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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沈:災難就在眼前 中國還在依賴政商尋租體制

——所謂中國模式 沒你想像得那麼好

只要中國的尋租問題不能在制度上予以控制和解決,中國就不可能有偉大復興的機會,今天一切表面上的糊牆紙行為都毫無意義。無論建多少「和諧號」,這個國家也沒有和諧;無論建多少「復興號」,這個國家也難以復興。

我的讀者們已經注意到,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下行的通道。GDP增速逐年下跌,衰退的大趨勢已經難以阻擋。照目前下滑的速度,過不了幾年,中國的實際GDP將降到3%以下,與發達國家接近,然後達到停滯的狀態。

以中國的人口規模、區域差異、貧富差距、社會機制、民族矛盾、體制特點,只要經濟發展有絲毫停滯或接近停滯的趨勢,那就意味著會產生出大量的失業人口,將不可避免的引起社會和經濟大動蕩。

在動蕩來臨之際,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全國人民的生活都將受到巨大的衝擊。

不要再以為我危言聳聽。你去問問上一輩人就知道,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幾次大動蕩距離我們都不遙遠,我們父母和祖父母兩輩人都經歷過不止一次。你敢說,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難道歷史就一定不會重演嗎?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事實證明,這句話是中國千年以來顛朴不破的真理。

在我看來,雖然歷史的車輪難以阻擋,但是有一些災難並不是不可避免。中國GDP增速逐年下跌,也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只要我們控制得當。我相信中國的潛力,也相信中國人的創造力。

但是可悲的是,在我經過大量的調查和理性分析之後,我並沒有發現我們對中國模式進行過任何深刻反省和改革行動,所有人還沉浸在所謂“中國模式”的虛幻當中,甚至覺得替代歐美模式指日可待。

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就拿中國模式最典型的一個特點來探討:尋租(rent-seeking)。

在我眼裡,只要中國的尋租問題不能在制度上予以控制和解決,中國就不可能有偉大復興的機會,今天一切表面上的糊牆紙行為都毫無意義。

無論建多少“和諧號”,這個國家也沒有和諧;無論建多少“復興號”,這個國家也難以復興。

那麼,尋租到底是什麼東西?

按照經濟學家戈登·圖洛克(Gordon Tullock)的定義,尋租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既得利益通過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獲取利潤的尋利活動。

毫不誇張的說,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就建立在尋租經濟體制上。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一種尋租模式。

尋租就像領航員,可以引領和帶動中國的起飛,但是不能一直陪著中國高速飛行。照目前領航員指揮的方向飛下去,越飛越低,還沒等到大家擔心的“硬著陸”,就已經撞上前面的山峰,同歸於盡,粉身碎骨了。

我的證據是,為了防止利益受損或拖延改革陣痛,中國經濟還在繼續依靠尋租體制,即使我們發現後者已經惡化成了一個制約中國經濟恢復健康的毒瘤。毒瘤的治療拖得越久,就越難攻克,隨時會引起各類併發症,暴斃而亡,無藥可救。

尋租體制就是中國經濟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但是為了保衛既得利益,他們害怕改革的陣痛,只能一邊苟延殘喘,一邊為自己做好資產轉移和隨時跑路的準備,同時又用所謂的“中國夢”迷惑吃瓜群眾,讓底層民眾和基層官僚以為形勢一片大好。

直到某一天經濟驅動力不足,發動機突然熄火,大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此時他們早已攜巨款逃之夭夭,把其他人留在水深火熱之中爭相伐戮、自生自滅。

尋租不是兩敗俱傷的零和遊戲,但是它是一種負和遊戲。也就是說,輸家的損失遠遠高於贏家的獲利。當既得利益的非法獲利頗豐,社會上普通人的損失不僅慘重,而且還遠多於既得利益的獲利。當損失達到一定的程度,危及人民群眾的生死存亡,反對的聲音就會出現。

古今中外,任何相似的體制都出現過這種現象和結局。

我們先來看尋租的基本現狀。

中國目前典型的尋租模式,就是通過政商結合方式,極少數人掌控全國經濟命脈,全面壟斷工業製造和民生服務,包括石油、電力、煤氣、煙酒、銀行、保險、電信、鐵路、航空、軍工等各個重要領域。

由極少數人為代表的國家體制,從中獲取超額利潤,並通過極為複雜和隱秘的手段,向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和個人輸送和分配,造成極為不公平的財富分配結果。

更關鍵的是,這一切都是在不為人知的潛規則底下做到的,一切都順理成章,幾十年來成績斐然,以至於所有人都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狀態,把這種潛規則當成了新常態,也難怪某薄姓人士在法庭上表示不服。

按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王建國教授的說法,中國模式是一種“中央集權控制下的市場管制經濟”,他把這種模式稱為“權控經濟”。

改革開放初期的尋租,可以算作“權控經濟”下的產物。當時的“權控經濟”創造出了生產力,因為我們的起點非常低,剛剛從零起步進入市場經濟領域。

例如,從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時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僅僅有可憐的4元,農村人口甚至不到2.6元。所以,自從改革開放引入資本主義,立刻讓人們嘗到了甜頭,領導吃肉我們喝湯,對於一直連湯都喝不上的老百姓來說,已經很滿足了。

“權控經濟”似乎是擁有後發優勢的國家必經的一個階段,我們確實做到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尋租看似沒有多大的問題。

但是,發展到現在,當有極少數人的超富達到誇張程度,佔有相當比例的社會和財富資源,而少數人富了一點點卻面臨極大壓力,大多數人雖然脫貧但富不起來遇到瓶頸,這時候我們再看,“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路徑到底是什麼?

