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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不存在「農民起義」

事實上,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幾乎沒有種地的農民,他們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貴族後裔。這些人起事之初,亦無人懷抱「反抗地主階級」之目的。

“農民起義”是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一個詞,但在嚴格意義上,所謂“農民起義”並不存在。

◆史學界對“農民起義”的定性和評價一直存在分歧

國人對“農民起義”這個詞都不會陌生,對陳勝、劉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詳。大陸史學界也曾一度熱衷於研究“農民起義”。如范文瀾之《中國通史》認為:“地主成為農民面前唯一的大敵對階級,從陳勝吳廣開始,歷史上不斷地發生農民反抗地主壓迫的大小起義。”翦伯贊之《中國史綱要》則說:“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轉戰南北,推動了各地農民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中國史綱要》至今還是很多高校歷史專業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國時期,通史中卻很少有關於所謂“農民起義”的內容,在提及時多有貶義。如錢穆之《國史大綱》稱王仙芝、黃巢為“流寇”,稱白蓮教、拜上帝教為“邪教”;呂思勉之《白話本國史》說陳勝、吳廣“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亂”。台灣當代學者傅樂成則使用較為中性的“民變”來稱呼“農民起義”。

◆從領導層來看,“農民起義領袖”絕大多數都不是農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農民起義”,首要之務,是考察其領導層的基本構成。事實上,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幾乎沒有種地的農民,他們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貴族後裔。這些人起事之初,亦無人懷抱“反抗地主階級”之目的。

“農民起義領袖”中沒有農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無疑問,“農民起義”要由農民來領導才名正言順,但事實上,歷史上幾乎沒有一次大的民變是真正的農民做主帥的。

文史學者唐元鵬以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十二次“起義”為樣本,統計其主要領袖“職業”後發現,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劉邦、竇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黃巢、方臘);軍人有4人(如陳勝、吳廣);貴族子弟有3人(如項羽、李密),另外還有幾個小地主和宗教相關人士。在唐元鵬看來,只有楊幺是漁民、楊秀清和蕭朝貴是燒炭的,勉強能算在農民行列中。

農民無法成為民變領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時農民長年在田間耕作,沒有文化,既無法意識到造成自身厄運的原因,也沒有能力提出恰當的政治綱領。生活經歷單一的農民,最缺乏廣泛的社會關係網路,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來領導一支“起義軍”。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僅有一定文化,還見多識廣,知道如何仿效朝廷體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規則。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參與,常常能使“起義軍”迅速壯大。劉邦、朱元璋有了張良、李善長等人的協助,才最終取得了天下。

民變領袖起來“造反”,從來都不是為農民謀利益

印象中,“農民起義”之目的,肯定是要為農民謀利益,要“均田免糧”的。但事實上,大多數人起事之初,所要謀求的都是個人富貴。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動員戍卒造反時,說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說明他們鼓動驛卒造反的承諾並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貴。戍卒們非但沒有反抗地主階級的意思,反而願意追隨陳勝、吳廣打出的“公子扶蘇、項燕”的旗號。

唐朝晚期的黃巢、王仙芝都是大鹽商,因走私販鹽而暴富。他們造反顯然不是為生活所迫,也沒有幫農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黃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請降,如879年,黃巢上書,請求封他為廣州節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給他一個四品小官,結果當然是沒能談妥。

朱元璋出身赤貧,自己沒有土地耕種,連農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點都不堅決。當同鄉湯和來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興時,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興商量,周鼓勵朱元璋參加。朱元璋依舊猶豫不決,直到皇覺寺被燒,他無處可去時,還是先去算了一卦後,才決定投奔郭子興。

濠州當時五帥並立,按照吳晗《朱元璋傳》的說法,“軍糧攤派,孫德涯一夥主張當然該多派地主,貧苦農民連飯都吃不飽,再派糧不是要他們的命。郭子興卻有另一種主張,地主要少派些,橫豎地面上只有數得出的幾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會逃跑。貧農小戶,雖然油水少,但是人數多,一家派一點,匯總起來就是一個大數目。”後來朱元璋站到郭子興一邊,顯然沒有為農民反對地主的想法。

