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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中共國「牛仔」毛澤東

—「平庸惡」泛濫的起源——序陳小雅《中國「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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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就不會沉」,成為一個領袖的座右銘,其實很可怕,我想此乃史教授著墨之意。在後文他寫道:「1957年2月毛在一篇散漫談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開始把他的思想貫徹於中國,顯露出烏托邦式的滑稽與殘忍的怪誕混合,以及狹隘的感知力,那才是橫臥在他性格里的東西」,並提到毛明知餓死了許多老百姓,卻強詞奪理駁斥香港媒體透露的數字,反唇「我們怎麼可能餓死兩千萬人?」

驚悉小雅無法出境。她不止是「八九民運專家,也是國內評毛大家,出過三部「毛著——鉤沉、考證、解析毛史,至今未見出其右者。權且貼出一篇拙作,系作序於其《中國「牛仔》。

「平庸惡泛濫的起源

當小雅稱毛澤東為「中國牛仔弄得我一頭霧水之際,恰好讀到一位漢學家描繪毛如何是一個「游泳迷:「……他六十多歲並主宰中國時,游泳成為他生活的一個中心,在戒備森嚴、專用的巨大游泳室里頻繁地獨自游泳;在中央開會的北戴河海濱他也常游;在南方,他也不理睬警衛和醫生的勸阻,跳進污染嚴重的河裡……再往下的描述,可以讀得出來,是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裡的一個典故,這裡權且轉為中譯原文:「水流緩慢,水可真髒,水色污濁,偶爾有糞便從身旁流過。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個氣箱,全身鬆弛,兩腿微曲,仿佛睡在沙發上。他隨水流漂浮,只有時用手臂打水,或擺動兩腿。毛見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邊說:『身體要放鬆,手腳不要經常划動,只在變換位置時,划動一兩下,這樣既省力又持久。你試試看。』我試了試,不得要領。毛又說:『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會沉。越怕越緊張就要沉。』

耶魯教授史景漢(Johnthan Spence)為《時代》周刊「二十世紀百人系列•領袖與革命家寫的「毛澤東小文里,打趣地說毛在「如何不下沉的方面是個天才,而「只有他的敵人下沉,……(歷數黨內對手、國民黨、日寇、美帝、蘇修)……在自己治下又唆使騷亂,他也不會下沉。史教授特別把毛傳授的這句游水秘訣,作為全篇的點睛之筆,囊括了毛的個性、處世之道,直到政治謀略,這句秘訣很容易讓熟悉毛澤東語言的人聯想到他給自己貼的許多著名標籤:「猴氣、「虎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等,這類潑皮的狠話,中國人大凡也知道是梟雄們愛說的,不知道是否也屬小雅歸納的「牛仔味道?

「不怕就不會沉,成為一個領袖的座右銘,其實很可怕,我想此乃史教授著墨之意。在後文他寫道:「1957年2月毛在一篇散漫談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開始把他的思想貫徹於中國,顯露出烏托邦式的滑稽與殘忍的怪誕混合,以及狹隘的感知力,那才是橫臥在他性格里的東西,並提到毛明知餓死了許多老百姓,卻強詞奪理駁斥香港媒體透露的數字,反唇「我們怎麼可能餓死兩千萬人?到此,那「不下沉的天才已成一句反諷。

至於沉浮之道,唐魏徵曾引「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之明鑑,傳誦千古,「夫君者舟也,也是中國帝王一向如履薄冰的所在,千年「封建主義哪裡有過毛澤東這般「牛仔?人們常說毛「帝王思想濃厚,其實他從來瞧不起「帝王將相;小雅說他鍾情「水泊梁山也不盡然,毛鍾情的是中國歷史里另外一股術道,博學的史教授點出,那是「西元四世紀可怕的法家商鞅。毛視商鞅經驗為中國危機歷史的一種象徵,商鞅酷法峻律,窺出人性「好利惡害之弱點,「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毛蹂躪中國二十餘年,其「不沉之術,全在於利用和驅使人性的弱點,說他是一個這方面的「天才,大概更為恰當,「飢勞苦辱四端,又以「辱字最折服中國人,中國曾是「禮儀之邦,即使禮崩樂壞之後也還是一個面子社會,「樹有皮,人有臉,而毛於侮辱之術,最為精通。

早在延安整風,毛以「懲前斃後,治病救人整治文人,便從摧毀他們的自尊開始,顛倒魯迅「療救文學所界定的「醫生知識分子)和「病人(民眾)的位置,重新詮釋「乾淨和「骯髒的含義,毛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相比,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所以要「脫了褲子割尾巴,要「脫胎換骨,白區來的文人們一旦失去尊嚴,就什麼都喪失了,不僅對王實味被砍頭也認了,還在陝北開始為毛澤東「造神,這個「奇理斯瑪出自喪失尊嚴的中國知識分子之手,實在是一樁奇事。大而言之,毛是瞅准了中國士大夫階層於近代「亡國滅種憂患中積累起「國恥感,而可以置私人榮辱於不顧的文化心理,大施淫威,又輔之以唯物史觀和民粹主義,便蕩滌了士大夫心中的那點浩然之氣。他早就對斯諾說,那些懼怕商鞅的秦國人其實很愚蠢。「侮辱」之術到文革達到極致,「牛鬼蛇神」、「黑幫」、群眾批鬥、「戴高帽」、坐「噴氣式」等等,目標都是凌辱、摧毀人的自尊,置人於「另冊」「不齒」之境,並使挨整者與整人者的位置不斷互換,人人自危,於是毛自然可以「不沉」。文革過來人皆可記得,六六年夏天紅衛兵暴力泛濫時,多少人都是因了「士可殺不可辱」的絕望而自盡的,著名的如傅雷、鄧拓等,平民百姓特別是教師,更不計其數。

