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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被「血洗」七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

北京大興屠殺調查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裡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裡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麼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裡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裡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即使這麼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裡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裡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很不容易,託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裡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紅衛兵”們在學校里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裡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章成 遇羅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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