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3日，在南京參加「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紀念暨第一次院士會議」的部分院士合影。
1948年，內戰在中國開展的如火如荼，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蔣介石決定開展搶救頂尖學人行動，將各個領域的學術精英帶到台灣。胡適參與了這項工作，親自到南京的機場恭候。然而他打開各個機艙後，都空空如也，願意離開大陸的學者寥寥無幾。一生經歷過無數風浪的胡適，在機場嚎啕大哭，他或許已經預感到了多數人日後的命運。
幾年後，沉浸於烏托邦夢幻中的知識分子，很快就受到了「反右」的傾軋，無數人被流放到夾邊溝等苦寒之地。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當初拒絕和父母一起離開大陸，此刻他已在劫難逃。新政權建立後，為了得到生存空間，胡思杜寫下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以鮮明的階級立場劃清了和父親的界限。他最終沒有能逃離被整頓的命運，在「引蛇出洞」的「陽謀」之下，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接著是無休止的批鬥和侮辱。1957年9月21日晚，胡思杜上吊自殺，年僅37歲，他比父親整整早了5年離開人世。
那些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多數人都在接連不斷的運動中迅速凋零、萎謝。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一向遠離政治，只在史學的園地梳理著各種典籍。「文革」開始後，滔天的巨浪將陳寅恪捲入了可怕的漩渦，造反派三番五次到他家查抄，積攢多年的書籍被毀於一旦。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陳寅恪寫下了《挽曉瑩》：「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陳寅恪與世長辭。同年11月21日，妻子唐篔也撒手人寰。
「文革」的暴虐之風席捲了每個角落，自然科學界的工作者也難以倖免。曾國藩家族的後人曾昭掄先生，曾獲得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博士學位，回到中國任教。1966年，紅衛兵跑到曾昭掄妻子俞大絪的住處，瘋狂的抄家。畢業於牛津大學的俞大絪教授，受盡了羞辱。紅衛兵剝除了她的上衣，用皮帶狠狠的抽打，這位任教於北大的學者服毒自盡。被流放到外地改造的曾昭掄想請假回家，為妻子辦理後事，但沒被批准。他面朝北方，以頭磕地，用交加的血淚表達最沉痛的哀悼。一年後，曾昭掄在無休止的批鬥中離開人世。
半個世紀過去了，那些血淋淋的場景，在歲月中已逐漸模糊。年輕的一代，對「文革」的歷史知道的並不多。人面獸心的文痞編造著各種謊言，為醜惡之極的魔鬼招魂，大放厥詞的說那是民主的時代，人民群眾的呼喊可以瞬間轉化為行動。
姑且不說十年浩劫對無數家庭的衝擊，單純從文化的層面考察，「文革」給中國帶來了可怕之極的災難。在「破四舊」等口號的蠱惑之下，無數文物、書籍和寺廟被毀於一旦。戰爭年代倖存下來的古蹟，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遭受了挫骨揚灰的滅頂之災。
胡適和傅斯年在離開大陸之前，並無法完全預知未來，但對歷史的趨勢和總體的輪廓有自己的判斷。他們曾一起飲酒，悽然相向，品讀著陶淵明的《擬古》：「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催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念完此詩，兩人都潸然淚下。這淚水，有對自身命運的悲嘆，更有對國殤徹骨的哀痛。
在交通信息並不發達的年代，一道海峽把亂世中的人們隔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當初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成了「臭老九」。如果胡適在彼岸知道這一切，他會有多少悲哀的淚水？
當夢幻在血寫的事實面前支離破碎之後，那個時代學者的整體命運成了一個殷紅的符號，他們最後的遭遇是對歷史最真實的見證。
附註：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召開了院士評議會第五次年會，經過分組審查、一次普選和四次補選，最終確定了第一屆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單。政權變更之際，有9人去了台灣，占院士總數的11.9%；有12人去了美國，占院士總數的15%；有60人留在了大陸，占院士總數的74%。
離開大陸的院士：李濟、董作賓、袁貽瑾、王世傑、傅斯年、朱家驊、胡適、李先聞、王寵惠、凌鴻勛、吳敬恆、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趙元任、吳大猷、蕭公權。
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單
數理組
姜立夫、許寶騄、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鴻勛、薩本棟。
生物組
王家楫、伍獻文、貝時璋、秉志、陳楨、童第周、胡先驌、段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松、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
吳敬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