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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歷史結論

古人說蓋棺論定無翻案。毛澤東、周恩來已死四十年,史家給二人做一歷史結論: 毛澤東,大土匪,准漢奸,賣國賊,禍國殃民,罪溢四海,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萬死不能償其罪。 周恩來,偽君子,真幫凶,害人蟲,助毛為虐,惡滿天下,決東海之波,流惡不盡,千刀猶難斬其惡。

古人說蓋棺論定無翻案。毛澤東、周恩來已死四十年,史家給二人做一歷史結論:

毛澤東,大土匪,准漢奸,賣國賊,禍國殃民,罪溢四海,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萬死不能償其罪。

周恩來,偽君子,真幫凶,害人蟲,助毛為虐,惡滿天下,決東海之波,流惡不盡,千刀猶難斬其惡。

罪惡事實:

一、大土匪

1.搶掠和綁票

共產國際自1920年組建上海共產黨支部以來,都按時撥給中共活動經費,當蘇俄經費未及時匯到或不足以支撐中共活動時,中共便採取打土豪、綁票、搶掠或強行“借用”財物維持生存發展。

1930年7月,方誌敏率紅軍搶掠景德鎮,除留下贛東北蘇區自用的錢財珠寳外,僅解往中央蘇區的就有赤金2箱,白銀48箱。還綁架了在景德鎮經商的多名外國商人,並將他們押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贛東北省省會葛源,獲得贖金後釋放。

景德鎮中國最著名的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家產被哄搶一空,鄧碧珊被方誌敏處死。

美國傳教士師達能(John Stam)、史文明(Scott Betty Stam)夫婦1934年12月6日被中國紅軍第十九師師長尋淮洲扣押,要求師達能夫婦傳信上海教會總部,送兩萬大洋前來贖人,遭到師達能夫婦拒絕,12月8日在安徽省旌德縣廟首鎮,夫妻二人被公開處決。

2.強借——變相搶掠

賀龍的借條:“借愛國人士周連池先生大米陸拾肆斗、大肥豬壹條、銀元肆佰貮拾塊、銅錢伍佰塊、小錢十貫,祖國統一時來中央。八路軍賀龍”,時間是1945年3月,蓋有賀龍和一位名叫陳菊生的印章。

1935年7月,紅軍到達松潘毛爾蓋一帶,籌集糧食,留給藏民仁青卓瑪家的“割麥證老庚:我們在這坵田內割青稞1000斤,我們自己吃了,這塊木牌可作為我們購青稞的憑證,你們歸來後(按:藏民聞紅軍要來,都逃走了。所以割麥證上寫‘你們歸來’。)可憑此木板向任何紅軍部隊或者蘇維埃政府兌換你們需要的東西,未曾兌得需要好好保存這塊木牌子。前敵總政治部,麥田第××號。”據統計,紅軍長征時在阿壩州境內先後籌集糧食500萬公斤以上,除了青稞和氂牛,一些人甚至將來年的種子都“貢獻”出來。

3.強收天下耕地和工商企業歸黨所有

1953年中共開始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土改時分給農民的土地經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將土地收為集體所有,即共產黨所有,1958年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農民成了農奴。

1954年中共開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採取公私合營的方式吞併私人企業,改造為公有制企業,成為共產黨的企業。

二、准漢奸

漢奸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准漢奸,典型之漢奸也。毛澤東的共產黨是俄共(布)組建和豢養的叛國漢奸集團。

1920年2月,俄共(布)領導的共產國際成立遠東局,組建中國和遠東地區國家的共產黨,開展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遠東局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中文名吳廷康)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組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支部——“中國共產黨上海支部”。

1921年7月23日,共產國際代表人馬林(Maring)與尼科爾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本名В.А.Нейман,共產國際特工,蘇俄安全局大尉)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7月,中國共產党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在斯大林逝世之前,斯大林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實際上的最高領導者。

毛澤東自共產黨成立後便取領取蘇俄的盧布津貼,隨著共產黨的發展,蘇俄的援助金額也增加。

1922年,毛澤東每月津貼至少為20金盧布。

1924年中華全國工會聯合會共產黨支部書記ВанКэцюань說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是斯大林的中國分部“CSS”—“China Stalin's Section”或叫中國的“斯大林集團”或叫“中國的斯大林分子”。

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中正要求反對北伐的蘇軍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副團長拉茲恭和羅加切夫離開中國回蘇聯。

