣闊版圖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奠基人。至於焚書坑儒，焚的是宣傳分裂的書，坑的是主張分裂的儒，而且殺的儒生不過四百六十個，實在算不上什麼。有些人在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點，儘量擴大，不計其餘」，完全顛倒黑白。
毛對武則天推崇備至（後來文革中江青以武則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談到武則天。我說：「武則天疑心過大，告密過濫，殺人過多」。他說：「武則天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進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門大族想方設法推翻她，是事實，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這些人的陰謀呢？將想殺死她的人殺掉，有什麼不應該？」
隋煬帝則是溝通中國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結合起來的偉大人物。中國的大河都是由西向東入海。隋煬帝開了由北向南的大運河，象一條大腰帶，將中國攔腰捆住。毛說這段歷史是唐人給完全歪曲了。
西方領袖中，毛對拿破崙極為推崇。他認為拿破崙打破了古典戰爭的常規，使戰爭的戰略和戰術起了革命性的改變。譬如，他進攻時，用密集大炮轟擊取勝。毛推崇拿破崙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崙進攻埃及時，曾帶領大批學者、科學家到埃及，並因此建立了埃及學，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這個事件的啟發下，毛也決定組隊到黃河的發源地青海省，去探尋中國文明的源頭。
一九六四年汪東興組織了一批學者，包括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地質學者、水文學家和工程學家。汪為此從內蒙古及寧夏調來馬匹，成立了一騎兵連，還另外調來大批行軍器材和裝備。毛和我每天一起練習騎馬。毛最後決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傳來美國軍隊直接參加越南戰爭的急電，這樣毛才取消黃河行的決定。
毛的歷史觀與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愛借古喻今，並自認對中國歷史有極大貢獻。我認為中國歷代宮闈奪權詐術對毛思想上的影響遠大於馬列主義。毛是個革命家屬不爭事實，他的目標是將中國改造成富強大國，但他卻從過去的專制歷史中尋求統治方法和權力傾軋的對策。
中國歷史對毛所追求的新中國作用不大。毛認為中國文化已停滯不前，他要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學習外國，改進外國思想，並使其適應中國國情。他常說：「中國的東西也可以摻雜一些外國的東西，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驢非馬，成了騾子也不壞。」
毛認為社會主義能激發中國人民的蓬勃創造力，並重造過去的盛世輝煌。蘇聯是最早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蘇聯尋求靈感。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堅持中國要「一邊靠」。毛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的是求中國富足強大，文化復興。換句話說，要創造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常說未經消化吸收的全盤西化不好，他也從未提倡將蘇聯那一套原封不動的搬來中國。他認為蘇聯在建設中成功的或失敗的經驗都可作為借鑑。
從毛第一次召見我開始，他便將對美國和西方科技的讚賞表露無疑。他深知要重振華夏聲威，光學習蘇聯是不夠的。因此他對「一邊靠」的口號很有保留。
毛對自身的歷史定位十分肯定，他從未質疑過他的角色。他是最偉大的領袖，萬王之王——他統一中國，並將改造中國，使它恢復過去的輝煌。毛從未跟我用過「現代化」這個詞。毛不是現代人，他念茲在茲的是使中國恢復昔日的繁盛風華。毛是革命家，也是和傳統決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國，重振大漢天威。毛將締造自己的萬里長城。他的不朽與中國的偉大交織在一起。整個中國都是他指下的試驗場，毛就是中國。任何與毛思想相左或膽敢向他挑戰的人，都被毛視為異端。毛毫不留情的剷除敵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難接受毛竟會如此輕賤人民的性命，以達到他的目標。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總理訪問中國。毛與尼赫魯會談時，毛明確表示，原子彈無非是「紙老虎」，為戰勝帝國主義，值得犧牲幾千萬中國人民的性命。毛這樣告訴尼赫魯：「我不相信原子彈有那麼不得了，中國這麼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彈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萬、兩千萬算不得什麼。」這些話當時使尼赫魯大為吃驚。
後來毛在一九五七年於莫斯科的演講中又說過，中國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億人）也算不上什麼，我們可以再製造更多人。
直到「大躍進」，上千萬中國人民死於饑荒，我才開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備至的暴君之間的相似之處。毛知道有上千萬人餓死。他無動於衷。
我經過一再思索後，終於搞懂了毛的歷史觀點。此外，他這番話也是在明白告訴我，今後我對他只能絕對服從，不可稍加異議，忠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宮闈世界，總有如霧裡看花，覺得毛如此偉大，為他工作如此光榮，想離開一組簡直是不可思議，只有那些對毛不夠忠心的人才會被驅逐在朱牆之外。全中國也沒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離開一組的人。
一組裡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來因為毛對他們有救命之恩，讓他們有安全感（就象我的政治歷史被毛一筆勾消一般）；二來他們崇毛如泰山北斗，視他為中國的救星。但卻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馬屁，向毛爭寵。毛的心裡也很清楚，只因為他有用得著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著他們，一旦利用價值沒了，毛便一腳把他們踢開。
一次我同汪東興談話，我向汪提出了這個疑問。汪說：「為人民服務，總要有具體的人啊。為毛服務，還不就是為人民服務。你在這裡工作，是黨分派你來的，還不就是為黨工作嗎？」
「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是毛喊出來的。中南海南牆入口的新華門後，這幾個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牆上，它也擋住了中國老百姓一窺今日紫禁城中高級領導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視線。在中南海的政治學習中，總是強調要「為人民服務」，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個人。這口號使我激動不已，因此決心加入共產黨。
後來我發現在毛這裡工作，卻成了向毛爭寵。而毛呢？從來不用親自穿鞋脫襪，梳洗理髮。我對這「為毛服務」的一組現象非常不解。
我那時年輕天真，便聽信了汪東興這番教誨。
毛一旦懷疑一組人員和其他領導人——不管是周恩來、林彪或是劉少奇——關係過於密切，便立即將他們撤換。毛警告我：「禍從口出。」此後二十年中，歷盡各次政治運動，不論是「大鳴大放」，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報」、「小字報」，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於毛的醫療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殘酷暴虐之後，我也一逕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國只有毛有獨立意志。
但我此時仍崇敬毛，他是中國的救星，民族燈塔，最高領袖。我將中國視為一個大家族，我們需要一個族長，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領導。我為毛主席服務就是為中國人民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