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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周恩來欠下匈牙利人民的一筆血債

二十萬蘇軍在毛澤東的督促和周恩來的坐鎮支持下,長驅直入匈牙利,一場血腥屠殺開始,納吉政府垮台。納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匈牙利起義畫上句號。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喪生,一萬二千人受傷,三萬多人受迫害,幾百名革命領導人被捕處決。二十多萬人逃亡西方,四萬七千人流亡美國。

波匈事件

吳冷西在《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一章《從評價斯大林說起》中說﹕“少奇同志指出,這十天的活動中,感到蘇聯同志的大國沙文主義由來已久,表現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黨對他們的強烈不滿。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由來已久,於今尤烈。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帶來的惡劣影響,現在已相當充分地暴露出來。

“小平同志說,波蘭同志在莫斯科向我們訴苦,情緒激動,有時簡直有點像我們土改時貧僱農`吐苦水’。從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否定蘇聯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傾向。各自誇大民族特性,否定國際共性。蘇共領導人雖然開始感到過去大國主義一套不靈,但並未覺悟到必須改轅易轍。我們幫人要幫到底,今後還須要向兩方面多做工作。

“兩人的發言明顯地反映出這樣一種傾向﹕雖然他們都實際地感到了`蘇聯大國主義’所帶來的巨大危害和惡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國主義的危害,他們的關心點更多地在於警惕否定`社會主義’本身、`蘇聯的一切’的傾向,並將其原因歸咎於`斯大林批判’的不良影響。”

這就是中共對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基本的認知和鮮明的不同態度。了解到這一點,你就會對下面的事態發展瞭然於心,不致大惑不解了。

關於波蘭事件,吳在書中說﹕“毛主席聽了後說,現在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早定方針。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

“毛主席說,事不宜遲,我們應該馬上警告蘇方,堅決反對他們對波蘭動武。會議一致同意這個決定。毛主席即說,會議到此結束,馬上約見蘇聯駐華大使。他要胡喬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這時仍穿著睡衣,喬木建議他是不是換穿中山裝。毛主席說,就這樣也沒什麼關係。”約半小時後,毛主席在菊香書屋的卧室里接見蘇聯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過去兩人多次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現在兩人都表情嚴肅,尤金似乎預感到這次接見非比尋常。毛主席劈頭就直接了當地對尤金說,我們的政治局才剛開過會……,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為,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同志。情況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請你趕緊立辦。尤金滿頭大汗,連聲`是’!`是’!迅速退走。”

那麼,對匈牙利事件又是什麼態度呢?

吳冷西寫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除同意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蘇方外,還特意電告我們代表團,聲明受中共中央委託,反對蘇軍從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會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時,嚴厲指出﹕蘇共這個決定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拋棄社會主義匈牙利,將成為歷史罪人。”

由此,毛澤東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筆血債。劉賓雁說﹕“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將有外國人在場。因為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1956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二十萬蘇軍在毛澤東的督促和周恩來的坐鎮支持下,長驅直入匈牙利,一場血腥屠殺開始,納吉政府垮台。納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匈牙利起義畫上句號。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喪生,一萬二千人受傷,三萬多人受迫害,幾百名革命領導人被捕處決。二十多萬人逃亡西方,四萬七千人流亡美國。(《開放》2006。11)據徐鑄成回憶,當以他為團長的中國新聞代表團訪蘇時,“我們團到達的當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變後新上台的首領卡達爾到蘇訪問,蘇共中央特為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的歡迎酒會,我們被邀請參加……。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總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達爾對中國很感激。當蘇聯朋友把我們向卡達爾介紹時,他對我團代表一一熱情握手,還和我擁抱。”(《“陽謀”親歷記》)

這兒需要提出一個質問,以揭示毛出爾反爾,翻雲復雨的嘴臉﹕決定對匈牙利出兵,難道就不是你剛剛十天前說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的了嗎?認你說成什麼,也絕不能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內政的正當理由。

前已點明,毛澤東所以態度強烈地反對蘇聯出兵波蘭,是因為波蘭只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而這一點正合毛意。毛這時候出的一切主意,對蘇共都是包藏禍心的,都是為了抬高自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事後也證明這一點。斯大林在時的分工是,蘇共管歐洲,中共管亞洲,現在,毛的魔爪已伸進歐洲。

