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國內有不少人想去紫陽舊居表達懷念之思，卻被阻擋在胡同外。紫陽在六四時堅定地站在民眾一邊，反對武裝鎮壓，哪怕落入去職軟禁之境，矢志不變，令國人敬佩。也有人曾猜想，如果紫陽當年隨高層之大流，得以保全地位，是否中國的改革就能避免很多彎路呢？據我觀察，早在1988年趙紫陽的地位就已動搖，他的改革努力不但很難伸展，而且當時還遭到高層的打擊；即便沒有六四鎮壓，他也未必能如願變革。
一、六四前一年的「紫陽困境」
31年前，我最後一次見到趙紫陽，是1988年的7月1日。那天中南海的頤年堂正對參觀者開放，離頤年堂不遠的勤政殿一個臨街的小會議室里，紫陽召集了幾個人，討論經濟改革的思路。窗外遊人往來，語聲不斷；室內非常安靜，只有紫陽一個人侃侃而談。當時在場的，除了紫陽的秘書鮑彤等三人，還有周小川、樓繼偉，以及我和同在體改所供職的張少傑。這場談話延續了五個小時，從下午兩點一直到晚上七點，我們幾個到中南海開會的人幾乎都沒發言，紫陽一個人唱了「獨角戲」；與其說，這是一個討論會，還不如說，是紫陽在講述他那些難以實現的經濟改革主張。
之所以用「紫陽困境」這個說法，是因為當時的趙紫陽其實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和明槍暗箭，但決策圈之外的人難以了解。這個會議的背景是，當時在鄧小平的壓力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不得不決定加快價格改革，但鄧小平的這個決策無疑是錯誤的。那天勤政殿小會議室里的周小川、樓繼偉是鄧小平那「價格闖關」主張的支持者，周、樓很早就主張用數學模型計算出合理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相關稅率，然後一舉完成價格改革，吳敬璉也表示過類似意見；而我和張少傑以及體改所的同事們都認為，這種想法是蘇聯模式的「計算機烏托邦」，要把隨供求不斷變動的成千上萬種產品的價格當成可以固定下來的經濟參數，人為地管理，那還是計劃經濟的思路。這次在勤政殿開這個小會，趙紫陽一開頭並沒有說明，為什麼找我們幾個人來談談。但我心裡明白，紫陽的想法與我和張少傑的看法很接近；而紫陽希望說服的其實是周、樓兩人，希望他倆把趙的意見轉達給其他高層相關人士。我現在還保存著當時的會議記錄，紫陽的基本意思就是，沒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很難成功。他當時講話的語氣多次都用「如果（我）能這樣或那樣做，那麼就可以取得什麼樣的進展」，是一種典型的紫陽式商榷型口氣，絲毫沒有「指示」的意味。
在此之前，1988年5月底國家體改委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改革中長期規劃研討會上，我為體改所起草的遞交會議的材料明確反對「價格闖關」；會後也專門給趙紫陽送了內部材料，說明我們反對「價格闖關」的理由。在參加京西賓館會議的九個單位中，只有體改所是「價格闖關」的公開反對者，因此會後結集出版會議文集時，國務院發展中心、北大、中央黨校、上海市經濟研究中心、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體改委等單位的材料都收入書中，但我們所的材料則被排除了。
趙紫陽其實知道，我們的意見是對的；他也不相信單刀突進的「價格闖關」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他身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和經濟改革的主要領軍人物，卻不能反對鄧小平的「價格闖關」決策。他只能利用各種機會反覆發表講話表示，只有在價格改革的同時推進企業改革，價格改革才能成功；他沒有講出來的另一半意思是，如果單刀突進地推行「價格闖關」，而在其它領域裡按兵不動，「價格闖關」即使實施了，也不可能成功。可他的看法並未引起注意，老百姓擔心的是大漲價；支持改革的人往往被「長痛不如短痛」的簡單邏輯所左右；反對改革的人當然不想聽趙紫陽的意見。
二、「總設計師」鄧小平唯一「設計」的一次失敗的「改革」
趙紫陽是中共歷任領導人中對中國經濟現狀以及應該如何改革了解最深的人，但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使他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構想去改革，因為他不但面臨以陳雲、姚依林為代表的計劃經濟官僚體系的暗中掣肘抵抗，還不得不面對一個完全不懂宏觀經濟管理的總理李鵬；更複雜的情況是，聲稱不問國務院日常事務的鄧小平不安於「垂簾聽政」，還要直接插手具體經濟政策的決定。1988年初夏鄧小平在數次接見外賓的談話中宣布，中國要實行「價格闖關」。這個錯誤決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不滿，結果造成了全國性恐慌和經濟失控。但鄧小平闖下大禍後，卻將責任一推了之，既不願意阻止陳雲、姚依林趁機阻撓經濟改革的舉措，也不願意出面承擔本應由他自己來承擔的政治責任，而是怯懦地讓並不贊成鄧小平主張的趙紫陽出面向全國民眾認錯，以保全鄧小平自己的臉面和地位。結果，趙紫陽的政治形象和實際地位因此大受傷害，而反對經濟改革的陳雲等勢力反而在經濟決策方面占了上風。
