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時自己也感覺到了與新政權存在隔閡，但與民國時代不同的是，現如今，體制內的一個身份，比過去已經重要得太多了。
中共建立政初的幾年，民營新聞事業被重新塑造為中央行政計劃主導的國營媒體網絡，辦報賺錢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國律師制度開始試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制度，許多律師也被劃成右派。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當律師謀生，在新中國也走不通。
與此同時，王造時家庭又連遭不幸，他的一雙兒女先後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錢。後來，王夫人的後事和兒子看病的醫藥費都由學校包了下來。學校還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內的一座高級公寓。
在這種情形下，縱觀中共建政後到反右鬥爭之前，這位一向大膽敢言的民主鬥士，中共建政後的發言很少。在後來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覺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於公於私都無好處。」
一句「於公於私」，耐人尋味。
兩面人生
1957年，知識分子迎來了短暫的「春天」。王造時在北京與中共統戰部負責人兩度懇談，終於把歷史上的那段「誤會」澄清了。不久，周恩來又親自約談，不但聆聽了王造時的傾訴，還主動提出要調王造時來北京工作，王造時精神為之一震。回上海後，他興奮地給沈鈞儒寫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後自當益加奮發，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努力。」
此時，毛號召「大鳴大放」，王造時認為建言獻策的時機終於到了，「激於愛黨愛國之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當年3月20日，王造時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表講話：「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他希望黨外人士發揚「魏徵精神」不計個人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另外兩次發言中，他提出「及時把鳴放運動推行到基層單位去」，並指出「憲法頒布以後好像逐漸被人漠視，這個現象千萬要不得」。
結果，這一年六月開始，反右運動爆發，王造時這些言論首先成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學界座談會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時歷史上就「反蘇」，並且一直主張資產階級的民主。頗為諷刺的是，當天王造時還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過激過偏的甚至錯誤的言論也不足畏，予以糾正之後，應繼續鼓勵大家大膽揭露矛盾，更足見黨有雅量而得人心。」
面對指控，王造時起初堅決不認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來抗拒」，但隨著批判的不斷升溫，到了當年8月14日，王造時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他說，我對於我思想的錯誤逐漸地獲得了新的認識。
當天，他又寫了一份補充材料，其中這一段話，可以看做王造時前後轉變的關鍵：「至於我家中的實際困難更非靠黨的特別照顧不能解決。我的長子自1946年6、7月間患精神病起，不知給我家庭帶來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苦難，自去年三月我的愛人去世後，政府不僅代我負擔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費用，並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欠費。我的長女從1955年秋起漸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徵，學校黨委也曾經表示要免費送她入院醫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開始有精神病象徵，我由北京帶到南京，也是上海統戰部打電話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機會。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對如此家庭環境，我不依靠黨，擁護黨，而卻反對黨，豈不是自找絕路，並給自己的兒女找絕路。」
王造時原先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反右鬥爭一開始，藥費的「催款單」便月月寄來。教學職稱隨之降為四級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給商務印書館的《民主政治在危機中》改譯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計劃」。這些，對於經濟上沒有退路的王造時而言，無疑是致命打擊。
而且，王造時再也找不到當年那樣為他歡呼的人群了，報紙上只有口誅筆伐。王造時曾收到外地來信十多封，都是贊成他發言的，也有訴冤的，原本他準備交給黨委去處理，但反右鬥爭開始後，深知利害的王造時將這些信偷偷撕毀，他不想牽連這些人。
台灣的《中國時報》此時則不無揶揄地發表文章，稱「所謂愛國民主人士王造時」，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時在《文匯報》發表第一篇檢查。此後，他的防線幾乎全線崩潰，從1957年到1960年，他的檢查寫得一封比一封長，話說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讀報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國右派分子的言行，時常覺得他們向黨的進攻，極大多數不如我的猖狂，他們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1957年12月1日。
「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評所謂『進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還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實實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
這些違心話之外，往往也夾雜著兩句自己的真實情緒，比如「晝則徘徊一室之中，夜則輾轉布榻之上。痛定思痛，苦求有所自拔」、「感到身體遠不如以前，看書、寫文、想事、做事都覺得腦筋遲鈍，沒有以前敏捷」。
此時的王造時，與昔日那個王造時判若兩人。
1960年9月，王造時摘帽。六年後文革爆發，他於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
這一次他沒再走出來。1971年9月，王造時死於獄中。
「文革」結束後，有人找到了倖存的幾張王造時生前照片，其中有一張「七君子」合影，背面赫然被紅衛兵寫了四個字：「什麼東西？」
照片中的人對此渾然不覺，他們依然生活在意氣風發的年代裡......
（原標題:雙面王造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