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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流毒和對中國的貽害比毛澤東更深遠

歷史上所有毛澤東犯過的罪行,鄧小平都犯過;毛澤東不敢做的事情,鄧小平也敢做。(網路圖片)

因為鄧小平開啟了中共國的經濟改革開放路線,使得知識份子的境遇較之毛澤東時代大為改善,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精英人士,痛恨毛澤東,卻對鄧小平有很大的好感,許多廣東人,特別是深圳人,對鄧小平發自內心的感恩戴德,幾乎把鄧小平當作慈父、當作救星,這些人的戀鄧情結,並沒有因六四屠殺這樣的悲劇而打折扣,鄧小平的巨幅像至今掛在深圳市的廣場上,比天安門的毛像更大、更高,且從來沒有遭遇潑污。

鄧小平無惡不作開槍屠城比毛更兇狠

對鄧小平持肯定觀點的人如果不是沒有良心,就是不能獨立思考和缺乏判斷力。實際上,鄧小平的施政,不僅不比毛澤東更好,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的流毒和對中國的貽害比毛澤東更深遠。

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壞的外在歷史表現是:歷史上所有毛澤東犯過的罪行,鄧小平都犯過;毛澤東不敢做的事情,鄧小平也敢做。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共拉杆子為匪以來,“打土豪”、殺地主、“剪長衫”、“吃大戶”、殺AB團、“肅反”、種鴉片、“整風”、通敵賣國等等殺人放火群體滅絕禍國殃民的事情,哪件事鄧小平沒有份?只不過毛澤東是主犯,鄧小平是幫凶而已;“解放”後“鎮反”、“土改”、“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哪件事鄧小平沒有份?只不過毛澤東是主犯,鄧小平是從犯而已,當時作為總書記的鄧小平還是“反右”頭號幹將。

同樣面對老百姓的大規模聚集抗議事件,毛澤東再殘暴,1976年4月,尚且不敢開槍,只敢出動民兵用棍棒驅散;而鄧小平則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採取比當年北洋軍閥兇惡萬倍的手法,調集幾十萬野戰軍在光天化日之下開槍屠城,這是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加兇狠的地方。

鄧澆滅人對政治的熱情使人墮落為“經濟動物”

鄧小平比毛澤東流毒更為深遠的地方主要在於:鄧小平澆滅了中國民眾的政治熱情和理想激情。

正是鄧小平澆滅了中國民眾的政治熱情和理想激情,使之回歸“經濟動物”。這不僅使得中國民眾淡忘《特權論》和“民主牆”運動,而且重又逐漸熄滅了中國民眾追求政治進步的激情,使中國人的習性回歸傳統的劣根性。

中國文化既不是一種宗教傳統的文化,也不是一種帶有哲學傳統的文化,而是儒家傳統文化。受文化的影響,在中共上台之前,中國人一直就是一個注重經濟實惠而極端漠視政治自由的民族,中國人普遍地只要有一口飯吃,就不會關心政治。在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連關注政治的熱情都缺乏,哪來追求政治體制進步的動力和靈感?即使被逼起來造反,中國人有的也只是改朝換代衝動——對輕徭薄賦和好皇帝的企盼,或者連這就不如,僅僅是仇富仇官的極端情緒宣洩,最典型的莫如張獻忠……

注重經濟實惠而極端漠視政治自由,這就是兩千年來中國改朝換代頻頻、生靈塗炭卻毫無政治體制進步的原因,這就是近代以來在西方的影響下,中國學什麼不像什麼,正道走不上、邪路走得飛快,至今建不成憲政民主的原因。

毛澤東倒行逆施從反面促成民眾覺醒

中共掌權以後,雖然試圖以黨文化根除儒家傳統文化,但並未成功,反而使得中國文化更加糟粕化,成為一種摻雜著黨文化的更加扭曲的文化。

但是,毛澤東的瘋狂倒行逆施,倒是一度完全改變了中國人只注重經濟實惠而不關心政治的習性。毛澤東通過一系列狂熱的政治運動,使得全民成了“政治人”,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由兩千年來的“經濟動物”一躍而變為“政治動物”,這造成了兩個後果:

一是在毛澤東的巨大權威和意識形態狂熱的鼓舞下,中國民眾即使缺衣少食也能默默忍受,不會聯繫到政治層面。“大躍進”導致四千萬人餓死,卻沒有出現大的騷亂,就是例證。

二是毛澤東所激發的政治熱情和理想激情,能夠成為一股強大地追求政治進步的動力,在毛澤東死後,很容易匯聚成摧垮中共專制統治的歷史潮流。從陳泱潮的《特權論》、李一哲的大字報、任畹町的《人權宣言》、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標語》……

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毛澤東泛政治化無意當中從反面促成的中國民眾政治覺悟的大覺醒;從民主牆運動的歷史記憶里,人們可以清楚地回味那個年代中國人追求巨大熱情:清苦簡樸的中山裝、土得掉渣的布鞋和涼鞋、熱情洋溢的演講者、如潮的讀者和觀眾全神貫注的傾聽,無論是講演者,還是聽眾、讀者,眼中都閃爍著理想的激情光芒和真誠的渴望,臉上都不見如今中國人臉上的那種慣常的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神情……

當年中國,這樣的渴求政治進步的巨大的群眾力量和真誠的社會環境,如今去那裡找?

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反思文革要求民主自由

1989年六四前,北京大學生打出橫幅,期盼中國實現民主。(圖片來源:64memo.com)

許多人認為1989年是中共建政以來中國民主化的最好機遇,其實1978年~1981年的轉折時期是一次更好的民主化機遇。

當時的中國各階層,對結束專制暴政都有著比1989年更加高度統一的認識:當時包括中共特權階層在內的幾乎所有階層,都深受文革之苦,都對文革發生的根源──專制獨裁體制有著不同程度的認識。鄧小平等“老幹部”們由於熟悉中共體制運作,對專制獨裁的禍害甚至有著比大多數老百姓更深刻的認識,這也是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共黨內民主的呼聲很高的原因。

由於文革的受害面廣大,當年整個中國社會,上上下下都涌動著反思文革、汲取文革教訓的強大思潮,要求真正民選人大代表、要求黨政分開、要求新聞出版自由等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比1989年的時候還要明確,還要有“後台”。

而且,1978年~1981年的轉折時期,由於沒有商品經濟,中共特權階層既得濟利益僅僅停留在級別待遇上,從中共最高權貴到各級地方官官僚完全沒有品嘗過權力與市場勾結、操控市場、壟斷市場等等特權資本化的甜頭,既沒有形成如八九年那種“官倒集團”,更沒有形成後來今天這種與市場結合的、頑固對抗任何政治改革的特權官僚既得利益集團。人的心理規律是:在到手的東西中,嘗到甜頭的東西遠比從沒嘗到甜頭的東西難於放棄。1978年前後的中共權貴和各級官僚的絕大多數人,從來沒有品嘗過特權與市場結合的甜頭,因而不存在為了既得利益而對抗改革的頑強意志。

因此,那時的中國,推行政治民主化對中共權貴和各級官僚僅僅是一個轉變觀念的問題,根本不會遭遇如現在這樣的既得利益引發的頑抗,只要建立保障中共最高權貴和官僚的退休優厚待遇的制度,當時實現中國的政治體制民主化轉型將是非常順利的事情。

鄧挾持中國走法西斯道路瘋狂鎮壓民主自由

但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少數中共最高當權派,為了謀取一己之私和家族最大利益,在歷史關頭,死心塌地挾持著中國走上權貴資本主義法西斯道路。鄧小平等人在深知、甚至深受毛澤東專制獨裁禍害的情況下,明知故犯,逆歷史潮流而動,上台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取消當時共產中國僅有的一點言論自由──“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由,接著又鐵腕鎮壓“民主牆”運動,抓捕重判陳泱潮、魏京生、徐文立等中國的良心;鄧小平拋出“四個堅持”(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歷史的研究“宜粗不宜細”,竭力阻斷中國民眾對文革、乃至對中共專制獨裁體制的深入反思;鄧小平從反面吸取赫魯曉夫實事求是的否定斯大林、導致共產黨專制動搖的教訓,狡詐地拋出對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以繼續維護共產黨的專制生命……

曾節明2007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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