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朱鎔基2026年8月12日去世，終年98歲。朱鎔基在擔任中共總理期間力推中國的經濟改革，並主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最後階段的談判，特別是與美國的談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美國以及全世界都意義重大。中國更緊密地融入到了全球經濟體系中，並在2010年躍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也為數年後，美中之間圍繞中國是否兌現了其入世承諾而引發的一系列貿易爭端和持續到今天的貿易戰埋下了伏筆。
1999年4月，朱鎔基以中共總理身份訪問美國，他的最重要目標就是與美方完成中國入世談判並簽署雙邊協議。但時任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當時迫於美國國會和各方壓力沒有與他達成協議，成為中國長達15年的入關/入世談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
曾在1998年至2000年擔任負責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的總統特別助理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參與了朱鎔基的那次訪問，並與他有過直接接觸。
李侃如是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在退休前擔任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頓中國中心主任。他是美國主張與中國接觸的學者之一。李侃如2023年1月接受美國之音(VOA)專訪時談論了他對朱鎔基的印象，特別是他1999年4月的那次「不成功」訪美。
李侃如認為，朱鎔基是中共少有的懂得如何與西方打交道的領導人之一，他幽默、坦誠、審時度勢，在推動中國與美國的入世談判中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
李侃如說，朱鎔基才華橫溢，是一位卓越的領導人，但他知道如何與他的上司江澤民共事。他認為，朱鎔基也推動了中國國內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對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但這導致了腐敗滋生、國有資產流失和大批職工下崗，這使他受到很多批評。李侃如還認為，朱鎔基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初衷並非是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制，而是維護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資料照片：新任總理的朱鎔基在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式後的記者會上講話。(1998年3月19日)
以下是本次專訪的主要內容：
VOA：您對朱鎔基的總體印象是什麼?
李侃如：我的總體印象是，他是或者說曾經是我見過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領導人之一，不論是中國的還是其他國家的，一個真正非凡的人。他工作努力，才華橫溢。他對中國會向何處發展有一個願景。他是一個對下屬是非常非常嚴厲的監工。我認識他的一些下屬，他們對朱鎔基一致的一個評價是，為他效力是多麼的榮幸，而當他生氣時，他們又是多麼的害怕。他有著高標準。我認為，他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他知道他能推到什麼地方，知道他什麼時候不得不做，如果他能拍板的話，我認為會做成更多的事情。他知道怎麼與人共事，特別是與江澤民。我認為他對中國有著重大的影響。但他並沒有做成他想要做到的所有事情。他所嘗試的一些事情後來在他下台後被廢除了。他也是一位給人深刻印象的紳士。我有幸在不同場合與他會面。我絕對算不上是他的私下朋友，但在我有幸與他私下和公開的交談中，我對他的印象總是非常深刻。
VOA：您能否分享一兩個您與朱鎔基共事的小故事?
李侃如：我想講兩個故事，都是出自1999年4月朱總理的那次訪美之行。那次訪問並不成功，美中未能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署雙邊協議，對朱鎔基是個巨大的打擊。他回到中國後，我們非常專注於為達成一份成功的協議而重啟談判。我認為，我個人的評估是，由於那次訪問失敗，朱總理在北京失去了很多政治資本。我接下來還會講到這個，讓我姑且這麼說。
幾個月後，朱鎔基同意與時任美國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恢復中國入世談判。我陪同薩默斯財長前往中國。我們飛赴太原與朱總理見面。他在那裡主持「西部大開發」項目，但花很多時間與我們會晤。我們與朱鎔基坐下來，我們的代表團有八個人，六到八個人，不是很大，是一個跨部委的代表團。
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回憶，這張照片是他陪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前往中國太原與朱鎔基見面，討論美中恢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時拍下的。(照片由李侃如提供)
朱鎔基總理也率領了一個人數相似的代表團。他與薩默斯財長坐下來後，非常坦誠地列出了他由於4月份訪美失敗而面臨的問題，他由於失去了一些靈活度，無法簡單地恢復談判。他想非常坦率地告訴薩默斯他需要什麼，以便能夠提出恢復談判的理由，並努力使談判取得圓滿結果。他比較詳細地提出了三個條件，我們與他進行了討論。很明顯，他對這三個條件中的每一個都是絕對認真的，而且每一個條件，坦率地說，都是有道理的。
就我的經驗來看，這對中國官員來說是不尋常的，特別是在那些年裡。我們坐在會議桌前，有時在與中國最高級別領導人的會議上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在這裡，看到一位領導人坐在那裡說，『我去了華盛頓，我是帶著誠意去的，我知道我們還有一些問題，我以為我們可以解決它們，但你們沒有讓我這樣做。所以那次訪問失敗了，那次訪問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這是我重返談判必須要做的事情，因為我希望看到它成功，但在這之前我無法重啟談判。』我只是在轉述，用了美國的術語，但這的確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坦率。我記得那天晚上，薩默斯部長直接給柯林頓總統去了一封信，闡述了這些條件，並要求允許原則上同意這些條件。我們也這麼做了。不久後，談判恢復，但我們仍然需要柯林頓總統和江澤民碰頭。會晤是在紐西蘭舉行的，江澤民和柯林頓總統以及其他亞洲國家領導人都也出席了那次會晤。
第二個故事也是發生在那次中國之行。一次午餐後，朱鎔基把我拉到一邊，我們坐在沙發上聊了起來。當時他問我，到底需要什麼才能讓美國真正相信中國，因為他的感覺是，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我們可以相互打交道的地步，我們還可以做更多。但彼此缺乏根本的互信。我由此思考，很坦誠地說，我在冷戰下的美國長大，我覺得美國人永遠不會相信一個共產黨的領導層。我很坦誠地向他們講了這些，我記得那是1999年，或者是2000年剛剛過，我說，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改變了很多，你可以合理地稱之為中國社會民主工黨或者諸如此類的，改個名字，這仍然忠實於你想做的事情和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我認為，如果改個名字，那會有很大幫助，並消除美中之間的信任問題。他看著我說，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我們當然不能那樣做，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品牌，我們不能改變我們的品牌。那種對話是我們在中國不可能有的，但你可以和朱鎔基總理進行那樣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