1927年,蔣中正識破斯大林令中共通過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進而奪取中國政權的陰謀,奮起反蘇清共,汪精衛和平分共。斯大林乃決定令中共暴動,實行蘇維埃化,於是批准羅明納茲(В.В.Ломинадзе)和布柳赫爾(А.К.Блюхер)執行南昌暴動和南下廣州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計劃。

南昌暴動三人領導小組:譚平山、張國燾和周恩來;暴動小組的軍事顧問是蘇聯第55步兵師代師長庫馬寧(М.Ф.Куманин,化名紀甘Зигон)。

廣州暴動的決策者是斯大林,具體策劃者是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諾曼(Heinz Neumann/ГейнцНойман)、羅明納茲和義大利裔蘇聯人裴魯索(Edmondo Peluso/ЭдмондоПелузо),他們和蘇聯駐廣州領事館的官員也參加了暴動。因此,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哈西斯(А.И.Хассис)和四名領事館官員被中國政府軍處決,領事帕赫瓦林斯基(Б.А.Похвалинский)夫婦亦被逮捕,因駐廣州外國領事團說情,未被處死,被驅逐出境。

1929年張學良試圖收回蘇聯人控制的中東鐵路,中共遵依共產國際的要求,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反對中國政府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1930年,蘇聯每月給中共活動經費42000墨西哥元。

1930年9月-1931年4月,蘇聯紅軍總參謀部偵察局第四處副處長А.Ю.Гайлис和處長助理В.П.Малышев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組長和顧問。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191(Б)次會議“關於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

“責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把支持這個代表大會的資料分發給各黨,讓各黨給代表大會發去賀電。”

1931年11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192(Б)次會議:a)批准中國共產黨關於政治局組成人員的建議。б)批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關於任命毛澤東同志為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建議。

1931年11月7日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出任蘇聯炮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曼弗雷德·斯切恩(Manfred Stern/МанфредШтерн),德裔蘇聯人,1932-1934年在中國蘇區任中共首席軍事顧問,組織並參加了“長征”,1935年回莫斯科。

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李德(Otto Braun/ОттоБраун)1933年9月到中國蘇區,1934年5月,李德和博古(秦邦憲)、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指揮反圍剿戰爭。

К.Н.Деревянко大尉1936-1938年任靠近新疆的薩雷敖捷克(Сары-Озек)轉運站站長,負責蘇聯向中共運送軍用物資武器彈藥。

1936年,紅軍抵達陝北,極為困窘,12月斯大林很快給中共送來200萬盧布,不久又送來50萬美元和1166噸燃料、彈藥和其它戰略物資。

1938-1939年,沃羅比約夫(Я.С.Воробьёв)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幫助特區建立起有紀律的正規軍隊。回國後任莫斯科軍區第一步兵師參謀長。

1939年秋天,毛澤東派遣潘漢年等中共間諜,潛伏到日本外務省下屬的“岩井公館”,把通過國共合作獲得的重慶國民政府的軍事情報高價賣給日本。

毛澤東還讓潘漢年向“岩井公館”的主人岩井英一提出“中共軍隊和日軍停戰”的提議。為了協商停戰一事,潘漢年通過岩井英一的介紹,與南京汪精衛政府的軍事顧問、日本特務機關長影佐禛昭見面,又在影佐禛昭引薦下與汪精衛見面會談。

1943年春夏之交,潘漢年和日軍華東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達成密約:日軍停止進剿新四軍,新四軍不再破壞津浦鐵路,使得日軍作戰物資順利運到對國民政府作戰的前線。

1942年1月,斯大林為加強對中共的聯繫與指導,派蘇聯紅軍少將外科醫生阿洛夫(А.Я.Орлов)到延安中共政治局,任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密碼電報通訊聯絡員,併兼任毛澤東及其家庭的保健醫生,他的助手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軍官Мельников。阿洛夫1949年中期回蘇聯。

共產國際駐延安與中共中央領導的聯繫人弗拉基米羅夫的《特區日記》(1942年5月-1945年11月)也記載了毛澤東的叛國漢奸行為:

1942年9月16日-10月19日

八路軍與日軍和平相處,冬季日軍能很方便地駐紮在居民點內。與他們相鄰的八路軍毫無作為。在華北,中共領導對相鄰的日本遠征軍不採取任何有效措施。這是不爭的事實。……延安的政策是減少正規八路軍的戰鬥行動。正如我們相信那樣,八路軍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人。

