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踏入第三個月。很多人說，今次之所以比五年前雨傘運動堅持更長時間，是抗爭者「核爆都唔割」。
勇武還是和理非的爭論，五年前才開始，五年後的今天近乎壽終正寢。之前常有網民製圖，解釋運動中不同「兵種」：哨兵、物資兵、滅煙兵、弓箭手、旗手、盾兵、醫護兵...早於6月頭已被奉為第一原則的「兄弟爬山」，在經歷過七一占領立法會、游擊攻擊警署、破壞港鐵車站、催淚彈橡膠子彈在各區鬧市橫飛後，仍然適用，且似乎越發堅定。
勇武背後的和理非，他們可能出現在遊行、集會，也在鏡頭看不見的地方，可能是在鍵盤後做文宣、搞放映會、連儂牆；可能是每晚向窗口大嗌口號；可能是每個周末在街角守候，等候接載示威者離開。
唔沖，但在後面支援前線抗爭的人，他們在想什麼？
8月25日，示威者在荃灣楊屋道街市附近築起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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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化名）是一名八十後。她說起支援工作，滿口代號：「仔女」是示威者、「家長」是支援者、「文具」即防具、「接放學」即載人離開示威區。她又打開電話，耐心向記者解釋不同型號防毒面罩、濾罐、防火手套之間的分別：這款手套只能承受180度、那款300度高溫還可以......訪問翌日是星期六，又是「去旅行」的日子，Jane整天正忙著替示威者張羅防具：訂貨、攞貨、交收，好不容易才擠到個多小時出來受訪。
不少前線示威者對 Jane而言是弟弟妹妹，言談間她總忍不住罵他們「蠢」：太容易信人，收物資時動輒向供出自己住址，接收20套防具也不擔心隨時被警察搜查，甚至接收頭盔時還想揀顏色：「唔要迷彩得唔得啊...？」
「有狗（警察）會扮家長，『小朋友』話自己想要 gear，俾人氹兩句問，你有無上前線啊？有無掟彈啊？——好容易人贓並獲。」
警方在多次清場行動中頻頻放催淚彈，間中一個「無煙」周末反叫市民唧唧稱奇。Jane說示威者需求最大的物資是濾罐，除了因損耗要定期更換，也因在回家途中要避開警察截查，示威者往往去一次示威，就要扔掉一套「豬嘴」。雖然每次增購設備都耗費不菲，Jane在同儕籌集資金倒不是難事，身邊不少同事、朋友，捐錢的捐錢、幫忙搜羅物資的搜羅物資，再交給 Jane和示威者交收。
今次的反送中運動，除了前線抗爭「無大台」、「be water」，做後援也一樣。6.12時，示威者還仿效五年前雨傘運動的做法，在現場設物資站收物資，但隨著打壓力度增大，防毒面具也被警察視為「攻擊性武器」、甚至懷疑有警察喬裝支援者「送物資」、「接放學」，Jane覺得點對點的物資交收、靠相熟朋友轉介、累積聯繫，建立固定的「仔女—家長」網絡，比純粹依靠連登或 TG group中央統籌穩妥。
「好似建立一棵信任之樹。」
傳媒鏡頭下，勇武的前線示威者無私無懼，淋熄催淚彈、協助街坊在煙霧中走難；有時亦兇狠，掟石、點火、對警察和黑社會拳打腳踢。但前線卸下 Full gear後，不少只是十幾、二十出頭的青年，他們在前線挨完警棍、擋完子彈，逃出生天后，想起多個港鐵站都有防暴駐守，如何安全返家，總是眼前最實際的問題。
Jane形容，每一次從現場接走一車「仔女」，車廂里的氣味總是刺鼻難聞，青年坐進車廂良久，還傻愣愣在手臂上纏著保鮮紙，Jane忍不住責備，「喂，掉咗佢啦，好顯眼呀！」
「其實佢哋好驚，仲未系好 process到，成個車廂都系好繃緊、好沉默。」
在這場沒有領袖的運動中，本來不相識的陌生人，可以無條件信任至乘坐對方的私家車，住進別人的家、甚至將彼此性命負托。Jane覺得，如果不是走投無路，這事大概不會發生。
七月尾，沙田廣源邨有26歲男子，疑因和家人政見不合被趕出家門，其後墮樓身亡。這件事對 Jane的打擊很大，亦令本來不喜招待客人的她，主動接收示威者留宿。
「唔通你由佢流落街頭咩？」「之前接咗個女仔，好純品、人畜無害，你完全唔明點解屋企人會趕佢出去。佢來到，自己洗碗、仲會摺被—我自己都唔摺被。」
「佢寧願去一個完全陌生人的屋企，都唔返自己屋企。」Jane頓了一頓，「究竟個恐懼有幾大，個憤怒有幾大？」
