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的利多消息傳出，儘管中國股市並沒有較為興奮的反應。同時，不確定因素仍然存在，即是說，中國方面開出的「全面取消加征關稅」（不只是25%升到30%那部分）作為大量進口農產品的條件，是否被美國接受，仍有懸念。好一點的情況是，這個條件提出來後，第一步協議實施後，再慢慢談。
無論如何，貿易戰對中國社會心理產生的巨大影響，遠遠超過經濟層面。直言之，習近平數年民生牌的好效果悄然歸零。
有紮實調查形成的分析數據可以證明上面的結論：
第一，2019年5月初—9月末，一百五十天，純豬肉上漲172.6%，豬骨上漲126.8%；同時，其他肉類（主要是雞肉）被帶動上漲75%，而蔬菜則環比（九月比八月）上漲30%——這裡面天氣變冷因素占到一半。
第二，2019年1—9月，縣級財政完成預算的38.3%——時間過了四分之三，任務完成為四分之一點五二。到年底最好完成率不會達到65%，除非到十一月末，央行有「不言而喻」的提閘行為，容忍地方經濟實體將貸款絕大部分變通為地方財政收入（其如企業「借給」稅務機關「稅錢」即被迫提前繳稅）。
第三，前九個月的中央級預算收入水分很大，因為從地方上解而來的部分，靠信貸形成的比例不會低於30%，這是最保守的估計。但貸款繳稅不犯法，只繳納應繳部分不違規。
貿易戰期間尤其激烈時段，中國宣傳系統絕對不提國內受影響程度，而是以對美國總統的人身攻擊來做替代，以數據指謂美國農業損失慘重更是不二法門。中國的宣傳完全陷入罪性，比起過去曾有過的「討伐中宣部」之知識精英激憤，現在「血洗宣傳系統」的情緒在通過網絡了解世界的青年中頗有之。當然，任何「血洗」都是不值得鼓勵的，但若社會發生崩解性情形，民眾手提鎬頭、棍棒「搗毀宣傳系統」的可能性是大概率事件。相比於政法系統，宣傳系統更為體制外知識精英所仇視，因為：（一）畢竟政法系統對基層民眾還有一個基本保護，儘管「警察脫下防寒服披在雪中老太身上」那樣的細節不乏形象策劃因素，但政法系統向民眾提供稀缺性保護還是基本事實；（二）宣傳系統除了站在高端進行蒙蔽，剩下的就是展示利益權威——每年公務人員的「年終精神文明獎」決策權在宣傳系統，而這項財政支出占到地方財政支出的5%，是基層公務人員收入的六分之一。
反腐不指向宣傳部門是基本事實——成本不到千元的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牆體化橫幅，可以在宣傳經費裡面報銷到七千元。有體制內一線經濟官員說：「除了賣搖頭丸，就數著宣傳部賺錢了。退了休，咱要是開個這樣的買賣兒就好了！」
在國安委運行機制中，宣傳系統是重要參與者，由它提出對體制外（有時會包括一些體制內的）知識精英的安全監控意見，其如，某位學者在境外發表一篇（不管是否政治性的）實名文章，會遭遇國安委宣傳構成人員的圈注。圈注（下載列印）後，交由國安委辦公機制討論，而後交給公安國保「去作業」——找作者（學者）談話，實施勸誘、威脅等。
特務統治中的言論控制導致了古典悖論復現，是為「忌則多怨」（語出《左傳·僖公九年》，秦穆公評論晉惠公）。白話說，就是統治體系禁忌越多，積累的社會怨恨就越多。所以，上面說到「血洗宣傳系統」，在社會崩解時期是很有可能的。既然搗毀的暴力行為出現，其稍微升級就是「砸爛狗頭」了。製造越來越多的禁忌成為最好的政治正確，也成為最微妙的形式主義。據悉，一位女教師因為稍有工作不滿而在即時社交平台說了幾句不滿，被自己的上級「連夜召見」（從鄉下趕到城裡）。據悉，全國不少初級法院有自己的內部條規，那些條規比程序法更有作用。
一般百姓的怨恨或許能被宣傳系統的蒙蔽降低不少，但是，貿易戰帶來的豬肉價格飛漲，使得他們不再相信習政治的民生牌。「喝上肉湯」是朝鮮的國政目標，並被中國人在網上諷刺，但是，現在「喝上肉湯」卻成了不少中國人的奢望。豬肉越來越政治化，中國的「豬肉政治」已經成型。這裡的豬肉政治不是指北京的中央層級有副國級領導人專門出來「抓豬肉」，而是說，習政治的民生牌在豬肉一節上大敗，從而導致了「不及格」情況下的「五十九分全算沒努力」。
在實際生活中，低檔餐館或是減少純豬肉類菜品供給（其如小燉肉與紅燒排骨只留一種），或是減量（其如一份紅燒排骨由原來一斤半減到一斤），或是加價（升幅均不低於25%），而加價並減量的情況亦有之。一些就餐者調侃說：「血壓高的，省藥了！」
中檔餐館提價幅度較大，未見可觀測的減量，但是，約有70%的毛氏紅燒肉菜品供給者取消了這道菜。因此，有官員身份的人在十分私人場合開玩笑（也是表達對習政治的不滿），說：「習主席行了，毛主席完了！」可以說，豬肉政治大大動搖了中國左翼政治的基礎。這裡的左翼政治不僅僅是指習近平「回歸毛澤東」的政治一系，更指向民間與官場交集的「崇拜毛澤東」之政治化程度較低一系。當然，無論是「回歸毛澤東」還是「崇拜毛澤東」，都是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的表現。
在思想本質上，毛澤東有深刻且微妙的親美情節，其如青年時期對華盛頓的崇拜。再如，在文革之前，毛早年經楊昌而受的洛克主義還起作用。毛澤東贊某個合作社而言「一張白紙可畫最新最美圖畫」，就是洛克人類理解能力論及教育理念「Tabula rasa」（拉丁語）的翻版。後來，毛的「德智體全面發展」主張，更是對洛克德在智先主張的化用。有這些，才有毛在1969年一改持久戰而為主動聯繫的對美改善（促建交）決策。
從思想底蘊山，習近平不可能「回歸毛澤東」，而是學習史達林。史達林鄭治的根本就是「多忌」，最後，消滅了體制內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現在，更多的俄國知識精英醒過味兒來，指稱史達林消滅精英的國策才是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而不是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腐敗泛化，更不是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政策。應當說：消滅一個文明，在於消滅它的道統。文明的道統就是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精英意識的效用在於在危機時期、危亡之際承擔社會責任。至於已經被念得俗濫的「滅國去史」，連三流的見識都達不到。不足與論！
以消滅道統為己任的習近平在中美貿易戰中，不會實質性「斬獲」。就算美國農產品大規模進口後，中國豬肉價格降下來，也不會回到今年五月前水平。而今的中共黨內，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公開發表不當言論」。如果不是級次比較高，加上在官場競爭結下私仇，沒人會舉報此類言行。「習主席行了，毛主席完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官員自身的思想灰化程度，就是說：當官沒了自尊，甚至官員身份成為高端私人交際中很沒面子的符號。所以說，貿易戰產生的豬肉政治絕對不是一件簡單事情。從戰略學上講，貿易戰的真正效果已經超過了經濟博弈本身，而成為改變中國社會廣義政治生態的基因改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