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涉及經貿的談判中斷後，世界各國以及中國的媒體對此作了大量報導；所用詞語也越來越複雜，從貿易戰到科技戰、新冷戰等等，不一而足。然而，這些雲遮霧罩的表述反而把美中衝突的實質掩蓋了起來。美中談判的核心問題其實是針對中國大規模盜竊智慧財產權的美方保衛戰；而中國作為侵害方，在談判中對此一直躲閃迴避，最後索性推翻前議，寧可承擔高關稅，也不願切實終止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活動。
一、圍繞智慧財產權的美國保衛戰
其實，早在去年12月3日，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接受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訪問時就指出，中美談判的主要內容並不是關稅，而是讓中共進行結構性改革，「即阻止中共竊取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停止強迫技術轉移，不再對美國的技術進行各種侵略。」納瓦羅說，「我們要看到中國是否發生了可驗證的、真實的、立竿見影的結構變化。這就是我們的底線。」
把這場圍繞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談判說成是「科技戰」，可能混淆美中雙方的位置和態勢。顯然，在大規模盜竊智慧財產權方面，中國是進攻者，而美國是防衛者；美國所做的是防止美國的智慧財產權被非法入侵偷盜，但美國並未侵害中國的智慧財產權。然而，「科技戰」一說卻把盜竊和守衛智慧財產權之爭解釋成了不分是非的混戰。如果有人入室盜竊被屋主抓獲，警方顯然不會糊塗到以為，雙方之間只是訪客糾紛或打架鬥毆。這個比喻可以說明這次美中談判的實質。
在中美貿易談判取得有限進展的同時，兩國已經邁入雙邊關係的「深水區」。
今年1月21日我在澳洲民族台SBS中文普通話網站上發表的《中美經貿談判進入「深水區」》一文指出，「中美談判的『深水區』共有三個核心議題，一是市場准入，二是執法從嚴，三是實施監督……所謂的執法從嚴，首先涉及的是，對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的中國企業，中國政府是嚴格執法，還是姑息縱容、甚至出資鼓勵；其次，政府參與的種種行為本身，是遵守美國的法律，還是遊走在違法逃逸的邊緣。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問題，才會有所謂的實施監督，其實就是把對北京的政府誠信之質疑明朗化了……
主導美中經貿談判事宜的萊特希澤的立場有三個特點：第一，不會滿足於市場准入層次的中方讓步，而是高度關注如何遏制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第二，不會滿足於中方的口頭或書面的原則性承諾，而是要求建立監督承諾兌現的機制；第三，保留貿易制裁的手段，以「確保北京兌現它的承諾」。」現在來看，在這場談判里中國只願意空洞地表示，可以停止盜竊智慧財產權，但拒絕接受監督，於是談判破裂，美國實施了懲罰性關稅。
二、「奪取」和守護智慧財產權財富：中美衝突的根源
30年前，中國開始大量引進外資，當時能引進的主要是港台企業和西方國家成熟的工業技術和即將過時的工業設備，雖然中國實行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方針，事實上迫使外企轉讓技術，但此舉並未引起國際社會的反彈，因為這類技術的轉讓不致於威脅到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基礎。然而，30年後，中國面臨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據《日本經濟新聞》最近報導，10年前全球企業的淨利潤中美國約占25％，而現在這個比例已大幅度上升到39%。其原因是，美國已經形成了由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創造利潤的產業結構。通過調查美國企業持有的資產可以看出，代表技術實力的專利及代表品牌影響力的商標權等無形資產已達到4.4萬億美元，超過了工廠及店鋪等有形資產；美國企業無形資產占企業總資產的比例已達到26%，是10年前的2倍以上，而日本現在的這個比例還只有6.4%。《日本經濟新聞》沒有說，中國的這個比例是多少；很可能，最多不過是日本的幾分之一而已。
從2019年5月20日開始，從華盛頓到北京，一幅新冷戰的鐵幕似乎在太平洋兩岸之間徐徐落下……
上述數據表明，一方面，以高科技為基礎的商品與服務日益在世界經濟中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一個國家能否邁過從低素質成長進入高素質成長的門檻，其標誌就是國民經濟當中智慧財產權的收益占多少。中國雖然自主研發的能力和投資不多，卻十分明白，靠廉價勞動力賺得的利潤只是製造業產業鏈當中的很小一塊，於是當局就想到了用各種非法手段去「撈」外國的智慧財產權、以便獲取智慧財產權收益這樣一條「捷徑」（參見拙文《中國經濟：告別低素質發展？》）。
另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已開發國家已逐漸轉變為智慧財產權支撐型經濟結構，在這種情況下，保衛本國的智慧財產權不被偷盜，既是維持就業和企業利潤的基本前提，也是守護智慧財產權財富的唯一途徑。而中國「奪取」他人智慧財產權的企圖，不僅僅是硬搶外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收益（即利潤），而且也奪走了已開發國家的智慧財產權財富。於是就有了去年以來中美之間以侵犯智慧財產權為主題的經貿談判。