如今中國的御用學者把80年代改革決策過程中的種種真相遮掩起來，把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這頂桂冠戴在了鄧小平的頭上，同時淡化甚至抹殺趙紫陽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努力和貢獻。其實，從1980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的諸多方案主要是趙紫陽等人主持制定的，而鄧小平只直接「設計」過一項具體的經濟改革方案，那就是1988年的「價格闖關」；但這卻是一次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思維指導的錯誤決策，還未施行就宣告失敗，而且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
三、「長痛不如短痛」？
筆者時任國家體改委所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綜合研究室主任，代表體改所參加過國務院、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這一時期有關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多次討論會，了解「價格闖關」決策的幕前幕後情形，算是「價格闖關」這一事件決策過程的一個親歷者，了解不少決策過程幕後的真相（二十多年前曾撰寫英文文章介紹過）。
1988年中國的經濟改革處於膠著狀態，城市經濟改革早期的「放權讓利」、「廠長經理承包製」和價格體系「雙軌制」的正面效應釋放殆盡，其負面效應開始影響經濟的穩定，主要表現就是通貨膨脹蠢蠢欲動。在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無論是企業改革還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改革都停滯不前，而以陳雲、姚依林為首的計劃經濟官僚系統則抓住通貨膨脹現象，試圖否定經濟改革的方向，恢復對經濟系統的全面性行政管控。在這種情況下，一種盲目的急躁冒進情緒開始抬頭。在高層決策圈中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一度擔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鐵映。這種看法把經濟改革過程中新舊體制並存所造成的制度性通貨膨脹簡單化地理解為「雙軌價」的產物，以為儘快實行價格管理體制和價格體系的徹底改革，把「雙軌價」合而為一，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所以這種主張視快速完成價格改革為一場「攻關」任務，認為只要當局痛下決心，嚴令「攻關」，就能一舉完成價格改革，從此太平無事。為給自己找論據，持此主張者提出了「長痛不如短痛」這樣的口號。筆者1988年3月曾當面聽李鐵映談過這樣的主張。
其實，那時一些實行經濟改革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等國的經驗早已證明，如果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和企業制度不能徹底改革，上述企圖只會造成一輪又一輪的物價上漲，不合理的價格結構會在這個過程中「復歸」如初，「短痛」必然變成「長痛」，最後除了造成經濟動盪，別無它用。1987年匈牙利經濟學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以及體改所到匈牙利的考察，都注意到這個經驗。趙紫陽聽取匯報後，根據他對宏觀經濟問題的經驗和直覺，基本上接受了這一判斷。而像李鐵映這樣的缺乏現代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工程技術人員出身的行政官僚，其能力不足以理解這些道理；相比之下，他們更容易接受像「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之類的簡單化口號和單線條思維。糟糕的是，對既未受過現代正規教育、也不懂宏觀經濟的鄧小平來說，最容易打動他的恰恰是「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之類帶軍事術語色彩的觀點。儘管鄧小平對經濟問題完全外行，在中國的決策體制里，以軍委主席身份「垂簾聽政」的他卻偏偏擁有對財經事務發號施令、直接插手具體經濟政策的權力。