1945年8月18日

一個偶然機會我看見一封從新四軍總部發來的電報。這封電報內容清楚揭示:共產黨領導和日本侵略軍總司令部之間保持著經常的聯繫。電文毫無懷疑地顯示:共產黨的領導和日本遠征軍總司令部之間有恆定的聯繫。電文清楚表明:與日軍司令部接觸的情報按時定期發到延安。

後來我查明中共軍隊司令部和日軍司令部這種關係早已存在。聯繫的終點是延安-南京。

8月21日

葉劍英把我知道新四軍總部電報內容的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這位中共中央主席長時間向我說明共產黨與日本佔領軍建立聯繫的原因。

這是一件卑鄙可恥的事,毛澤東竭力解釋他的理由。談話現出醜惡情景:與日軍司令部早已建立起聯繫,一直嚴格保密。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澤東的代理人(毛澤東稱他為聯絡員)好像一直隸屬於南京岡村寧次大將的司令部,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在日本反間諜機關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在新四軍總部里,中共中央主席的情報員等待日本的代理人,日本代理人的情報立即從新四軍總部用密碼電報發到延安。

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日軍投降後,把繳獲關東軍的武器裝備全部轉交給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9-11月,紅軍就交給中共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327877支步槍和卡賓槍、5207挺機槍、5219門火炮和迫擊炮、743輛戰車和裝甲車、612架飛機及1224輛汽車、拖拉機和牽引車;紅軍還移交給民主聯軍679處軍需倉庫,稍後又向中共軍隊轉交部分蘇聯武器。紅軍協助中共在東北建立根據地,幫助中共建立起有戰鬥力的能進行現代戰爭的軍隊。1946年5月,蘇軍撤出東北,留下軍事專家和部分技術官兵參加中國內戰,1946-1950年,蘇軍戰死和傷病死共936人,按7:1的傷亡比,可知蘇軍的傷亡人數約為7500人,蘇軍參加中國內戰的多為炮兵、戰車兵、航空兵、教官、顧問,傷亡率不會超過50%,按此計算,蘇軍參戰總人數至少應為15000人。1949年中共建政前,共軍中有1012名蘇聯專家和顧問。1946-1949年,蘇聯援助中共戰略物資總價值為90700萬盧布,約相當於15億美元。

1948年,中國內戰進入決戰階段,斯大林與毛澤東商定,共軍總攻前,蘇聨在西德挑起一場重大危機,轉移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注意力。蘇聨1948年6月24日開始封鎖柏林。遼瀋戰役(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平津戰役(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和淮海戰役(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結束後,蘇聯於1949年5月12日宣布撤銷封鎖。蘇聨給共軍戰略上極大的支持。

現代俄國軍事家А.Б.Широкорад寫道:“老實說,是蘇日遠東戰爭導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中共及其軍隊是漢奸叛國集團,是斯大林豢養和指揮的征服中國的衝鋒隊。1946-1949年的中國內戰實質上是中國人民反共抗俄的護國戰爭,這場護國戰爭中國人失敗了,斯大林用中國人征服了中國,其標誌是中共“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布)的決議”。

(蘇俄、蘇聯自中共成立一直給以從金錢到武器的“革命援助”,甚至依年按月撥給經費。本文只給出四個關鍵時期——成立早期、蘇區割據時期、“長征”時期和1946-1949時期蘇聯援助中共的事例)

三、賣國賊

非戰敗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遵行外國指令或追求區域霸主地位與個人聲望而損害本國領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財產者即是賣國賊。

按此定義,中國歷史上未有賣國賊,戰敗不得不割地賠款,非賣國也。石敬瑭雖有兒皇帝之名,但他是沙陀人在中國境內爭奪地方政權。中國惟一賣國賊毛澤東也。

1949年6月26日,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莫斯科,27日晚向斯大林轉交了毛澤東致斯大林的親筆感謝信,毛澤東對蘇聯給予中國的巨大援助表示感謝。7月4日,劉少奇向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呈遞《中共中央代表團報告》,報告中國革命目前的形勢,新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央政府的組成,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中蘇關係等問題。

報告開頭是“聯共中央斯大林同志:我們敬向你們提出下列報告”,結尾是“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聯共中央對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夠經常地不客氣地給以指示和批評”。報告中,把聯共意見皆稱“指示”如:“最近聯共方面關於這個問題對我們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完全同意這些指示。”“我們以上的這些看法,是否正確?希望獲得斯大林同志及聯共中央的指示。”

這份報告明確無誤地表明聯共和中共是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的關係。

報告中“關於聯共(布)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問題”這一段的俄文載在斯大林文集第十八卷:“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聯共(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司令部,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方面的司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國際的全局利益,因此中國共產黨服從聯共(布)的決定,儘管共產國際已不存在,中國共產黨也未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如果中國共產黨和聯共(布)在某些問題上出現分歧,中國共產黨在說明自己的觀點後,將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布)的決議。”

這是中共向聯共(布)獻上的降書順表,向斯大林跪下了!

