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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該做出正確的選擇了

—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舉辦的慶祝柏林牆倒塌30周年的《自由凱旋》國際會議上的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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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1979年因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張貼文章,呼籲中國民主現代化而被冠以「反革命罪」判15年監禁。93年釋放六個月後,再次被以同樣罪名判處14年監禁。在國際壓力下,魏京生97年被釋放。現任海外民運聯席會主席。(大紀元)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共產主義國家集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使得全球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發生,開始於七十年代末發生的民主牆運動。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出現後不久,在莫斯科、華沙、台北等許多地方很快都出現了民主牆運動。這就是八十年代幾乎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開始。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導致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崩潰的開始。共產黨國家的人民對暴政和經濟匱乏的不滿情緒,在持不同政見領袖引導下,包括今天將獲得杜魯門-里根自由勳章的約阿希姆‧高克先生,衝擊了一黨專政的體系,造成了蘇聯、東歐和台灣的專制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

為什麼在中國沒有成功?這是多年來人們在思考的一個謎題。我們首先來看看各方面條件的不同。每一次革命的第一要素,就是人們的希望是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工作顯然比蘇聯東歐更成功,而且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改善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減緩了人們不滿的程度。所以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只想改革一些具體的問題,沒有想推翻共產黨的暴政。

而東歐和蘇聯的人民和領袖們更清楚地意識到,不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其它問題不可能解決。目標的不同導致結果的不同,中共成功鎮壓的條件,正是人民和領袖的目標不明確。已經在造反了,卻不知道為什麼造反。結果只能是被成功地鎮壓下去。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領導層的意識和決心。1989年的東歐和蘇聯的領導層已經不是第一代革命者,不是迷信共產主義的那一批人。他們更關心的是現實的社會和人民的願望。或者說,迷信一黨專政和鎮壓的,在領導層內已經是少數,軍隊的文化素質也比較高,很難驅使他們槍殺自己的人民。

而1989年的中國恰恰是第一代革命者占多數,仍然迷信共產主義和一黨專政的人,在領導層內佔優勢,也就是所謂的老人專政。他們比較容易做出武力鎮壓的決策。而軍隊的中上層不清楚運動的目標是什麼,不可能貿然抗命。軍隊的下層許多人素質偏低,來源於極端貧困的農村,不懂得運動和他們自己有什麼關係,而殺人卻可以立功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些因素合併起來,就是造成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原因。

第三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國家陣營外交努力的方向。當時在整個共產主義陣營里,都醞釀著反抗和要民主的運動。支持誰或不支持誰,是西方大國領袖們選擇的範圍。里根總統和老布希總統,顯然選擇了東歐和蘇聯,認為那才是西方民主國家的主要敵人,冷戰的主力;卻放棄了實行韜光養晦戰略,和西方比較友好的中國共產黨。這造成了今天西方民主陣營自己的困境。

雖然中國是共產主義陣營中最先發起反抗的;雖然有許多如上述的不利因素;但是鄧小平在出兵屠殺前最大的顧慮,就是西方民主陣營的態度。軍隊集結在北京附近很長時間沒有動手,他在猶豫美國是什麼態度。老布希總統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講話,和臨時替換支持民主派的駐華大使,給鄧小平發出了很明顯的信號,等於支持了屠殺。

當時在中國領導層內部,反對鎮壓和支持鎮壓的力量勢均力敵。美國的不干涉態度,恰恰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第一個因素和第二個因素,都是常數。真正的變數,改變了歷史的變數,就是老布希總統和美國政府的決策。其中的原因,我們現在也並不清楚。

說選擇了蘇聯而不是中國,這是一種事後的辯解。天安門民主運動如果成功,會不利於蘇聯和東歐人民的反抗嗎?這不合邏輯。正好相反,如果天安門民主運動成功了,蘇聯和東歐的革命會更加順利,更少危險。

今天在香港,人民再一次冒著生命的危險爭取民主和自由。香港人民的決心和共產黨的頑固是兩個不變的定數。能夠改變結果的那個最重要的變數,正是美國和西方大國的態度。難道我們將再一次看到西方政治家的選擇,造成血流成河的結果嗎?這一次血流成河的結果,可能不會是西方選擇的成功,而是共產主義暴政在全球範圍的擴張。

我反對這種莫名其妙和愚蠢的選擇。

2019年11月8日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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