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學術界遭遇一場來勢洶洶的整肅運動，高校教師因言獲罪的案例層出不窮。許多教師因為學生告密被當局停職、解聘、調查，情況猶如當年的文革再現。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以來，從半公開的課堂「七不講」，到公開的招募學生「信息員」，通過學生告密，監控教師言論。中國高校教師是否已無路可逃？莘莘學子為何成為告密者？
嘉賓：旅美前中國高校教師譚松；旅美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
譚松：高校信息員由來已久，明暗兩線監控教師
旅美前中國高校教師譚松說，學生信息員是中共在高等院校的一種制度，一直存在。事實上，這種制度是雙軌的，有明暗兩條線。暗的信息員是秘密的，同學老師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這種做法應該在以前的高校就存在，到了80年代有所減弱，不過後來再度強化。這些人都是單線聯繫，先由有關部門，比方國安或者公安到學校直接尋找學生。政府人員從檔案中挑選那些他們認為合適的人選加以單獨發展，向他們交代任務，肯定也給予好處，不過詳細的好處我並不清楚，因為一切都是暗中操作。這種信息員被發展為黨的線人，連輔導員、教師們都不知道他們的身份。他們被要求報告老師的言行，特別是那些有「老外」的學校更是如此。在有外教的學校，發展秘密信息員更是必須的。我稱他們為「地下工作者」。另一種就是公開信息員，應該是2012年之後開始盛行的，最早在2014年開始公開招聘，打的招牌是保證教學質量和促進教學改革，這個名目使得學校可以公開實行這種制度；當局甚至還表彰那些所謂的「優秀信息員」。總之，中共使用明暗兩條線來監控高校教師的言論。
譚松：學生煉成「工具型」，專制死控高校之口
譚松說，我很贊同夏教授的說法，就是中國的學校培養的是工具型的人才。他們特別注重考各種證書，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考試上，比方說計算機證書，普通話證書等各種證書。相比之下，人文教育、多元化的文化教育等被削減。我授課時就發現，學生們經常表示，不願意涉獵與找工作沒有關係的知識，認為念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找到一份所謂的「好工作」。這方面我收集了大量資料，錄入了我的專著《一個高校教師的手記》。除了工具化教育導致學生沒有創造力之外，高校的告密文化也一定會往外擴張，因為告密是專制制度的一個特徵和其文化的組成部分；專制的目的就是控制整個社會，要讓統治者的思想意識成為全社會的唯一主導；專制統治越是威力強大，告密文化就越是盛行，告密制度就會越是健全。文革時，中共經常強調的就是「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要人民聽從黨的要求和安排，當時的告密者就無處不在。今天，我認為，中共的告密文化還將繼續發展，而且形式將層出不窮，以便把高校死死控制住。
夏業良：告密伴隨中共，利用弱勢學生禁言高校
旅美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說，中共建政以來告密文化一直沒有消失。習近平上台後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文化。高校信息員制度是2005-2006年在吉林大學開始試點的。後來吉林大學的校長回到北大當校長，這個制度隨後在北大、清華等這些主要高校成型，一直實施到現在。其做法是，許多學生經常把同學和老師說過的所謂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報告給校方，自己因此得到獎勵。這些信息員除了按月領取津貼之外，畢業時可以獲得各種照顧，比方說直接升讀研究生，被送出國學習，或者無需考試加入公務員隊伍，這些都是通過告密得到的好處。這使得部分學生為了私利而搜集言論。我本人2010年被學生信息員舉報，校方找我談話說，學生反應我的講課內容涉及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我的教學經常由團委、學生會和教工組織學生來進行特別的評價。因此，學生告密成為壓制言論和思想自由以及整肅教師的重要手段。校方一般挑選那些來自邊遠、貧窮地區的學生充當學生信息員，因為這些學生沒有強大的社會背景，與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競爭沒有任何優勢，如果能夠被選為學生信息員，便獲得上升的通道，這使得跳出自己的圈子成為一種可能。
夏業良：高校應有技術有思想，否則中國永遠落後
夏業良博士說，我在北大任教的最後幾年，北大學生經常詢問的是如何在畢業之後找到收入最高的職業，而不關心人文和思想以及社會進步，這種現象之前很少見。我認為，急功近利思想是告密文化的土壤。人們希望把中國高校辦成工具學校，「把事情做好就足夠了」，就是只要學技術不要學思想，這讓共產黨放心、讓家長高興。人們常說，上大學最好上清華，似乎清華人沒有思想，這種說法顯然不正確。不過，事實上，清華特別強調的就是工具理性，說「清華人務實，不講究思想高大上，只要學好技術就可以服務國家和社會」。而一個國家要先進應該是先有制度的先進和思想的先進，才可能有自由、開放、發達的學術和科技環境。美國的發達和先進絕對不是只有技術而沒有思想、沒有自由的學術氛圍。假如中國自己選擇這樣的路徑，等於就是希望中國永遠落後，除了偷技術而沒有別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