石敬瑭稱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皇帝;中共稱蘇聯為老大哥,尚覺未能盡表敬愛之意,經毛本人批准,出版了名為“斯大林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和敬愛的父親”的宣傳畫。畫面是斯大林和毛澤東,斯大林高毛澤東一頭,目視正前方,毛澤東仰望著斯大林,顯示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崇敬和熱愛。(斯大林身高只有1.62米,毛澤東身高約1.73米)。

1950年6月25日朝鮮進攻韓國,爆發朝鮮戰爭,9月15日,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北撤。30日,金日成向蘇聯求救。10月1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要求出兵援助朝鮮,“中國部隊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兵,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

毛澤東遵依斯大林的指示,派志願軍入朝作戰。志願軍陣亡、負傷、病故、失蹤、被俘,共978122人,占入朝作戰總人數190萬人的51.5%,全部戰爭費用高達100億元。中國地未得一寸,利未得一分。1951年2月1日,反被聯合國大會以44票對7票通過決議,譴責中國侵略韓國。這是聯合國自1945年成立以來第一次把一個國家譴責為侵略者。

中國還向朝鮮無償提供了總值人民幣72952萬元的戰爭急需及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資。1953年11月,中國又無償贈送朝鮮8億元人民幣。

毛澤東讓中國人為斯大林、金日成流血犧牲的抗美援朝是徹頭徹尾的賣國禍國戰爭。

中共自認為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自然要承擔起東亞民族“革命”的責任。1957年毛澤東把海南島以西的北部灣中心的夜鶯島送給越共主席胡志明,讓越南在島上建雷達站,偵察美國軍機。因此中國失去北部灣12.8萬平方公裏海域,減少傳統作業漁場3.2萬平方公里。

1965年10月,應胡志明要求,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鐵道兵、工程兵和後勤部隊共計32萬人,有1442名官兵犧牲在越南。至1978年,中國援越各種物資折價達200多億美元。

周恩來對越南領導人說:為了支援你們,我們不惜承擔了最大的民族犧牲。1957年,中國無償贈予柬埔寨8億柬元(摺合800萬英鎊)的物資。1976年,中國無償軍事援助柬埔寨人民幣2.26億元。

毛澤東妄想當第三世界領袖,《熱烈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新華社1968年2月19日訊),1976年前外援110多個國家。援助毛澤東稱為“歐洲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的金額最多。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援助阿爾巴尼亞的糧食達180萬噸,中國三年大饑荒,中國人在挨餓!

毛澤東的大躍進造成三年大饑荒,民怨沸騰,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提振士氣,1962年10月20日,毛髮動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國軍隊越過1914年英國把西藏境內9.2萬多平方公里划進大英帝國印度殖民地的麥克馬洪線,盡復失地。但1962年11月21日,中國單方面宣布停火,軍隊撤回到“麥克馬洪線”,又從“麥克馬洪線”後撤20公里。印軍9.2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失而復得,又多佔了中國1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澤東為了顯示“天朝的大度和仁義”,放棄了士兵用生命收復的國土。

四、禍國殃民罪

1.土改運動至少殺害了225萬地主

1950年8月26日,劉少奇在向蘇聯大使羅申(Н.В.Рощин)介紹1947年土改過左的情況時說,當時“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

解放後的土改殺了200萬‘地主分子’。有的學者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李肅:1949之後的土改何以要殺人?)

