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充滿政治圖謀的「儒家復興」說成改邪歸正，只能說馬前總統對儒教和「大陸現狀」相當天真？
中國重視儒學是改邪歸正，還是邪上加邪？
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在孔子誕辰發文，批評蔡政府年年缺席祭孔、教育搞去中國化，又說中國近30年「改邪歸正」，重視儒學。在這個語境下，究竟是儒教還是儒學，有非常不一樣的意義。如果是「儒教」，根據「政教分離」原則，政府是維護宗教自由的制度，而不應該是宗教的參加者。
當然這只是一個理想，在現實政治中往往並不是非黑即白。例如有大量基督徒人口的美國，基督教經常獲得獨厚。例如美國國會協助舉辦的「早餐祈禱會」，戰後每一個總統包括現在的川普都會出席，「上帝」也經常在國家儀軌中出現。不過說到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還是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儒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理應獲得保護，不過作為制度的政權不參與(但也不否定)，理應視作進步。
民間還是可以有儒學、有儒者，但儒教不應獲得政權優待和加持。政府不去加持儒教，不等於批儒反儒，只是做回中立者的角色。今時今日還存在孔子後代世襲的奉祀官，本來就已經是優容；至於如果不是儒教，而是儒學，那也是一種研究和學問而已，更不應違背現代的政治原則。
對現代性的抵抗
當然，這個問題的內層，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反祖張力」，即「對現代性的抵抗」。從政者通過「政府應否奉孔」的問題，討論的其實是「誰能代表中國」的問題，這個題旨其實是「誰能代表人民」的反題。中共在毛澤東時期認為孔子是「封建落後」的代表，只是一個草人，事實上儒學的流行，並不在封建(周)時期，在封建時期最流行的學問是墨家和講求個性解放的楊朱學說。《孟子·滕文公篇》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這是孔門弟子都承認的。
儒學被訂為「國教」，與政權結合，成為儒教，是在漢武帝時期，那是一個中原政權由相對鬆散的封建形態(存在中央、郡國和侯王國)，轉變為中央集權的階段。對外(例如匈奴、韓半島)也是一個帝國主義和托殖階段。漢武帝的儒教，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又是不一樣的東西。前者其實是對帝國制度的合法性論述，也就是說為甚麼帝國為甚麼有權力擴張？包括攻打其他民族，以及內部加強中央和皇帝的權力？董仲舒的那一套註解，是「為君父及帝國辯護」，包括「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這類君權神授的思想、將君權父權王權共冶一爐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是在這個時期提出，並獲得政權推廣。也就是說，天下是一個的，而天將統治權授予天子，只有天能過問，實際上就是暗示皇帝的權力不受任何節制，那個授權過程是神秘的。
余英時說那是「制度性的儒家」，但我們不妨脫離「甚麼才是真正的儒家」，好去探究「實存的儒教」。這套關於帝國擴張和存在合法性的護教學，其實才是儒教綱常的核心。因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最終是一個一層一層往上臣服的金字塔，而金字塔的頂點必然是集「君、父」於一身的皇帝。而現代不是這樣講的，現代不是講神權，也不是講王權，而是講民權。政府的權力是否合法，在於被統治者是否同意。
「民國」已不承認儒教核心的政治護教學
彌爾(J.S.Mill)認為「政府的問題該由被統治者決定」，洛克(Locke)說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無形的契約，並沒有天經地義的統治關係。但儒教是說誰代表那個沉默的天，以及誰獲得之前那個代理人的權力(道統)。可以判定中國傳統在人類政治哲學的系譜中，並未進入現代，因為中國傳統認為，不管是憑事功(戰爭)還是德性(個人品德或者行仁政)，政權合法性(道統)的構成，主要都不是看人民，神秘的天和道統還是更重要。
人民是被想像成物，是被動接受統治的。「外聖內王」的觀念，是希望在不用建立實際組織力、社會肌理甚至民眾同意的情況下，以道德自律性建立一個超大而勉強團結的帝國。而位於帝國頂點的皇帝，也同樣是依靠道德自律，因而無法可治。民國的建國先賢要發起革命，建立「民國」，已經是不承認兩千年來儒教核心的政治護教學。
在關於中國道統的問題上，由國際關係緊張的北宋開始，就有了理論化的討論。例如《春秋》講「君子位居正，王者大一統」，在歐陽修開始被視為兩個系統，也就是說一個王朝是否「合法」，可以看「正」(得位是否正，治理是否得當)和「統」(疆域是否夠大)兩點。而孰輕孰重，儒生是現實主義的，他們多數認為，如果沒有正，那有統也是好的；但如果沒有「統」，有「正」也沒用。
所以一般儒生愛罵的秦，宋代學者多數是承認的，因為它滿足了宋人希望「吞併天下」、「天下太平」的心理需要；有時一些暴政，也認為是有合法性的，因為「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但說來說去，這都只是國土和極少數人(統治者)的道德修養問題，人民在帝國的宇宙中始終沒有位置。帝國和共和國的分別在於這裡。
馬英九對「大陸現狀」相當天真
而在當代競爭儒教大祭司地位的行為，自然是在爭奪這個不涉及人民意願的道統宇宙觀。我(黨)為甚麼有權統治？因為我是繼承了前代。那比起人民的支持來得重要。這是不是共和國的心態呢？當然就像以前的清帝國中也可以有共和主義者一樣，共和國之中也可以有帝國主義者。誰能代表中國，誰就有統治權，即使是暴政也可。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馬英九提到中國最近「重視儒家」，那個究竟是甚麼儒家呢？他們流行的儒學，是「政治儒學」，來自中國學者蔣慶在1999年的一個學界宣言，後來成為《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他將儒學分為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前者只能解決個人問題，後者卻是用來建構社會關係，他一邊捧打港台那種試圖附合西方現代性的「心性儒學」，一邊提出中國要建立「具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體制，並主張「中國人」應該揚棄對西方政治模式的追逐，「回到王道」。不知道馬英九讚揚的「中國重新重視儒家」，是否包括這種對現代性民主政治的揚棄？
更有趣的是，在政治儒學「天地人」兼「大一統」的視野中，並不會有民主的中華民國的位置，因為當代政治儒教的辯護對象，必然是中共擁有的中國，一個積極改變現狀的復興中的帝國。這恰恰是儒教要在中共中國在「新帝國主義年代」參上一腳的「政治指導轉向」，孔子學院用來做情報中心那些，膚淺地將儒教稀釋為「和諧，尊君」的那類，就更不用說了。將中國充滿政治圖謀的「儒家復興」說成改邪歸正，只能說馬前總統對儒教和「大陸現狀」相當天真？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