The Huawei booth at a Chinese5G technology expo
三、美國的智慧財產權損失：從假貨到技術機密被盜
中國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的活動大體上可分為兩部分：假貨和盜竊技術機密。如果說，前一種是明目張胆地盜用美國公司品牌、用假冒偽劣產品侵占美國公司的市場，那麼，後者就是技術間諜活動；前者通過反覆出口假貨，搶走正牌產品生產公司的利潤，後者屬於永久性地掠走美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財富；如果涉案者被查，前者屬於民事訴訟範圍，後者則可能涉及刑事訴訟；前者對美國公司的侵害持續不斷，但每次侵害的數額相對有限，而後者是一次性地造成美國公司的巨額損失，讓被盜的美國公司多年的研發投資血本無歸，且可能長期面臨中國仿造品的擠壓而破產。
據去年7月23日的一篇報導，被查獲的出口到美國的假貨中87%來自中國和香港。可以想見，從香港出口的假貨多半也是中國製造、轉道香港運往美國。至於偷盜智慧財產權的數量，被盜的美國公司因擔心股價下跌，往往忍痛吞聲，因此很難獲得準確的數據。據美國智慧財產權被盜問題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發表的一份報告稱，中國仿冒、盜版以及盜竊商業機密等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問題，每年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在2,250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之間；其中，僅盜竊商業機密一項就令美國經濟損失1,800億到5,400億美元。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曾於2015年公開宣布，電腦黑客進行的經濟間諜活動每年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高達4,000億美元。
Chinese cargo containers at the US Port of Tacoma in Washington state
四、寧可承受懲罰性高關稅，也要繼續「奪取」美國的智慧財產權財富？
在歐巴馬時代，上述現象就已十分明顯，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但無能的歐巴馬在「擁抱熊貓派」的包圍中始終無所作為。這又反過來成為一種對中國侵犯智慧財產權活動的變相鼓勵，以致於中國把這種活動納入了經濟崛起和世界稱雄的戰略規劃之中。川普在這次美中談判中把上述問題攤上了台面，美國在談判中並沒有追訴偷盜智慧財產權的國家行為，也未就偷盜損失提出賠償要求，只是要求中國從立法、司法、行政監督等層面採取切實措施，中止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活動。而在冗長的談判過程里，中國一開始是矢口否認有過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然後，在諸多案件的事實面前，承認存在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但在談判的最後一刻還是全盤推翻。顯然，中國寧可承擔美國的高關稅，也不願切實終止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活動。
一個月前，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多福·雷（Christopher Wray）表示：「中國開創了一種有廣泛社會參與的方法去盜取創新，它採用了任何可能的手段，從各類企業、大學和組織盜竊創新成果(「China has pioneered a societal approach to stealing innovation in any way it can from a wide array of businesses, universities and organizations」)；中國通過情報機構，通過國有企業，通過所謂的私營公司，通過學生和研究人員以及代表中國在海外工作的各類主體收集情報。」他提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全國設有56個辦事處，這些辦事處調查經濟間諜案件時，幾乎都指向中國。在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大量活動已經引起美國政府高度關注的情況下，中國在這條道路上還能走多遠呢？
有趣的是，中國官媒對美國聯邦調查局長的上述談話不僅作了報導，而且把英文原話中的「societal approach」誇張地譯成了「全民皆盜」，儘管原話並沒有貶義。官媒的意圖或許是挑起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憤怒，或許是變相地為偷盜智慧財產權的活動「正名」？
聲明：作者程曉農，博士，中國經濟學家、轉型問題學者、旅美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