鄧小平有一句結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

中國人喝湯喝了30年,湯越來越喝不飽,或者說大家胃口越來越大,卻仍然一塊兒肉也沒見到,繼續被少數人緊緊攥在手裡。

也就是說,現在“權控經濟”已經不再具有生產性,或者說生產性越來越少,尋租所產生出來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

既得利益所獲利潤,不再屬於他們財富創造過程中的一種獎勵,變成了即使他們不投入任何努力,也同樣收穫利潤。

據官方統計,某位已經因貪腐下台的副國級官員及其家族,通過掌控石油化工系統,“造成經濟損失14.86億餘元。通過法院判決追回的金額至少有5.8億餘元”。這只是給他們留了面子的公開數據,真實的數據必定是天文數字。

在他們把利潤放進自己腰包,嚴重影響了企業經營的效率、責任,以及公開透明的程序制度。他們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國有企業的股東,也就是中國老百姓,從市場壟斷中享受到應得的待遇和服務也因此大打折扣。

就拿石化產業來說,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家公司被《財富》列為世界五百強企業的第三名和第四名,營業收入總計為8700多億美元。但是在中國開車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汽油油品非常差,國產最好的97號汽油,質量甚至不如美國老百姓所用品質最差的87號汽油。另外,中國作為新興的汽車大國,石油化工企業在世界上又如此之強,可我們老百姓面對的國內汽油價格卻高於其他許多國家。

為什麼?我只需要隨便舉個例子你就理解了:自2003年以來,僅中石化一家公司就有連續3任總經理和董事長因為貪腐被查處。當然,同時也少不了蔣潔敏、王永春、廖永遠等許許多多涉及石油利益的貪腐官員不停地被查出。更要命的是,他們只是因為抱錯大腿比較倒霉,其他的人和接替他們的官商也不見得乾淨到哪裡去。

石油企業好歹屬於製造業,但在金融證券等領域,通過各種層層疊疊手段把國家資產轉向個人的情況就更加誇張,也更加隱秘。

例如,有的人攀附到權貴或本身就是權貴家族成員,他們便可以輕鬆的從銀行“空手套白狼”,涉及到的貸款金額之高,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根本就不是我們普通工薪和中產階層所能想像的。

再例如,中國某個保險公司最近幾年展示出自己一副把全世界都買下來的樣子,顯得財大氣粗,實力雄厚,為國爭光。可是不用我多說,不論你是白領還是商人,你和你身邊的人幾乎找不出一個人是這家企業的客戶。也只有在中國這種國家,才有可能憑空冒出一個默默無聞卻擁有巨額資金的神秘企業。

總體來說,既得利益集團的利潤來源,已經不再完全靠財富的創造,而是更主要地靠財富的轉移。

由於他們是遊戲規則的製造者,也是遊戲的玩家,那麼自然就會在體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中如魚得水。更何況從法院到媒體,均受到他們絕對的管控,底層民眾對裡面的小九九毫無所知。

底層民眾最清楚的,可能就是股市了,因為我們也都進入了遊戲陪玩。

新聞上說,有一個深圳證交所員工,用300萬本金獲利高達2.48億。在我看來,這個員工被抓包,除了說明監管體系的問題有多麼嚴重以外,還能說明他這個人沒有後台,或者是後台不夠硬。這樣的小人物都能做出如此令人瞠目結舌的表現,那麼後台夠硬的玩家的手段和程度可想而知了。

經濟學家吳敬璉早就指出過,中國股票市場的監管體系有著極大的缺陷,“操縱股價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他說:“整個證券市場變成了尋租場”。

雖然去年包括證監會副主席、上市企業和證券公司管理層在內的多人被處理,今年又處理了保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助理、民生銀行副行長、進出口銀行分行黨委書記等等,但是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在金融保險等領域根本沒能系統性地解決制度問題。

一味的喊叫“反腐風暴”、“嚴厲打擊”等口號,跟幾十年來一直嚷嚷的“掃黃打非”沒太大區別。你會發現,反腐必然越反越多,越反越腐。

除了國企央企的利潤侵吞、金融騙局和股市薅羊毛,稅收也是尋租的一種體現。中國曾被《福布斯》列為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第二嚴重的國家,另外許多隱形稅收、重複稅收、地方的苛捐雜稅更難以計算。