民變領袖在成聲勢後,雖然往往打出“均貧富”之類的旗號來招攬人心,但在他們自己來說,目的再單純不過,那就是推翻舊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團為核心的新政權。群雄逐鹿為的是問鼎中原,而不是什麼“農民利益”。

◆從目的看,農民非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脅“起義”

帝制時代之中國,乃農業社會。故而農民必然在歷次民變中是主要參與者。但中國歷史上,地主與農民的界限並不分明,二者間的矛盾,也未如想像中那般尖銳。許多民變中,農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複雜,甚至有被裹挾者,大多非為“反抗地主壓迫”。

中國古代,真正尖銳的矛盾不在地主和農民,而在於民間和朝廷

在“農民起義”的歷史敘述語境中,“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極為尖銳,時時處在對立之中。但揆諸史實,在中國歷史上,地主與農民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正如學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樣:

“中國歷代皇朝都實行土地買賣和諸子析產的制度,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戰爭造成周期性的社會動亂,致使地主和農民都處在經常不斷的變化中。地主因犯罪丟官、經營不善、戰爭破壞、多子析產而下降為農民,農民因科舉得官、精於經營或經商致富而躍升為地主,這兩種情況經常發生,使兩個階級不斷出現人員的交流,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滲透。”

全國半數以上的土地在自耕農、半自耕農手中,那種認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沒有依據的。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之類的話,或者是誇張,或者是特殊情況。佃農、僱農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為地主耕種,但因農村中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地主與佃農、僱農往往身處宗族網路中,讓所謂的“階級矛盾”難以顯露出來。

在古代中國,真正尖銳的矛盾不在於地主與農民,而存在於民間與朝廷。一個王朝在中後期常常給老百姓以沉重賦役,此時地主、農民事實上處在同一地位。秦朝徵發戍卒,為保證農業生產,都是先征住在閭右的豪強,等到豪強不足時,才征閭左的農民,所謂“秦戍役多,富者役盡”。在苛政之下,地主、農民都會對國家政策產生不滿,懷有反抗情緒。

故而,所謂的“農民起義”是不準確的。參與這種“起義”的人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秦末的大動亂,先是由一群戍卒“打響第一槍”。隨後農民、知識分子、官吏、地主都起來響應,出現了人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的情況。

老百姓參加“起義軍”不是因為土地,很多出於畏罪或迷信

即使黃巢、朱元璋這樣的豪傑不是為農民造反,農民也該是為爭取土地參與其事吧?事實上也不都是。陳勝身為屯長,負責管理戍卒,帶他們到駐地去。路上趕上大雨,無法在最後期限前抵達目的地。延誤了期限,所有人都要處斬。戍卒在“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的情況下,才選擇了追隨陳勝、吳廣造反。

劉邦做亭長時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驪山,結果走到半路時,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劉邦知道,等到了驪山,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裡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結果有十餘名犯人願意追隨劉邦。

劉邦在逃亡過程中發生了“斬白帝子”和頭上“常有雲氣”兩個傳奇事件,沛縣的人聽說後都覺得劉邦將來能成大事,紛紛前來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劉邦的這些人並不是因沒有土地耕種而生活不下去的農民,沒有懷有反對地主階級的目的。