毛不僅喜歡利用人們的不齒心態,他還有一種欣賞的雅興,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文革中奉命拍攝中南海里對劉鄧的每一場批鬥會,高度絕密,只送最高層,自然是毛;李志綏在回憶中也提到,中南海批鬥劉鄧陶的第三天,毛遠在杭州,就叫李乘專機前去向他面陳批鬥情景。還有一個細節,劉少奇子女的回憶中提到,六九年九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被趕出去之後,劉少奇在中南海的住宅被「連夜築起一道高牆「士可殺不可辱」,王友琴在她的新著《文革受難者》劉少奇條目中引入這個細節並問道:「連夜動工構築一道緊閉牆,一座監獄,一方面當然是毛澤東等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雖然聽起來就像春秋戰國篡位和奪權的故事,另一方面,難道也是他們喜歡就近欣賞劉少奇的悲慘境況?」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實在只是一種前現代的故事,甚至更早的希臘羅馬人可以「和平撤離」迫使獨裁者讓步,這些在現代社會反而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二十世紀才會出現亘古未有的極權制度,從法西斯共產黨。關於這種暴政產生的因由,漢娜‧阿倫特對德國納粹的分析闡釋至今首屈一指,即在民族國家、帝國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的喪失、退縮、瓦解,而在此過程中竊得國家公器的則是Mob—被社會各階層排泄出來的邊緣人物,漢娜特別以「基本惡」(radical evil)概念來分析這類邊緣人物;後來她在評價以色列審判納粹滅絕營頭子艾克曼一案中,又提出「平庸惡」(banality of evil,對康得「基本惡」的延伸)才是極權主義的基礎,在分析艾克曼辯解「沒有看到猶太人反抗」(一般民眾也聽之任之)才造成了大屠殺,她指出納粹曾折磨起來反抗的荷蘭猶太人,叫他們生不如死,阻嚇了其他猶太人,為此她得罪了大部分猶太人。我則對她後面的這個看法更感興趣,這是否暗示對人性而言,「折磨」實際上比「滅絕」有效?毛在中國構築的以羞辱為核心的「恐怖平衡」式壓制,跟史達林蘇聯搞的「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營」式的壓制相比,對人性的阻嚇效果是很不一樣的,是不是因了這點差別,而叫中共專制在「蘇東波」大坍塌之後依然不倒?

詮釋「毛澤東如何這般」的文字可謂汗牛充棟,卻依然貧乏,還不要說西方的「新馬至今仍供著他。上文提到的那個「奇里斯瑪」(Charisma),八十年代流行過的韋伯此說,時至今日似乎仍是很到位的一種詮釋,不過以「奇理斯瑪光環解釋老百姓對毛澤東的領袖崇拜,而使中國革命及其「新政權「獲得合法性,則顯然將邊緣人集團浴血暴力奪取政權,及其後粉碎原有社會結構之專制忽略不提,這是在一個原無宗教根性的文明里過度誇大了「造神」的作用。毋寧韋伯關於「奇理斯瑪」與「常規化」(routinization)之間的張力問題,確在毛澤東的個案上得到極為生動的印證,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皆屬Mob式人物竊得神器,而希斯二魔尚且捨棄大部分奇理斯瑪以換取常規化的獨裁權力,毛則大異其趣,余英時教授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一文中,抓住在許多回憶文字中反覆出現的毛的那張大床,對此有歸納性分析:「拒絕奇理斯瑪權力的日常規範化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毛的整個生命中的核心問題。抓住了這一核心,毛在一九四九—七六年間的每一個重大舉動無不可以得到順理成章的解釋。」這裡顯然是指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狂暴荒誕之舉,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又在於,為何毛的荒唐每每得逞?於是我們依然面臨漢娜‧阿倫特的問題:一個Mob的「基本惡」需得無數「平庸惡」來配合方能得逞,這便令人又想起魯迅深惡痛絕指斥的「國民性」,於是我們又回到了「五四」;其實也是回到了商鞅,民皆有「飢勞苦辱」,若任由一個梟雄擺弄,必定極端不堪。我們也許並不比猶太人更犬儒,又畢竟,未曾有外族人要來滅絕我們,糟踏我們的是自己的梟雄。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手段解構這個梟雄,要去借用別人的,從奇理斯瑪到Cowboy。

可如今中國早就沒了奇理斯瑪或牛仔,「平庸惡」反而泛濫得一塌糊塗,具有商鞅或納粹那個艾克曼式的冷酷秉性的官吏劣警,在此刻大陸到處湧現,我們這才發現連漢娜‧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詮釋,在中國也不大夠用了。#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作者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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