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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共來到四川 天府之國變煉獄!

在我的老家宜賓,一些生產隊長被倒吊在村裡的廣場上,拷問他們:每畝生產多少斤小麥?如果實事求地回答「四百斤」,立即挨打。說八百斤吧,還得挨打!結果,有的人不得不把數字提高到一萬斤,有的人因拒絕胡說八道而被活活打死。糧食產量就這樣被打上去了,中共的征糧指標也就上去了。農民連口糧也不能留,大饑荒出現了,到1960年,名揚四海的天府之國,大批的人在餓死。

當中共來到四川,天府之國變煉獄!(網路圖片)

九十年前中共在上海召開一大,據召集人李達的回憶,代表湖南的毛澤東,當時並不是黨員。儘管後來毛被中共尊為創始人,人們至今也找不到他登記入黨或被介紹入黨的記錄。一灘渾水,這就是中共的一大。四川人沒有代表出席,幸甚!

遠離中共,四川人過得有滋有味。在國民黨治理下,老百姓不是奴隸,沒有被餓死,被屠殺,被運動,被限制一切自由。無論是重慶還是成都,民辦報紙每天都在批評政府,揭露社會陰暗面。就連國民黨的死敵共產黨,也在公然地壯大著地下組織。

很少有人能看透中共。畢竟在奪取政權之前,中共喊的是民主自由,反的是獨裁貪腐,扛的是正義進步。不要說青年學子、知識精英,即使是國民黨的軍政人員,或地方鄉紳,都不乏中共的同情者。中共地下黨員一旦被捕,通常會有地方顯赫人物出面保釋。一位老成都告訴我,他幾乎沒有聽說過槍斃共產黨。直到中共兵臨城下,才大抓一批,殺了幾個,那也是在南京政府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命令下執行的。

中共軍隊開進成都時,沒有鮮花、口號、標語的夾道歡迎。春熙路上的商鋪生意興隆,茶館裡人聲鼎沸,電影院前人頭攢動。人們的普遍想法是:這就像從滿清到民國,日子不也照舊的過。用當年大北茶廳胡老闆的話說:國民黨在這兒,我喊蔣委員長萬歲;共產黨來了,我喊毛主席萬歲。有啥子害怕的嘛!

不久開始鎮反,胡老闆被中共公安拉到昭覺寺牆外的樹林里,敲了“砂罐”(槍斃)。當年也是鎮反積極份子的作家鐵流回憶他目睹胡老闆被殺的情景:半邊腦袋不見了,那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

四川人的苦難就以這種方式開始。剛剛上台的中共,以鎮反和土改的名義,在四川濫殺了三十萬人。昭覺寺的老和尚告訴我,每天一批批地槍決,白花花的腦漿濺滿草地,鮮血把泥土變了個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令人根本沒法念經打坐。

被害者幾乎都是無辜者,胡老闆就是一個。他為了過當官的癮,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頭銜。中共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自首,胡老闆第一時間跑到派出所登記。他以為就此解脫了,孰料中了中共的圈套。

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時也是一個。夏之時曾任成都革命軍總指揮,蜀軍總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到家鄉合江,潛心研究佛學。中共殺他,為的是湊夠毛澤東下達的殺人指標。

我朋友父親的表兄,乃金堂縣某大地主的公子,供職於成都某銀行。中共請求他幫忙勸說金堂的反共武裝分子放下武器,他辦到了。鎮反時,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分子連同表兄一起,統統被槍決。臨刑時表兄只說了一句話:你們共產黨不講信用。

土改殺人也大同小異。詩人流沙河講過這樣一次經歷:十多個地主並排跪在少城公園的審判台上,在喊打喊殺的口號聲中,挨個地被要求交出錢財。誰要斗膽回答沒有,身後的解放軍立刻對準其頭部開槍。

從未見過的恐怖帶來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懼,夜裡小孩若不聽話老是哭,父母只消說一聲:解放軍來了!小孩馬上收淚止聲。隨後幾年的一場場運動,把四川人徹底打趴下了,中共要的就是這種戰戰兢兢的效果。然而,四川人怎麼也想不通的是:都乖乖地做順民了,共產黨仍然不放過他們。

1958年的大躍進,現在已經很清楚:這是毛澤東企圖稱霸世界的努力。要大規模從蘇聯和東歐進口軍事工業項目,必須大量出口食品。為了滿足毛的野心,中共在四川的頭面人物李井泉,搞了個反瞞產私分的運動,以便把糧食從農民手中奪走。其做法之一,就是逼迫農民在產量上吹牛撒謊。

在我的老家宜賓,一些生產隊長被倒吊在村裡的廣場上,拷問他們:每畝生產多少斤小麥?如果實事求地回答“四百斤”,立即挨打。說八百斤吧,還得挨打!結果,有的人不得不把數字提高到一萬斤,有的人因拒絕胡說八道而被活活打死。糧食產量就這樣被打上去了,中共的征糧指標也就上去了。農民連口糧也不能留,大饑荒出現了,到1960年,名揚四海的天府之國,大批的人在餓死。

李井泉不僅不把奪來的糧食還給農民,反而調運出四川。他的兒子申在望後來辯解說:這是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下的命令,原因是京津滬等地,正面臨斷糧。瘋狂的大躍進,已經使全中國陷入饑荒。從周恩來、鄧小平到李先念、李井泉,無人不清楚調糧的可怕後果。他們完全可以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已經表示願意援助中國。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為了表現中共有志氣,更為了掩蓋罪惡,隱瞞真相,以繼續向全世界編造中共統治中國的所謂豐功偉績,他們寧可讓四川人去死!

這場人為的饑荒,吞噬了四川百姓八百萬,平均九個人就有一個餓死。李井泉因調糧有功,在1961年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統管雲貴川三省。可憐的四川人,能忍受一家大小餓死,村子餓死一半人;能忍受吃泥土、啃草根、人相食;竟然無人反抗,就連政府糧倉里屬於自己的糧食也不敢動。做奴隸做到這份兒上,我真的無話可說。

文革壓根就是中共的一場內戰,自上而下,波及社會各階層。在四川,文革的每個階段都是一場大戲: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最終人人都成了犧牲品。

我曾跟隨紅衛兵去地主兒子家挖“變天賬”;曾在學校里參與羞辱老師的行動;曾流落街頭,與黑社會為伍;曾目睹父親被批鬥被毒打;曾到處尋找被造反派抓走的母親;也曾旁觀過最慘烈的武鬥,身邊橫七八豎躺滿被打死打傷的工人。

文革在我心頭激起的震蕩是終身的。它對四川人的影響,遠遠不像鎮反與大饑荒似的單純,幾乎家家戶戶都被牽連進去。因各種原因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的人,超過一千萬。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死於群眾暴力的,死於批鬥的,死於武鬥的,死於自殺的,死於刑訊的,死於監禁的,難計其數。文革中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是個謎。

我父親也是在這時被整死。1938年他步行從四川去延安,滿懷救國救民的理想。他的忠誠白費了,夢想也粉碎了。對現實的幻滅促進了人們的覺醒,文革期間四川的持不同政見者空前增多。當時滿街貼著殺人的布告,你經常能從中看到“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集團首領”的字樣。即使活在最恐怖的年代,他們依然敢挑戰中共的統治,尋求自由的道路。

(本文有刪改)

原文作者簡介:

張朴,四川成都人,旅英華人作家,現居倫敦。迄今發表小說、報告文學、人物特寫、政論文章等各類作品逾百萬字。他是世界名著《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中文譯者。他的一部長篇小說《輕輕的,我走了》,被評論家譽為“新移民小說的突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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