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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精英乘桴浮於海之後

——中國的知識分子乘桴浮於海

經常有知識分子抱怨,夜夜失眠,為這個國家操碎了心。那我來問一句,你的人生里,到底有沒有比「操心」這件事更高的價值?我覺得還是有的,這個價值就是「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

先講一個小故事。近日讀《余英時回憶錄》,裡面有個情節讓我唏噓不已。余英時1950年元旦赴港探親,父親勸他留在香港,不必北歸。而余英時當時剛剛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青團的前身),一心想著建設祖國,於是堅持要回燕京大學繼續學業。

北上的火車在廣州轉車,誰料車子過東莞時發生故障,停車修理四五個小時。就在這四五個小時中,余英時做了一個改變自己一生的艱難決定——不回北京了。他在廣州住了一宿,再次到羅湖。因為入港的簽證已經失效,於是重金找了一個黃牛買通香港入境的警察,再次到香港。

此後,他在新亞正式拜入錢穆門下,專攻文史。1955年赴美做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遇到楊聯升先生,於是申請做了楊先生的博士。此後余英時在學術上不斷精進,最終榮膺有人文社科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成為世界漢學的泰斗級人物。

1987年,余英時的第一本著作在中國大陸出版,很巧的是,這部書叫《士與中國文化》。此書系統地考察了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社會、文化的關係,闡釋了中國精英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此書在中國知識界引起重大反響。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數年間,余英時的其他著作陸續在中國大陸出版,在相當程度上刷新了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

余英時身在海外,但其對中國學術的貢獻卻相當巨大。余英時在東莞的時候絕對沒想到,他居然是以身在海外的方式給祖國做了貢獻。他當時認為,既然決意專攻文史,肯定要留下來才能做研究,但他到了哈佛大學後,發現學術環境遠比燕京大學好。當然,燕京大學在1952年就被撤銷建制了。

余英時對中國精英的研究,啟發了一代學人。中國是什麼很難講,中國精英是什麼卻很好理解。精英對應的elite這個詞,用英文解釋就是the best of the best。中國有句很勵志的諺語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上人是什麼?其實就是精英,就是掌握了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權力的那群人,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擁有更優秀的品質、能力,通常比一般人具有更優越的社會地位。

在傳統中國,精英的概念更窄一些,對應“士”這個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可見精英是對中國富有一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他內心一定是有一種calling在的。今天的中國,也有相當多的精英抱有這種使命感。

但不得不說的是,這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在現實面前經常會撞得頭破血流。過去的知識分子,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不治國安邦就懸壺濟世。如今的知識分子,如果責任感和使命感無法達成,恐怕只能去寫自媒體了。再不然就是良禽擇木,遠走海外。

我以前開玩笑說,媒體人轉行無非“六公”,做公知、做公關、做公司、做公號、做公益、做公公。如今好像都很難做了。大家一見面,除了嘆氣就是抱怨,似乎很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自怨自艾。當然,這不是什麼新問題。孔子他老人家當年就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這個人,被引用次數實在太多,後來班固引用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都是說這個情況。

我猜余英時在東莞的時候,一定在心中默念幾百遍孟子這句話:“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這段話後來被簡化為“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很多年前,我在西湖邊上的新新飯店參與一對新人的婚禮,這對孟梁都是學中國古典文學的博士,婚後即赴美生活。新郎回答現場賓朋的提問,問他在海外如何做中國人,新郎極其自信而驕傲地回答道,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當然,這句話最早就是余英時說的。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我非常欣賞這種自信,這句話如何理解呢?吳宓贈給陳寅恪的詩中有一句:卅年承教接音塵,文化神州系一身。王國維、陳寅恪、錢穆、唐君毅這些人,都稱得上“文化神州系一身”。岳南在《南渡北歸》中的描寫,我們大體可以看到,當年去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反而比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為中國文化作出了更卓越的貢獻。

前面扯了這麼多,無非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乘桴浮於海,大概是兩千年來的一個傳統情節,很多人最後都會做出這樣的選擇,讓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讓外面的世界看到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王國維的三重境界中,這就是第三重了。從“為伊消得人憔悴”,到“燈火闌珊處”。

經常有知識分子抱怨,夜夜失眠,為這個國家操碎了心。那我來問一句,你的人生里,到底有沒有比“操心”這件事更高的價值?我覺得還是有的,這個價值就是“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哪裡能讓你擁有更多的豐富性和可能性,哪裡能讓你更有益於中國,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概念的擁躉,我以為超越了自己的身份認同之後,反而更加能夠理解中國和熱愛中國。這裡,我再講一個故事。有位哲學界的老前輩,九十年代初在法國,非常苦惱於法國人對他的標籤。於是,他決意要讓自己變成法國人。

怎樣才是一個法國人的標誌呢?他選擇了一個標準,在法國的報紙上用法文寫法國的時事評論。於是他刻苦攻讀法文,積极參与時事討論,最終成為法國第一大報《世界報》的撰稿人,當然也成為很多法國女人的男朋友,他的法語比很多法國人說得都好。到了這個時候,當人人都認為他已經是法國人的時候,他卻說,我要做回一個中國人,於是又開始積極關注中國事務。

這位老前輩如今遊刃有餘地穿梭於兩種文明之間,對他來說,人生如同過了兩輩子,他擁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但最終他認為自己又是法國人,又是中國人。這就是第三重境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作為中國出生的知識分子,他顯然認為在法國才能給中國知識界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畢業的時候,有很多理工科的同學幾乎是全班留學美國。我當時不大了解,去問化學化工學院的同學,為什麼要去美國呢?同學們的回答很一致,因為那邊實驗室特別好。我挺欣賞這種為學術而學術的追求,我們學文史的就不行了,人家問你為什麼去美國,你總不能說那邊的考古墓葬特別好吧?但是余英時告訴我們說,那邊的圖書館特別好。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西洋參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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