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冬，北京醫院的加護病房里異常安靜。窗外的銀杏樹終於黃了，金燦燦的葉子鋪了一地。傅冬菊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了管子，手腕細得像一根枯樹枝。
她已經不太能說話了。呼吸要靠氧氣面罩，進食要靠鼻胃管，維持心跳的藥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往血管里泵。醫生跟她的弟弟說，隨時做好準備，可能就這幾天了。
傅冬菊清醒的時候，眼睛一直盯著床頭櫃的抽屜。那個抽屜里鎖著三封信。信封是那種最普通的牛皮紙信封，沒有任何標識，封口用膠水粘得嚴嚴實實。每一封信的封面上都寫著同樣的四個字——「死後拆閱」。
這三封信，是她在住院的兩年時間裡斷斷續續寫完的。有時候寫一頁就喘不過氣來，必須躺下吸半個小時的氧才能繼續。有時候手抖得握不住筆，她就讓護士把筆綁在手指上寫。字跡歪歪扭扭，潦草到幾乎無法辨認，但在關鍵的地方，她會用很慢很慢的速度，一筆一畫，把每一個字都寫得清清楚楚。
2007年10月，傅冬菊的血壓忽然急劇下降。監護儀的警報聲響徹整個樓層，醫生和護士蜂擁而入，搶救了將近四十分鐘。最終，心電圖還是變成了一條直線。死亡時間，下午三點四十七分，享年八十三歲。
按照傅冬菊生前留下的囑咐，家屬在整理遺物時打開了床頭櫃的抽屜。三封信安靜地躺在裡面，按照編號排列，1、2、3，一絲不苟。
在場的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後把第一封信拆開了。
信的內容不長，一頁半，字跡歪斜，但每一個字都像是用盡了力氣刻上去的。
信的抬頭寫的是「組織」，落款是「傅冬菊，2007年9月」——距離她去世不到一個月。
信的第一段是這樣寫的——「我這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1949年勸父親和平交出北平。外界都說我是為了革命，為了人民，為了古都不毀於戰火。這些都對，但不是全部。我心裡最真實的原因，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今天我要把它寫下來，趁我還能寫字的時候。」
讀信的人屏住了呼吸。
傅冬菊繼續寫——「我當年逼父親起義，不是為了北平。或者說，不全是為了北平。我是為了保全我的家人。保全我父親，保全我的弟弟妹妹，保全會昌老家的根基。」
她緊接著寫了一個細節，這個細節在之前的任何史料里都沒有出現過。
1948年12月，就在她全力勸降父親的那個月，她通過地下交通站收到了一份來自會昌老家的密報。密報的內容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如果傅作義頑抗到底，傅氏宗族在全昌的祖宅將被全部推平，族中所有人等將根據成分進行徹底清算。
這份密報的真實來源，傅冬菊說她至今也不能完全確定。有可能是組織內部有人出於好意提前給她通風報信，也有可能是地方上的激進分子在戰前放出風聲進行心理施壓。但無論來源如何，這份密報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在了傅冬菊的心上。
她在信中寫道——「我看到那份密報之後，三天三夜沒合眼。我一遍一遍地問自己，如果我堅持原則，不勸父親投降，等大軍攻城，北平倒是解放了，但我的父親會是什麼下場？我們傅家在會昌的祖墳還能不能保住？我那些留在老家的族親，會被扣上什麼樣的帽子？」
她寫道——「我害怕了。我這輩子第一次怕成那樣。」
第二封信的封面上，傅冬菊多寫了兩個字——「私密」。
拆信的人猶豫了一下。按規矩，這種情況下應該先請示上級，尤其是涉及歷史評價的敏感內容，不能私自拆閱。但傅冬菊的弟弟也在場，他說姐姐生前交代過，這三封信沒有保密級別，誰都可以看。
信封被小心地撕開，裡面的信紙被抽出來，鋪平在桌上。
這封信的筆跡比第一封更加凌亂，好幾處寫到一半忽然斷了，墨跡在紙上洇成一團，像是寫的人寫到這裡情緒失控，筆尖壓在紙上半天沒動。
信的開頭直接跳過了所有客套，用一句話炸開了所有讀者的頭皮——「第二件事，我必須說清楚。我當年對父親的態度，也就是人們說的『逼父起義』，我做錯了。」
傅冬菊用了「錯了」這個詞。一個在地下鬥爭中屢建奇功的革命功臣，在遺書里對自己前半生最光輝的一頁，說了「錯了」。
她接著寫道——「當時我年輕，把原則看得比天還大。我覺得父親手握重兵，如果能放下武器，就能避免生靈塗炭，這就是最大的正義。為了這個正義，我可以不擇手段。我威脅過他，冷落過他，甚至在他最需要家人理解的時候，我用他的軟肋逼迫他。我說的軟肋，就是我母親。」
這一段披露了一個外界知之甚少的家庭細節。傅作義對他結髮妻子、也就是傅冬菊的母親感情極深。傅冬菊的母親在抗戰時期獨自帶著幾個孩子在後方顛沛流離，吃了很多苦，身體一直不好。傅作義為此一直心懷愧疚，總覺得對不起妻子。