很多農民參加“起義”,非是出於自願,而是被亂局所裹脅

歷代“起義”中,不乏因天災人禍,導致饑民走投無路而冒險起事者,如王匡、王鳳的綠林軍。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廣西大旱。但是隨著“義軍”規模的擴大,很多參與者就非主動,而是被裹脅了。李秀成供狀中說:“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就是最先被裹脅“起義”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說北伐軍“沿路裹脅”、“到處裹脅,愈聚愈多”。有“跟隨官兵挑負行李,到獨流”後被北伐軍裹脅去的;有在趕集時被裹脅去的;還有的在“城內看戲,不料長發賊進城”而被裹脅去。北伐軍統帥李開芳在被俘後供稱,“所到各處,裹脅的鄉民,也有用銀錢邀買跟隨的,亦有怕殺跟隨的。”因為害怕被裹脅,以至於有些地方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軍裹脅後,又想著如何去裹脅別人。以下這則史料如今看來,讓人不寒而慄,“保安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擄來乎?投來乎?’曰‘擄來,且焚搶殆盡’。復間曰:‘爾恨擄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擄人害人之事。’數賊眾一詞曰:‘因自家焚擄一家,己身復被擄,每見完善之地人民,以為我如是,伊輩何獨安處。憤慈不平,必將其人擄來,同我一樣,我心始快。’”

被裹脅去的人只好跟隨太平軍造反,“裹脅之人,能寫字者派司筆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膽小者,令扛抬物件,燒火炊飯。”剩下的青壯年則發給長矛、刀劍,有太平軍士兵在後面監督著上戰場,誰要是退卻,就會被當場斬殺。

對於太平天國裹脅百姓的事情,錢穆的論說非常精闢,“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為要在短期唱亂而臨時興起的宗教,決無好內容。這是農民革命自身一個致命傷。”“因中國疆域之廣,饑荒災歉,只能佔大地之一角。而且饑荒有其自然限制,一兩年後,情形即變。因一時一地的變亂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家可安,無產可依,只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謂‘流寇’。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

不難想像,在歷代“起義”中都存在類似北伐軍的這種做法。“起義軍”到一個地方要補充兵員,自然會想辦法讓當地人從軍造反。

◆從結果看,“起義軍”所過之處,農民並未獲得什麼好處

所謂“起義”,即仗義起兵,如果所行不義,那還是“起義”嗎?在想像中,“起義軍”所過之處一定是秋毫無犯,打破州城府縣就要開倉放糧。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起義軍”到的地方少不了燒殺擄掠,以致生靈塗炭。20世紀上半葉,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李達即說,農民戰爭對生產力的破壞是嚴重的。如“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

以唐末黃巢為例,他的隊伍中病死、餓死、戰死的總數在一百萬以上。中原本來人口稠密,但到了黃巢敗亡之時,已經縱橫千里,渺無人煙了。在廣州,僅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黃巢所殺的就有12萬以上。長安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黃巢作為首都。當唐軍反攻,黃巢狼狽撤離前,他下令放火,將長安燒成一片平地。從此長安再沒有機會成為國都。

李自成大軍以紀律嚴明著稱,但其所過之處,“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說這還算是對所謂地主階級的打擊的話,那他在攻破偃師後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更為知名,如溫江縣“人類幾滅”。

因為在古代史書中,各種民間起事都被記作“盜賊”。1949年後,大陸史學界流行將“盜賊”一概理解為“起義”。其實這些盜賊中很多是在太平歲月聚眾劫掠的大盜,破壞性極強,沒有任何“起義”的綱領。

這些被冠以“農民起義”之名的民變事件,很多時候作用也是消極的。正如學者戎笙指出的那樣,很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之後,社會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衰落的狀態。有的農民戰爭之後,還出現了分裂割據,社會生產力遭到長期的破壞。至於中等規模的農民戰爭沒有推動生產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種觀點,不攻自破。

在“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說法過時後,“農民起義”的作用通常被解釋為:迫使新統治者承認農民在動亂中獲得的土地,並頒行輕徭薄賦的舉措。事實上,在經過“起義”帶來的大動亂後,國家要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只能採取上述政策。這與其說是對農民讓步,不如說是新王朝建立者要鞏固統治。

◆結語

雖然不排除歷史上某些民變事件,其起因系農民自發起來反抗暴政;但此類小型民變,一旦升級為中型民變、乃至我們所熟知的著名大規模“農民戰爭”,則確無一例,可算名副其實之“農民起義”。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騰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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