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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林:「經濟學」應返本歸真

——導讀《經濟學的終極基礎》中文版新三版

在當今社會裡,要成為一門可以“教”、可以“學”、可以“問”的“學問”,最起碼得有一套循序漸進、有系統的材料或內容才行。這一套東西能夠讓諸多的老師可以教,也得以讓要學的人能夠逐步的學。如此,能有一本“教科書”的話,那就可以符合了。

經濟學的興起與歷史沿革

一般都同意,經濟學自1776年就因為符合這種條件,而成為一門既可教、又可學的“學問”了。這一本最早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名字是《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在台灣較被熟知的中譯是《國富論》。但此譯名會對保護主義、將國家間的經濟競爭視為戰爭、國際間的紛爭、甚至戰爭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也較不合乎原著所要表達的內涵,因而使用這個早年的翻譯名家嚴復之最初譯名較妥切),作者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他有“經濟學之父”的美名,而迄今這本書還被國際知名的產權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認為是最好的一本書呢!

在亞當·史密斯和《原富》的開創下,古典經濟學派於焉誕生,先歷經李嘉圖(D. Ricardo,1772~1824)、馬爾薩斯(T. Malths,1766~1834),以及密爾(J.S. Mill,1806~1873)等幾位名家的發揚光大,繼而在馬夏爾(A. Marshall,1842~1924)的手上演化為新古典學派。由於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提供了供需圖形等分析工具,經濟學的教學講授更為方便,這門學問也就粲然大備了。一直到今天,眾多基本經濟學教科書都還沿用該書所創的分析工具呢!

1930年代,經濟學有了重大變革。主要因為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引發迄今世人還聞風喪膽的“全球經濟大恐慌”,一時經濟蕭條、失業者遍布,直到凱因斯(J.M. Keynes,1883~1946)1936年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文簡稱《一般理論》或《通論》問世,才提出“創造有效需求”解藥。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也開啟了“總體經濟學”的大門。而“國民所得和會計帳”在1940年代被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的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 Kuznets,1901~1985),以及有“國民會計之父”稱號的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李察・史東(Richard Stone,1913~1991)發展成形,更成為政府能以政策促進“物質性”國民所得(GDP)成長的依據,也助長凱因斯理論的普及。如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財經消息報導,幾乎都是總體經濟的範疇;而經濟學也的確在總體經濟學誕生之後,才成為顯學。

亞當·史密斯的《原富》雖是好書,但講授不易。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經濟學教科書是在1948年面世的,就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經濟學》(Economics)。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的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劃”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連結時勢的入門教科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了的“數理模式”搭配撰文,讓學習者更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薩繆爾遜撰寫的基本經濟學教本轟動全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經濟學在不久之後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讓數理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透過此一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經濟學數理化已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讓“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早在1964年第77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上,以會長身份演說時興奮地說道:“數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炮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比起數量化愈來愈強大的勢力及牽連之廣,所謂的李嘉圖、傑逢斯(W.S.Jevons,1835~1882)或凱因斯的理論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了。不!我們已經一腳踏入門內了。”史蒂格勒在演說辭的文末還篤定表示,經濟學家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隨後歷史的發展,可說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預期。在1970年代末期“停滯膨脹”(stagflation)來臨之前,經濟學的發展的確達到頂峰。在此黃金時代,甚至有“從此經濟學家和政府(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經濟體系維持繁榮,不景氣將永不再來”的豪語出現。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在1969年首次頒發,得主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隔年第二屆得主公布,又由薩繆爾遜這位“數理經濟名家”獲得。這就更印證:經濟學成為顯學,是因具備了“實證經濟學”的特色。而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

當然,讓政府扮演經濟舞台要角的總體經濟學,加上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促使實證經濟學發揮重大影響,是經濟學能夠取得如日中天般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扮演干預經濟主角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被稱為混合經濟大師–的貢獻,就不能略而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以及“市場失靈”因而產生,必須由政府出面校正來達到福利最大的論述,這也對政府干預政策和數理分析、實證技巧的重要性提供了更大、更有力的基礎。稍後,當“賽局理論”興起,數理化又更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趨勢看似沛然莫之能御,不過,一直以來,反省的聲音還是不時出現,屢見不鮮。

讓經濟學回歸“人性”本質

1949年奧國學派或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他的巨著(無論是質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里,有這麼一句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轉眼七十年過去,如今重讀這句話,不但不覺得失效,反而更凸顯其真確性。正如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1907-1995)所言:“這幾十年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屬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愈來愈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基礎。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

那麼,真正的經濟學是什麼呢?1989年,夏先生在為筆者拙作《經濟學的天空》一書寫序時,以〈經濟學家的思路〉為題這樣寫著:

“經濟學是人的行為學之一部分,但是,問題的發生,是在這句話的那個‘人’字的正確概念,沒有被所有念經濟學的人時時刻刻緊緊把握住。經濟學家所必須了解的‘人’,與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徵。

人的慾望是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的,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種種限制。於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於不得已;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並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

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會妨害到自己的自由。這個認知,截至現在,雖還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認知的深度都一樣;但可確信的,只有‘人’才會往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於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

