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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中國需要的是重返人類

——拯救人性 重返人類

網上有一則帶圖片的推文,圖片是地上躺著兩排死豬,身上有紅色的瘀斑,還有土灰,非常噁心。圖片的推文解釋是,"前一天被挖坑掩埋的患瘟疫的病豬,當天夜裡就被當地人挖出,裝車拉到異地欲販賣。這是高速路上被截獲的患瘟疫的病豬"。我的第一反應是,人性怎麼能泯滅到這個地步,不由得想起網上的一句話"中國需要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重返人類"。

今天,異地互害、易糞而食的消息已經遠不如以前那麼令人震驚。蒜農不吃自己種的大蒜、種木耳的不吃自己種的木耳、種稻子的不吃自己種的大米,像這樣的報道不時出現在媒體上(也許還可以添上假疫苗這樣的事情),大多數人的震驚和憤怒已經被絕望和麻木所代替。

人們關心這樣的事情大多是出於擔憂自身的安危。他們看到這些問題中的制度因素,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有人憤激地說,取消特供,食品安全的問題就解決了。但問題哪裡是這麼簡單。制度的原因是明擺著的,而改變制度的可能即便有,也是非常遙遠。因此,除了自求多福,哪裡還有別的安身立命之道?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我們是不是什麼都做不了了呢?我想不是的。對人性的啟蒙也許就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在把社會問題歸咎於制度的同時,對人性的晦暗——如貪婪、妒嫉、自利、勢利、虛偽、自欺、輕信——似乎應該有更多的認識。

這些人性的特徵是所有人類都有的,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裡會表現得如此惡劣和不堪?如此沉淪,真不知伊於胡底。

這看上去是道德的墮落,其實是人性的崩塌,因為許多事情已經超越了"是人就不能去做"的底線。因此,重返人類需要在人性和人性認識上重返人類,這是人認識自己必須邁出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蘇格蘭啟蒙哲人休謨在《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里,把對人性的認識稱為"人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an)。他指出,人的科學是所有其他科學唯一可靠的基礎。人需要先認識自己,然後才能認識自然哲學、宗教、社會或政治制度。

在人的科學裡,人性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可以從善,也可以從惡。這就認可了人有能力改變自己的人性。即使在不一定得到神恩的情況下,人也能在人世間進入更佳道德境界。然而,這也意味著,需要謹慎防備人性中某些因素可能帶來的破壞(自私、野心、貪婪、虛榮),並設計合理的制度來加以約束。

對人性保持一種現實主義的懷疑,但不放棄對人類能力和未來的希望,這在美國建國之父麥迪遜那裡有非常典型的表現。1793年法國革命期間,他寫道,"人類最強烈的激情和最危險的弱點,野心、貪婪、對名聲的正當或不正當熱愛,全都調動起來,破壞對和平的期待和責任"。即使對慈善機構他也保持著警惕,1820年他寫道,"要監督慈善機構的管理不善,走向它自己原來目標的反面,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困難的了"。1823年大選前,麥迪遜對選民發表了這樣的看法,"大眾最關心的不過是收成的好壞和作物價格的貴賤"。

"人性"(human nature)與"人的本質"(the essence of man)是不同的。像麥迪遜這樣的思想家並不以抽象或一般化地分析人的本質為己任,他們關注的是可以通過經驗觀察來了解的人的行為及動機,這是他們所說的人性。例如,人有野心、有私利心、貪婪心,人也有同情心、惻隱之情、羞恥感和榮譽感等等。

相比之下,對人的本質的確定則經常是哲學或意識形態的抽象或提煉,如人是政治動物、社會動物、理性動物、階級動物等等。務實的人性思考者是從經驗觀察來談人性的,當他們說人性包含野心時,他們並不是說野心是人的本質特徵。他們認為,貪婪是可以遏制和自我遏制的。這樣看待的人性所呈現的是偶然(accidental)而非本質(essential)特徵。也就是說,貪婪是人性的特徵,但並非是人必貪婪。再多的人貪婪,那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因為貪婪並不是人的本質特性。

偶然與本質的區分對我們認識人性與制度的關係有重要的意義。好的制度可以幫助抑制人性中一些不良或有害的特徵,自私、貪婪、虛榮、名利心、野心等等,而壞的制度則會助長這些特徵,導致個人行為或公共行為的腐敗。制度對人性,而不是人類本質有引導、調適和塑造的作用,原因也正在與此。

改變人性的某些特徵,前提是承認它們的合理性,目的是盡量防止它們對社會共善形成危害。在人性上重返人類不是要早就超人類的聖徒,而是像其他人類一樣,至少給自己的行為划上一條"是人就不能去做"的紅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sin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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