Jane都不過問留宿青年的事，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真名。寄人籬下已不好過，Jane寧願給青年多點私人空間，幫他們找幾套替換衣物，離開前，他們或者會交換 Telegram，有需要再聯絡。青年平時也不會主動和 Jane說什麼開心不開心，大家只會在出門行動前，互道一聲「小心」、「多謝」；相對平靜的時候，Jane或會問青年，要不要一起去貼連儂牆？
「戰爭狀態已經成為我哋的常態。而年輕人已經準備好，從容就義。」
7月2日凌晨，警察向示威者發放多枚催淚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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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從6月至今拘捕逾千人，當中有人聲稱只是路過的街坊，也有急救員、社工，23歲的社工劉家棟是其中一人。他被指在727元朗遊行中阻礙警方推進，現已被正式起訴一項阻差辦公，案件押後至11月27日再提訊。
「我相信大部分走喺前線的社工，其實都有被捕的心理準備。」
劉家棟被鎮暴警察按在地上拘捕時，鏡頭拍攝到他連頭盔、眼罩等裝備都沒有，只有手中高舉的一張社工證。
因被捕時扭傷頸，劉家棟很快就被送往醫院，雖然醫院環境不及羈留室環境惡劣，但劉家棟一直不被允許下床。警方在48拘留期限屆滿前25分鐘，通知他將被落案起訴，儘管已有心理準備，劉家棟當刻只能崩潰痛哭。
「超過兩日只能望住天花板，時間過得好慢、好慢，諗唔到嘢，瞓唔到覺。好恐懼。」
訪問中，劉家棟講得最多的是「我系個社工，都系個香港人」。
身位上的模糊不清，對他而言是危險的。好幾次劉家棟在警察防線前拿出社工證，想查詢示威者可安全離開的路線，或要求警方減慢推進，警察都是繼續揮棍，斬釘截鐵：「我理拈得你邊個！總之你喺度就犯法，再唔走我就塔。」
社工常強調「同行」，意味平等參與、也意味共同承受。而選擇與反抗者同行，面對人身安全風險、法律風險、挫敗、絕望、愧疚，社工一樣無處可逃。
今夏，至少8名抗爭者相繼自殺。6月29日，21歲教育大學學生盧曉欣從住所高處墮下，送院證實不治，成為第三名犧牲者。翌日，有人在其住所外悼念，劉家棟本想到現場提供情緒支援，但他上完一柱香，欲哭無淚，倒過來要人支撐。
「咁多人為香港犧牲，但個政府無流過半滴眼淚。這個冷血政府，唔配去承受生命的重量，」
劉家棟停頓半響，重複了一遍，「佢唔配。」
劉家棟獲釋後在庭外見記者，憶述被扣留64小時的種種心理煎熬，但到第二天，有44人在728上環衝突中被控「暴動」，劉家棟愧疚得無地自容。
「我竟然喺記者面前呻慘，呻辛苦，」他苦笑，「雖然作為社工，我成日都會同 client講，理性上唔可以咁比較，亦唔需要自責，但原來我自己都會咁諗。」
劉家棟的保釋條件之一，是他不能在此段期間再干犯同類罪行，否則法庭可能取消其擔保，即時還押。獲釋後，他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開始主動聯絡媒體做訪問，參與大大小小的會議，希望在剩餘的空間內，做最多事情。
「我覺得自己無資格抖。香港停唔到落嚟，唯有盡做。」
劉家棟記得71占領立法會當晚，站在身旁的示威者，年紀和自己不相上下。望著撞破的玻璃門，劉家棟拍一拍旁邊的肩膀，「入去，十年喎，可能開真槍喎，」「你知道㗎可？」
「我知啊。」然後少年衝進了立法會。
「當年輕人都選擇置身危險之中，如果我話要同佢哋拍膊頭，無坐監的心理準備，點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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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燁（化名）自14年雨傘運動開始做義務急救員，至近年考了車牌，他在反送中里亦擔起「接放學」及送物資的責任。
在很多次抗爭行動中，阿燁的工作流程是這樣的：行動開始前，先將物資載去現場；之後背著沉甸甸的物資和急救用品，遊走於衝突現場，看看有無示威者需要；行動接近完結，再接載示威者離開。下周末再來一遍。
他說，其實自己也想做前線「沖沖子」。不沖，大程度上源於家人的羈絆。