趙紫陽雖然明白「價格闖關」是兒戲，卻無法讓缺乏足夠知識的鄧小平理解這一兒戲的荒謬。至於1988年3月起任國務院總理併兼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鵬，就更不懂複雜的經濟道理了，他對一些基本的經濟管理常識都不甚了了，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四、姚依林火上澆油
1988年5月初接受了「長痛不如短痛」觀點的鄧小平突然決定，要直接干預具體經濟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一下，能否在3到5年內完成價格改革。政治局常委會隨後召開了一次務虛會，議了8條意見（我留有傳達記錄）。這8條意見與鄧小平的想法不同：鄧小平強調的是「不怕冒險」、要「畢其攻於一役」；而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則強調要穩妥，要顧及民眾的心理承受力，價格改革過程中要配套進行工資改革，以免民眾的生活水平受影響。其中的第2條意見是，準備一個為期5年的價格－工資改革計劃。當時，在趙紫陽主持下通過的這8條意見並未對黨內公布，更未向社會公開，本來不至於引起社會動盪。
趙紫陽所面對的不僅是鄧小平的魯莽草率，而且還必須應付陳雲、姚依林的暗中破壞。由於李鵬沒有能力主持「價格闖關」方案的制定，這個任務就自然地落到了姚依林的肩上。反對經濟改革、又深諳中國官場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開撥逆鱗、否定鄧小平的主張，但陽奉陰違這樣的把戲，要瞞過向來不問細務的鄧小平，就易如反掌了。因此，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張旗鼓地徵求民主黨派負責人對「價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意見（1988年9月初曾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國誼賓館就此開會），擺出一副全面「價格闖關」勢在必行的架式，把民間的恐慌之火越燒越旺；另一方面，卻利用主持制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機會，把鄧小平「價格闖關」的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化解成適當提高煤炭等幾種商品價格的一個小幅度調價方案（此方案在上述國誼賓館會議上發給與會者，但會後即收回），於是鄧小平的「價格闖關」主張就無聲無息地被技術官僚們消除於無形之中。
老百姓當然不知道姚依林抵制鄧小平決策的真相，但姚依林大張旗鼓地為「價格闖關」造勢的行動，實際上起到了為老百姓的恐慌心理火上澆油的作用。就這樣，姚依林既不動聲色地耍了鄧小平，又把趙紫陽「架在火上烤」。當時陳雲私下裡明確反對鄧小平的「價格闖關」主張，也猜到鄧小平在此事上必敗無疑，卻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評意見，而是等著看鄧小平「走麥城」的那一天；同時他悄悄地指示姚依林，立即開始著手準備停止經濟改革、實行「治理整頓」的方案。直到1988年夏末，陳雲看出鄧小平的敗局已定，於是出面表示，必須立即停止「價格闖關」，實行「治理整頓」，他的主張是重新恢復計劃經濟管理部門對經濟活動的廣泛控制。鄧小平在失敗的現實面前不得不同意陳雲的意見。
於是，自鄧小平宣布「價格闖關」之後，3個月內「價格闖關」一事無成，而引起的社會經濟動盪則動搖了國民經濟。闖了禍的鄧小平絕口不提自己幾個月前動議「價格闖關」一事，也不提他通過向外賓放話對政治局常委會施加壓力、要常委會立即實施「價格闖關」決策的情形，更不敢追問姚依林陽奉陰違、明順暗抗的行徑，卻讓趙紫陽出來代他受過。於是，趙紫陽不得不在1988年9月中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承認，「價格闖關」這一決策考慮不周。趙紫陽的形象因這次檢討大為受損，此後他事實上不能再過問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只能逐步退出經濟決策過程；而反改革的陳雲以及他在前台的代理人姚依林等計劃經濟官僚則重新掌握了經濟決策大權，開始了治理整頓，80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就此停頓。這些做法一直延續到鄧小平1992年「南巡」、朱鎔基調任中央之後，才逐步停下來。上個世紀80年代以趙紫陽為領導人的經濟改革就這樣在1988年秋就中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