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的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決不是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其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而互動,決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劃、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的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團隊的行為是受制於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令他有所謂‘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地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知識同年而語。但是那些散在社會的知識之總合,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其萬一的。即令在將來更高科技時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合。此所以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所賴以擴大的基礎。用亞當.史密斯的話講,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的話講,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我們用‘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去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攪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構。

以上兩段敘述所談的就是自由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市場就是所謂的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會秩序之建立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必須是前者對於後者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擾或阻撓。”

對經濟學的此種認識,正是奧國學派的精髓所在,也就是:將人當人看待,由人的自身由衷地遵行“長成的秩序”,在和諧的分工合作方式下,與自然界共存共榮。因此,真正的經濟學當然強調人類的倫理、道德,以及人對市場機能和市場競爭也由衷地遵循。

夏先生之所以會有奧國學派的看法,是因為他精心翻譯了奧國學派大師米塞斯和海耶克的好幾本經典著作之故。夏先生是早年(1949年11月~1960年9月)台灣著名政論雜誌《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筆,就在《自由中國》被迫停刊的三年前(1957年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鄉詹紹啟先生寄給他一本《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US News&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雜誌,那一期正好介紹米塞斯的《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antality)這本書的摘要,夏先生不但立即將之譯成中文刊登在《自由中國》,而且深深認同米塞斯,也開始研讀奧國學派大師的著作,並譯成中文傳布華人世界,特別是台灣。

夏先生最先將《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全文譯出,而米塞斯用英文寫的著作有六本,夏先生譯出三本,另兩本是這一本《經濟學的終極基礎》和《人的行為》。他先翻譯前者,再譯後者,因為前者篇幅較少,循先簡後繁之常理心而做此選擇。但事實上,這本精簡提煉的小書比巨著《人的行為》更難懂,也更難翻譯。他在1991年遠流版的〈再版譯者序〉中就說:“1968年初版的那個譯本(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有不少的地方叫我愧對讀者(應是指誤譯或譯錯)。”

所以,米塞斯《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的中文版本,最初是由夏道平先生在1968年翻譯,交由台銀研究室出版;最初的譯名是《經濟科學的最後基礎》,1991年修訂版改為《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因為“科學”(Science)一詞,在歐陸的語言傳統中是指稱任何有組織的知識體系,但依英美的語言習慣,一講到“科學”就僅指“自然科學”;而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的一大特徵,就是一貫反對採用、或模仿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人的行為、或社會現象的。因此米塞斯在書中所用的“科學”一詞,當然是歐陸語言傳統中的意義,與自然科學絕不相干,關於這一點,米塞斯在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已講得很明確。

1991年的修訂版,夏先生要我當校訂者,但當時只是走馬看花,僅僅針對語句不通順、讀者可能看不懂之處,以及找出錯字和標點符號不合意之處,實際上都是夏先生親自修訂。他在〈修訂版譯者序〉中已交代得非常清楚。初版到修訂版長達二十一年,而1991年修訂到今年(2018),又是二十七個年頭過去了,夏先生早已仙逝。當五南公司推出“五南文庫”、出版“經典書籍”,決定將本書列入其中時,誰能承擔翻譯重任呢?當然非謝宗林這位傳承者莫屬了!正好他才重譯完成米塞斯的經典書籍《人的行為》,並已順利出版,得以全力擔負此一重責大任。

在這裡,有必要交代為何謝宗林是夏先生的傳承者、接棒人。上文提到,夏先生曾任《自由中國》主筆,在該刊物因犯忌、被迫停刊之後,夏先生轉任教職,在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銘傳商專等校繼續傳布自由經濟理念。退休之後因緣際會,適逢1981年“蔣(碩傑)王(作榮)論戰”盛事,夏先生深受蔣碩傑先生兩篇文章感動,乃寫信表示敬佩和支持,並在報刊發表一篇文章力挺。蔣先生乃視夏先生為知音,並延聘夏先生進入中華經濟研究院擔任特約研究員,兼任改稿和《經濟前瞻》季刊(自1995年1月起改為雙月刊)的編輯工作,自由經濟的種籽就這樣散播到中經院的一群研究員。

那時中經院的年輕研究人員中,受益最多的就屬我和謝宗林兩人。我更加堅定走向自由經濟之路的決心;而宗林兄則用心研讀奧國學派學者的著作,受到夏先生的高度肯定,甚至認為他更了解奧國學派。所以,要重新翻譯米塞斯的著作,謝宗林可說是不二人選,他除了將中文書名改譯為《經濟學的終極基礎》外,更就夏先生原譯本不少錯漏之處予以補正。所以如今的版本可說是全新、非修訂本,而且更臻完善。

