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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奎德:共產主義的興亡—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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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在毛統治下的稀奇古怪之物,稀奇古怪之論,如潮湧現,紛至沓來。它們釋放了中國人長期被壓抑的對財富的欲望,調動了被柴契爾夫人稱為「天生的資本主義者」的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並使中國的經濟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係日益密切。由於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的出現,給中國人提供了選擇職業的空間,這就削弱了過去毛時代的國有化的「單位制」對人民的全面控制能力。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恐怕是鄧小平最得人心的一個口號

八十年代,比較而言,是中共自1949年執政以來僅有的一段相對開明的「黃金時代」。原因主要在於中共在經濟政策方面走出了毛澤東的陰影,從極權主義的統制型經濟向自由經濟邁出了第一步,從而解開了向憲政方向移動的經濟束縛。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恐怕是鄧小平最得人心的一個口號。胡耀邦趙紫陽,作為鄧的左右臂,在八十年代構成了中國最高層的「鐵三角」。鄧聲稱,天塌下來,有胡趙撐著。三人之間,在對毛的主要遺產的反叛上,在經濟改革的理念上,是大體契合的。而胡的熱情誠懇,開朗豪爽,大刀闊斧;趙的精明能幹,思路開闊,厭惡教條,與鄧的務實主義,少說多做,乾綱獨斷,正好相得益彰。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國,在這一「鐵三角」的推動下,以「真理標準」問題為開山斧,撥亂反正,平反冤獄,權力下放,搞活經濟。......長期沉悶窒息的神州,驟然風生水起,虎虎有聲。

中共經濟政策的核心,包括前面已提到的「包產到戶」和「經濟特區」等一系列措施,總起來看,可稱為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改革,其方向實質是指向市場經濟。

所謂「分權化改革」,首先是針對原來中共高度極權的經濟體制,實行中央對企業的權力下放和利益下放,並逐步向「政企分開」過渡。因此原來在毛時代不可想像的東西,如鄉鎮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僱工、長途販運、農民大量進城、股份制、股票交易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一系列在毛統治下的稀奇古怪之物,稀奇古怪之論,如潮湧現,紛至沓來。它們釋放了中國人長期被壓抑的對財富的欲望,調動了被柴契爾夫人稱為「天生的資本主義者」的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並使中國的經濟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係日益密切。由於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的出現,給中國人提供了選擇職業的空間,這就削弱了過去毛時代的國有化的「單位制」對人民的全面控制能力。

所謂「分權化改革」,另一層涵義是區域經濟自治的意思,是指中央對省市自治區等地方的權力下放,利益分成。並使各個地區相互之間出現體制性競爭,導致促進位度改革的目的。實際上,「經濟特區」政策就是區域經濟自治的措施之一。地方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獨立性的相對增加,使地方政府越來越成為區域經濟利益的代言人,而日益減弱了其作為中央的派出機構、代表中央利益的角色。它們與中央的經濟關係日益增強了討價還價的談判協商關係的成分,而越來越削弱了直接聽命於中央的上下級關係色彩。

在農村,經濟改革的一個顯著成果是鄉鎮企業的興起。這種農村辦工業、農民辦工廠的現象,構成了中國的八十年代區域性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和景觀。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國大陸在城鄉戶口嚴格劃分的制度前提下,農民只能「離土不離鄉」辦工業的客觀處境;另一方面,它又確實是中國在經濟起飛初期的一種促進農村發展、實現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就地轉移的創造性模式。它在八十年代帶動了中國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

在農村,經濟改革的一個顯著成果是鄉鎮企業的興起

就全國來看,國營經濟成分在國家經濟中比重的降低,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的後果。在農村,本來就少有國營經濟,在改革前,農民的家庭收入2/3來自集體經濟,1/3來自私人自留地、家庭副業和城市親戚的幫助。但自從實行包產到戶之後,從1983年起,農民收入中來自集體的部分竟然大幅度下降到了1/10!在城市,改革前,國營經濟幾乎壟斷了全部經濟活動。但是改革之後到1989年,城市職工的收入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一半以上是與市場掛鈎,而不是與國家計劃掛鈎了。同時,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在1988年也下降到了56%。而國營經濟的衰落與民營經濟的崛起幾乎是同步發生的,這使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產生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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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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