至於堅決主張出兵匈牙利,是因為匈牙利事件的性質為毛所不容﹕要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要蘇聯撤軍,主張芬蘭式中立化……

李丹慧、沈志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中寫道﹕

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以師哲的回憶最為詳細﹕10月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中共代表團看了這個報告後深感意外。經研究提出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由於兩種辦法各有利弊,大家討論了一天也沒有結果。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動手。當晚,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緊急會議。劉少奇明確表示,對匈牙利的局勢,是不是還有挽救的機會?不要就這樣放棄了,放棄了可能要犯錯誤。鄧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在敵人手裡。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中共的意見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這裡引人深思之處在於﹕“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這一點說明,毛澤東施展“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一種思維定勢。對國人,對洋人,一視同仁。我和寒山先生的所見不約而同﹕

他說﹕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態度最堅決,而在北京的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後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了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為什麼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

另一點,寒山先生也說得對﹕

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在世界共產主義領導人中並沒有得到擁護,因為他們都害怕群眾,但是很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卻對這個方針十分有好感。在匈牙利,中共大使郝德清不但邀請匈牙利知識分子來大使館作客,而且四處旅行,和各地知識分子廣泛接觸,宣傳“雙百”方針。他還主持了一個面向匈牙利報紙和電台的有關中共八大的宣傳活動,在其中“雙百”方針是一個重要內容。因此,匈牙利知識分子一直把中國看得和蘇聯不一樣,直到蘇聯出兵鎮壓時,很多人還說中國是站在他們一邊的。

除了匈牙利知識分子對中共有好感外,匈牙利黨內的民主派也對中國寄予希望。匈牙利共產黨和東歐其他黨一樣,內部有蘇聯派和本土派的矛盾,斯大林時期蘇聯派掌權,壓制本土派,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後本土派抬頭,很多人被從監獄中放了出來重新掌權。就在這個人事轉變的關頭,中國大使積極地和當時還被壓制的本土派聯繫,甚至得到了一份當時還沒有恢複名譽的黨內改革派領袖納吉給中央的信的副本。

納吉在信中對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十分讚賞,說這五項原則也應該應用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間,這明顯是在挑戰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

然而,當匈牙利知識分子、學生和黨內民主派把運動發展到要求改變共產黨一黨獨裁的局面,退出蘇聯用來控制東歐衛星國的華沙條約組織時,中共大使館的態度逐漸轉變了。當時郝德清下令斷絕和匈牙利人的來往,關閉使館大門,每天把匈牙利的情況向北京報告。中共最終判斷匈牙利的事件已經發展成反革命,在赫魯曉夫動搖猶豫的時候強烈要求蘇聯出兵鎮壓,在這個決策中,大使館的報告無疑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之後,匈共領導人訪問中國時,毛澤東告訴他們在匈牙利發生所謂“反革命暴亂”時,他每天都聽取大使館的報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研究局勢。從匈牙利事件中他吸取了教訓,制定了在中國防止出現類似事件的方針。

今天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應該想到中了毛澤東“陽謀”的對象,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也有其他共產黨國家的知識分子。匈牙利就是一個事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毛澤東的雙百方針》)

從這一點說開去,作為事後的諸葛亮,我們不僅僅是如過去看到和想到的那樣﹕毛澤東搞整風反右,匈牙利事件是其外因,或說誘因;而且現在更進一步看到和想到﹕那時中國存在著的內政“黨天下”與外交“一邊倒”所產生的政治弊端,正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條件。但他決不會用消除政治弊端,來預防和克服匈牙利事件之爆發;而是為了保護這個“政治弊端”,堅決主張出兵鎮壓匈牙利發生的所謂“反革命暴亂”。實質上就是,進行一場國際的反右派鬥爭。這時,在他腦子裡已打好要進行一場國內的反右派鬥爭的底稿。不是嗎?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毛對二者都定性為鎮壓反革命,而且在克敵制勝上又都是同一思路,都是先“誘敵深入”,後“聚而殲之”。再進一步說得更開些,文革何嘗不是如此?正如我前引李銳所說﹕“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赫魯曉夫……”——先是反蘇聯的赫魯曉夫,搞國際的文革;後是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搞國內的文革。說明毛澤東是從稱霸世界出發來解決獨霸中國的問題的;這和常言說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正好是相反相成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節選自魏紫丹教授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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