2.1948年共軍圍困長春餓死24.5萬長春市民

根據中共長春市委第一任書記朱光:“救生埋死”總結報告,1948年共軍圍困長春餓死24.5萬長春市民。

3.鎮反運動殺了71.2萬人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報告:鎮反運動全國共捕了2620000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餘名”,71.2萬人是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1.4。

4.1957年反右鬥爭迫害知識分子

中共中央解密的反右檔案: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右派集團22071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3人。31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瘋狂地炫耀殺害知識分子:“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分子552877人。複查核實改正錯劃右派533222人,佔總人數97%;並未平反真正“右派”。

1957年中共還在農村開展對1954年強制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的“社會主義大辯論”,批鬥反對“統購統銷”政策的農民,大辯論中有的農民自殺,自殺人數尚未見全國統計總數,只見到零星的內部報導,如《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彙編》第30輯中“農村自殺情況統計”,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統計9月份8個省農村大辯論中自殺身亡的農民人數: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山東93,河南77,河北58,貴州181,廣西276,青海11。

5.三年大饑荒餓死3600萬-4500萬人

國防大學教授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為4000萬人左右。

國防大學教授林藴暉《三年大饑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炎黃春秋》2009-5):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人左右。

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統計學教授孫尚拱《中國大陸在困難時期有多少人是非正常死亡》(2010年12月炎黃春秋網刊外稿):1961-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400萬人。

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海《社會》雜誌1993年第四、五合期):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4060萬。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45.8萬。

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1959年至1961年全國共餓死3600多萬人。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1959年至1962年全國共餓死3755.8多萬人。一份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達5-6千萬。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Henry Holt and Company.15 April1998;p.271–272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中國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1962):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500萬人,其中有250萬人即6-8%的非正常死亡者是死於酷刑或直接處決。

6.文化大革命遇難者(被批鬥死、武鬥死、受迫害自殺死、鎮反處決死)200萬-300萬人

《爭鳴》1996年10月號報導中共1978年和1984年的“內部調查”的結果:172800餘人非正常死亡,13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處死,237000餘人死於武鬥,73萬餘人傷殘,71200多個家庭被毀。

丁抒《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為200萬,或許接近300萬。

蘇揚《文革中中國農村的集體屠殺》:文革中的中國農村至少有75萬—150萬人被迫害致死;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至少有三千六百萬人經歷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此數據不包括主要城市的受害者數。葉劍英在1982年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到的文革數據:武鬥死亡123700人;在關押批鬥中死亡的幹部115500人;城市死於文革人數683000人;農村死於文革250萬人,其中地主富農分子120萬人;失蹤人口557000人。文革死亡人數達342萬人。(《開放雜誌》2012年10月號金鐘文章《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數》是一位北京學者提供的)

1980年8月下旬,鄧小平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說:“文革死亡人數,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亡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7.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文革十年使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元,1958-1960年三年大躍進損失1200億元,這十三年國家共損失6200億元,這數字相當於中共建政後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總額。

8.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失學

1968-1978年10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共達1623萬,使這些青年人應該讀書時失學。

9.破四舊摧殘傳統文化

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摧殘了中華傳統文化,幾乎毀掉了中華大地上所有的文物古迹,詆毀中華傳統倫理道德,誣衊古聖先賢,欺師滅祖,導致禮崩樂壞,寡廉鮮恥,社會貪腐墮落。

附註:

1.每個俄文片語和人名都可在網上檢索到。

2.金盧布是金本位貨幣,1金盧布相當於0.774234克純金,不受物價影向,可在銀行兌換0.774234克黃金。蘇俄金盧布現在的收藏價為4-5萬美元。

3.古比雪夫(Н.В.Куйбышев,化名季山嘉Kissarka/Кисанька)自1925年在中國華南任政治部蘇軍顧問團團長。1926年3月21日,遵蔣中正的要求與拉茲恭和羅加切夫一起離開中國。1936年任軍長。被非法鎮壓,死後平反。拉茲恭(И.Б.Разгон,化名奧力金Ольгин)自1925年在中國華南任政治部蘇軍顧問團副團長,1935年任軍政治委員。被非法鎮壓,死後平反。羅加切夫(В.П.Рогачев)1925-1926年在廣州華南軍事顧問團副團長。1930年5月,軍官集訓時,手槍走火,被打死。羅明納茲(В.В.Ломинадзе)喬治亞人,自1925年任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27年來中國任共產國際代表,主持中共的八七會議,起草《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1935年,面臨被捕,開槍自殺。布柳赫爾(А.К.Блюхер)來中國前任列寧格勒城防司令,1924-1927年任蔣中正的首席軍事顧問,1927年8月11日離開中國回莫斯科。1935年獲蘇聯元帥軍銜,1938年10月22日被捕,11月9日審訊時被打死,1956年3月恢複名譽。

4.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

5.1922年12月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外高加索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併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

《黃花崗》2016年第4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黃花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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