「我屋企、女朋友都成日都唔俾我出去——我系仲有 hesitation。」阿燁認為，正如在戰場上，最好計程車兵必須心無懸念，視死如歸，他自問未有這種覺悟，「我覺得如果咁，我不如做 first aid，支援前線。」
今次和五年前雨傘相比，阿燁覺得反送中的發展軌跡，不僅逼使人人要表態，更要落手落腳，找尋各自的著力點。
「以前唔少人都得把口，『我支持你啊』，但今時今日咁樣已經毫無作用啦，」「依家系哪怕你出少一蚊，買少一個豬嘴，前線可能就有個????仔嚴重受傷。」
阿燁形容，大部分時間去「接放學」，總會遇到幾個在街角煲煙、一副街坊模樣和「示威者」完全沾不上邊的阿叔，在等「仔女」。「哪怕你做物資、或者淨系接仔走，好多人其實都想做少少嘢。」
阿燁說，自己只能答應家人和女友不走上最前線，但要他缺席，他做不到。
「我唔知，如果我今日唔做啲嘢，我以後仲面唔面對到自己。」
義務急救員（相中非受訪者）
張羅物資、再親自駕車運送物資到現場，「接放學」，甚至接收示威者留宿，不少朋友都贊 Jane熱心。每次聽到這樣的話，Jane心裡都有種不平衡感。
「我好想話，我只系做多你一步仔......」
「其實我好內疚。」
和不少和理非、支援者聊起，不少人都流露出無法掩飾的愧疚。Jane形容，她的家人是典型的「中間派」，說起什麼總是「我都知政府衰—不過...」。但家人說的一句話，卻亦叫她反思。
「佢話，如果我系家長，仔女出去（抗爭），你第一個反應都系 cut佢啲錢啦。啲學生就話十年（監禁）就十年、死就死啫，但佢系咪真系可以承受個後果呢？」
有些人很快就會反駁：「你俾唔俾錢，佢都會出去㗎啦」。Jane覺得這只是最表面、最快幫自己脫罪的解釋。
Jane身邊有不少同事朋友，聽聞她會搜羅物資，都想出一分力，有人會幫忙採購，但更多人因擔心「上身」，往往只會課金，連自己訂貨、收貨都有顧慮。
「我哋好習慣將個 Job判出去。我哋希望錢可以解決一切，但其實咁樣好大問題，」Jane反覆問自己，「我哋咁樣，系咪變相堆啲錢出來，推啲細路去死？」
「做做下，我自己都會好懷疑。但你問我，我會唔會攞個盾出去沖？我真系唔會，我真系好驚。然後，我就更加內疚。」
Jane記得，她七一當晚在煲底，現場傳出警方凌晨清場的消息，一班看起來十幾二十歲的人，坐在地上用紙皮扎盾牌，她卻只敢望著已砸爛的玻璃門，雙腳卻貼在原地，往內張望。又有一次，727元朗遊行，明明和朋友一腔義憤走出去，但警方一放催淚彈，身體還是最誠實，拔腿就跑......
愧疚無法梳解，運動卻繼續急速發展，政權動用的武力，已從兩個月以來的催淚彈、布袋彈，上升至水炮車和實彈，遭搜捕者不計其數。支援者送出再多物資、一晚駕車來回再多次，都無法確保所有人平安回家。
「夜晚瞓唔到覺，不斷諗，其實 work唔 work呢？但你唔通唔做？」
「因為事實系班人已經做緊。所以我寧願收聲，內疚住咁去繼續。」
Jane在衝突現場接走「仔女」後，最怕是遇上路上的檢查站；Jane在車上再三叮囑：別告訴我真實住址，我就在隔壁兩條街讓你下車；「仔女」下車前，Jane左顧右盼「睇水」，生怕會有警車駛過、有警員巡邏......
「其實點解要咁驚、點解要咁內疚？我哋做咗乜嘢，咁十惡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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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朝一日，我哋可以除低口罩相見。」
這是6月30號晚在立法會煲底、盧曉欣追思會上，主持少年作結的一句話。兩個月過去，除罩相見日子，似乎還遙遙無期。眾多素未謀面的香港人，仍在不同場合，並肩作戰著。
記者試探著問急救員阿燁，目睹前線被捕、被起訴，會愧疚嗎？
阿燁搖頭。
「少少，但唔系好強烈，因為我覺得，只系未到我哋咋嘛。前線被人告曬暴動之後，就會到中排、再到後排。如果警察開真槍，我相信好多好似我的半前線，都會有一刻企喺最前。」阿燁說，「與其愧疚，倒不如繼續做落去。」
「我哋都系手足，你被人拉咗，I am very sorry。但我相信，我哋一定會見返。」
8月10日，示威者在大埔南運路築起路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