傅冬菊在遺書里承認——「我利用了這一點。我跟父親說，如果你不答應和平解放，不僅你保不住，我們一家老小都保不住。我故意把情況說得比實際更嚴重，讓他覺得如果不立刻做出決定，我們這個家就完了。我看著他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下去，看著他煙一根接一根地抽，看著他整夜睡不著覺在書房裡走來走去。我知道我在折磨他，但我沒有停手。」
她寫道——「我以為我在做一件偉大的事。但現在回頭看，我很可能把對父親個人的情感，跟對革命事業的責任，完全攪在了一起。我自己都分不清，我逼他簽字的那一刻，到底是為了北平的老百姓，還是為了保住我們傅家。」
這句話是整封信的核心，也是最讓後來讀到這批遺書的黨史研究者感到震撼的地方。傅冬菊等於是在質疑自己當年的動機——那個被寫進教科書、被拍成電影、被無數後人傳頌的「大義滅親」的經典橋段，其背後摻雜的私人考量，遠比表面上看起來複雜得多。
她在信中還提到了一件事。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簽字之後，傅冬菊一個人回了家，把自己鎖在房間裡。她沒有參加任何慶祝活動。那天晚上，她對著鏡子看著自己，忽然發現自己完全不認識鏡子裡的那個人。
她寫道——「我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我說——『你贏了，但你配不上這場勝利。』」
讀信的人看到這裡，手開始發抖。
第三封信是所有遺書里最短的一封，也是最讓人無法平靜的一封。
它只有大半頁紙。字跡比前兩封更加潦草，好幾個字重疊在一起，幾乎無法辨認。落款處沒有寫具體日期，只潦草地畫了一個「傅」字，最後一筆拖得很長，像是寫到這裡就再也沒有力氣寫下去了。
信的正文只有三個短段落，加起來不到兩百個字。但這兩百個字的分量，足以讓所有閱讀它的人感到窒息。
第一段——「1949年之後，我活得很長，活到了八十多歲。但這六十多年裡，我沒有一天是輕鬆的。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想我父親在簽字那天看我的那一眼。那個眼神里沒有憤怒，沒有責備，只有一種很深的、說不清的失望。我當時讀不懂。後來我老了，自己也有了孩子，我才慢慢懂了。」
第二段——「他失望的不是我背叛了他。他失望的是，他的女兒在做一件對的事情的時候，用了錯的方式。他失望的是，我本可以用女兒的身份去勸他，卻選擇了用談判對手的身份去逼他。他失望的是，在那段最煎熬的日子裡，我沒有站在他那邊，哪怕只是假裝站在他那邊。」
第三段，也是整封遺書的最後一段——「我走之後，請把這些話公開。這是我唯一能向父親做的補償。讓後人知道，那個勸傅作義起義的傅冬菊，沒有那麼偉大。她只是一個害怕失去父親的女兒，用了一種最不像女兒的方式，保護了自己最想保護的人。」
讀信的人放下了信紙。病房裡安靜了很久，監護儀早就不響了，只剩下窗外的風聲。
傅冬菊的弟弟後來回憶說，那天在場的人讀完第三封信，沒有人說話。有人把手裡的信紙翻過來倒過去地看，好像在確認這上面的每一個字是不是真的。有人站了起來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來，不知道該做什麼。
他補充了一個細節，這個細節後來被多位在場者證實。在整理傅冬菊的遺物時，他們在鐵皮盒子裡還發現了一樣東西——傅作義1974年病逝時，傅冬菊在他靈前放的那張父女合影。照片被翻過來，背面的鉛筆字旁邊，又多了一行新寫上去的字。墨跡很新，應該是傅冬菊在住院期間加上去的。
那行字寫的是——「爸爸，你說你從來沒有怪過我。但我怪我自己。這輩子都怪。」
傅冬菊的三封遺書在被發現之後，並沒有立刻公之於眾。
按照程序，遺書首先被送到了相關部門的檔案室，作為傅冬菊個人歷史陳述的一部分存檔。在存檔之前，有幾位負責審讀的工作人員先看了內容。看第一封信的時候，他們覺得這是正常的臨終交代，一個革命老人對歷史的回顧。看第二封信的時候，他們的表情開始變，有人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身體不自覺地往前傾。看完第三封信，全場沉默了。
一位當時參與審讀的工作人員後來在回憶文章里寫道——「傅冬菊同志的遺書，讓我們重新審視了那段歷史。她把自己內心最隱秘的角落毫無保留地剖開，給所有人看。她告訴我們，即便是一個被歷史定義為『正確』的決定，在做出這個決定的人心中，也可能充滿了掙扎、算計和無法癒合的創傷。她不是一個符號，她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女兒。」
這批遺書在檔案室里存放了一段時間之後，被部分摘錄進了傅冬菊的人物傳記資料中。但完整的原文，直到近年才逐步對歷史研究者開放。開放的那一天，一位研究北平和平解放史多年的老教授戴上老花鏡，一行一行地讀完三封信，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說了四個字——「千古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