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大臣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說過一句話:“徵稅的藝術在於從鵝身上拔最多的毛,但只讓它們發出最少的嘶吼聲”。

稅收到了國家體制,與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一樣,收入所得用於私利和他途,根本沒有最大化地受惠於老百姓,“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原則貫徹得並不徹底。

例如,2014年中國的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為5.55%,排在全世界中下水平,遠低於美國的17.5%或日本的10.2%,只比衛生條件慘不忍睹的印度高一點。

為什麼中共當局在惠及全民的醫療和教育上的開支比例這麼低?一切的根源還是在尋租體制本身。

對於一個尋租體制來說,它運作的根本目的就是尋租,為少數既得利益服務,不惜成本的保護既得利益和體制,例如每年高達近1萬億人民幣的維穩經費,而且這個數字連年飛速遞漲,從2014年起突然就不敢再公布,現在有多誇張我們無從得知。

尋租這麼嚴重,為什麼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民眾對體製表達了支持而不是反對?

首先,大家考慮到成本,覺得並不值得。與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文革時期進行痛苦的對照,大家就覺得,現在有口飯吃,有點錢賺已經不錯了,寧願維持現狀,不希望過去的場景重現,害怕歷史再次重演。

其次,金融和房地產泡沫掩蓋了實體經濟沒落的事實真相,讓城市裡有房一族賺得盆滿缽滿,為經濟衰退起到了暫時性的舒緩作用。

還有,我們獲取的信息、知識、數據全部都是經過刪減和過濾的,比如許許多多的尋租案例,我連公司名字和人名都不能在這篇文章里提,否則立刻被屏蔽和諧。

在中國,你們知道的都是他們想讓你們知道的東西,而不是你們應該知道的東西。正如格隆博士最近在一次演講中所言,中國的CPI只是一個“安民指數”,已經沒有任何實際參考價值,GDP也都一樣。

雖然如此,大家並沒有深刻的意識到,尋租體制是絕對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它建立在一個不公平、不公開和嚴重扭曲的基礎平台之上,必然蘊含著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隨著經濟不斷下行,蛋糕不能越做越大,爭食蛋糕的既得利益群體越來越龐雜,它面前只剩下兩條路可以走:自我革新或自我滅亡。

無論選取哪條路,都會有痛苦,但是前者是短痛,後者是長痛;前者受損最嚴重的是既得利益,後者受損最嚴重的是普羅大眾。

本公子在推特(@terenceshen)上寫過,縱觀歷史,在這片土地上,吃瓜群眾永遠是任人宰割的對象,根本沒有自己選擇方向的權力。不論是清末的義和團還是民末的共產,這個國家的人民只會跟風起鬨,在歷史的弄潮兒帶領下走個過場。

不同的是,有的弄潮兒名垂青史,成了偉人,有的弄潮兒身首異處,被人唾棄,但不變的是,每一次都受傷最深的都是可憐的中國百姓。

很多人都喜歡說,你是屌絲就不要怪社會,只能怪你自己不努力。但是對於一個社會的觀察者來說,一個人的不成功有很多因素,一個社會的不成功也有很多因素,我們必須予以客觀冷靜的分析。

從科學理性的角度講,一個人的努力程度雖然很重要,但並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我們不能拿鮮有的個例來證明這一點。

我們都被成功學迷惑了,因為成功人士最喜歡誇大自己的個人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或榜樣。他們很少人會把自己背後的金主、裙帶關係以及運氣因素講出來。

從窮苦農村出頭的成功商業人士屬於萬里挑一的極少數。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說過:“對於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極少數的成功故事,而是攸關身處底層和中層多數人的事”。據他分析,決定一個人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他的起點,包括父母的收入、本人的教育程度,還有運氣。

這說明,只有提高全民的福祉,包括增加人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那麼社會上個人成功的機會和比例就會更大,從而整個社會就能夠提高消費、推動創新、拉動經濟,建立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社會。

那麼,中國的改革方嚮應該是什麼?

在我看來,中國必須儘快大膽地破除已經存在和不斷加固了近30年的既得利益網,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全面整治貪腐行為,建立獨立的法制體系與有效的民間監督,在司法管轄範圍內進行全面市場化,增加全行業競爭,鼓勵自由思想和科技創新,增強企業效率。

尋租行為大大減少,有助於改善社會公平程度,並且通過國家機器進行財富再分配,提高人民的福利,減輕人民的生活壓力,進而會使人民擁有更多的實現個人夢想的機會。

如果依靠第二產業市場化競爭、第三產業自由創新和增加的民間消費來帶動經濟,中國的經濟表現一定會好起來。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尋租不是過錯的根源,但是在經濟體制急需動大手術的時候,還繼續固守著權控經濟體系,任由無孔不入的尋租腐蝕著中國大地,不敢徹底打破既得利益網,不能痛下決心:哪怕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也要啃下最難啃的硬骨頭,那麼,我們的未來必定是依稀渺茫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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