奧國學派經濟學方法論代表作

米塞斯在本書的自序中,一開頭就直說:“本書不討論一般哲學議題,只說明任何認識論方面的研究都應詳加考慮的一些觀念。”米塞斯指出,在傳統邏輯學和認識論領域,大體上只看到關於數學和各種自然科學方法的研究和論述;哲學家一向把物理學視為科學的模範,輕率地認為各門科學都應仿物理學來打造。米塞斯在書中特彆強調,我們所在的這個宇宙,有一些事物,自然科學甚至不能加以描述、分析於萬一;在適合採取自然科學的研究步驟、觀察與描述的那種領域之外,還有“人的行為”這個領域值得研究。他在書中指出,“有一道迄今沒有任何學者嘗試跨越的學理鴻溝,隔開自然的事件和人有意的行為。在自然事件方面,科學找不到任何所以促成該事件的目的因(finality),而人的任何行為卻總是想要達成一定的目的。在論述人的行為時,如果忽略行為人想要達成的目的,那就和解釋自然現象時訴諸目的因一樣的荒謬。”

本書針對“實證論”(positivism)加以批判,指出其繆誤所在,此即“除了自然科學所採取的那種實驗方法外,它不承認其他任何證明相關主張的方法,並稱所有其他理性論證的方法為玄學(形而上學)方法。”而“玄學的”這個形容詞,在實證論者慣用的術語里是愚蠢的同義詞。所以,這本書的唯一主題就在“揭露實證論這個基本主張的謬誤,並且敘明該主張所導致的種種災難性後果。”畢竟,就“經濟學”這種“人的行為學”來說,應以“先驗論”解析,絕不能用“實證論”。米塞斯強調:“任何人,如果真想了解經濟學理論的要旨,就應該首先使自己熟悉經濟學究竟傳授些什麼定理,對這些定理反覆深思熟慮後,再進而研究相關的認識論問題。”他特別指出,至少須對“報酬率”、“比較成本法則”、“經濟計算問題”作極其仔細的一番考察。

米塞斯在書中特別澄清:主張經濟學不應模仿、以其他科學作為榜樣,並非鄙視或無視這些學科,相反地,必須努力去理解與精通這些學科。他說:“任何人若想在行為學方面有所貢獻,那就必須熟諳數學、物理學、生物學、歷史學和法理學,以免將行為學的任務與方法,同任何其他這些知識部門的任務與方法搞混了。”他舉例說,形形色色、所謂數理經濟學的基本謬誤,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基本謬誤,沒有哪一位“合格的”數學家看不穿。

米塞斯告訴我們:“許多撰述者誤以為,人的行為科學必須仿效自然科學的方法,所以致力於某種量化經濟學的工作。這些人認為,經濟學應模仿化學,從定性分析進步到定量分析。他們的座右銘是實證論的這一句箴言:科學即測量。他們獲得豐沛的基金支持,汲汲營營於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業公會、大公司和其他企業所提供的統計資料,他們努力計算這些各式各樣的資料之間的算術關係,藉此來決定‘相關’與‘函數’的一些東西。他們未能意識到,在人的行為領域,統計永遠是歷史,而他們所謂的‘相關’與‘函數’,除了描述某一段時間和某一區域的某一群人行為的結果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意義。”所以,“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分析的一個方法,是一種幼稚的數字遊戲,對於闡明真實的經濟問題並沒有絲毫貢獻。…經濟學家的理論,並非建立在歷史資料的搜集與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像邏輯學家、或數學家那樣的理論思考上。…經濟學家的確能夠像邏輯學家和數學家那樣,窩在有扶手的大靠背椅上來完成工作。使他有別於其他人的,並非他有什麼秘密的機緣,得以處理別人接觸不到的某些特殊資料,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能夠從中發現他人注意不到的一些面向。”

這本奧國學派“經濟學方法論”代表作所深入析論的內容,夏先生將它簡約成一句話:“一切經濟現象,只有就各個行為人的選擇與計劃來分析。”米塞斯在書中就寫說:“總體經濟學的國民所得概念,只是一個毫無認知價值的政治標語。”

就本書的書名“經濟學的終極基礎”來看,可知米塞斯所說的“認識論”是特別著重於經濟學方面的,但認識論的處理,自然要涉及哲學上的許多大問題。所以,儘管本書“並不討論一般哲學議題”,但哲學上的若干大問題的闡釋,卻佔了全書(八章)的大部分(第四章以前和第七及第八章部分)。這一大部分對於從未接觸過這類問題的讀者,或許會顯得艱澀難懂,或許會覺得與經濟學無關,也可能難以下咽。果若如此,建議先從直接標明經濟學的第五和第六兩章讀起,也是可以的;最好當然還是從頭到尾、循序通讀全書,否則難免會產生嚴重的誤斷。

本書於1962年出版,而米塞斯在第五章前段寫道:“如今在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這個叫人誤會的名稱傳授的那一門學科,毛病並不在於任課的老師和教科書的撰寫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經商失敗者。而在於他們不懂經濟學,以及欠缺邏輯思考的能力。”這是為他1949年的代表巨著《人的行為》中的“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提供答案。那麼,“經濟學或更精確的‘真正經濟學’是什麼?”、“什麼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為何真正經濟學家要有邏輯思考的能力?”除了上文引述的夏先生說法外,就請仔細研讀這本書吧!特別是政府政策的決策官員和專家學者,更有必要好好讀讀這本書!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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