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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 團長蠻幹 一場大火燒死了四十個女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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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轉變是忽然出現一個意外事件,一個老職工與一個女知青關係曖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鑽到女知青帳篷里,被當場抓住。雖說這事在連隊裡炸了鍋,但絕不會這麼簡單。在給這老職工辦學習班時,一打一逼,他交代出自己的風流艷史,居然還有不少女人!有女職工,也有別的女知青。這時人們就把疑點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長。那時帳篷里很冷,一個燒「半子」(一截樹幹立著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頂用。我那朋友就住到這老職工家裡,跟他的女兒做伴,不過是圖個暖和。中國人在這方面既有興趣又有想像力,於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個問號:難道他眼前放著一個有眉有眼的大姑娘會不動心?

你問我這朋友?她是個很好的姑娘,我與她從小同學,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時受傳統教育很深,男女之間特別封建,表達非常隱晦。一次,我被氯氣熏著,她來看我時,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給了我,那可比現在年輕人隨隨便便一個吻強烈得多了。但這事一出,無論對我的打擊還是輿論壓力就太大了……我還是先不講我自己的事吧!

這件事之後,跟著又出了一樁類似的事,連部一看問題不小,加緊一抓,揭發檢舉,知青揭發知青,老職工也相互揭發,居然涉及幾十人!所牽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連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關起來打,說是搞「群眾專政」,實際上是「逼、供、信」。這樣,不管是老實供認,還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們驚訝了,亂倫啦!這不成流氓窩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們是給知青丟臉!那時我們還有一種很強的集體尊嚴與榮譽感,對「上山下鄉運動」還抱著理想精神呢!

有一個女孩子是B市來的,她也是怕冷——你在這裡,根本想像不到那兒的冷是什麼滋味!她借著去馬號買奶,在馬號里多待一待,暖和暖和。賣奶的老職工就獻殷勤,給她熱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採取手段,終於把她弄到手,這姑娘懷了孕。人人罵她,誰也不去想,這個姑娘個子高,又苗條,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職工又矮又丑,還是獨眼,這姑娘怎麼會看上那老傢伙?誰也沒有同情她,都認為她無恥,給知青丟臉!她到師部醫院打孩子時,醫院不留她住;從醫院回連隊的路上,長途車不叫她坐。因為醫院的護士和汽車上賣票的都是知青,沒有人憐惜這個「輕賤」的女子。一次,這姑娘與另一個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擁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裡邊全露出來了。當然是為了羞辱她。從此這姑娘頹廢了,接二連三,跟了好幾個。最後團長看她長得特別好,占為己有。好好一個姑娘毀了!

從這事,我眼前遮上一層黑霧。

這樣的事鬧出來,往後便層出不窮。有一個團的招待所所長、參謀長和團長,把許多女知青調去,說是給她們好工作,不干農活兒,有吃有喝,實際上三個人輪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們玩了。其中有個高幹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幾個傢伙斃了。

自從發生這件事,我們才對那些無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們離鄉背井,無依無靠,孤獨難熬,沒有出路而充滿絕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與手中權力欺負與迫害。還有那些為了上大學和想離開這裡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責任又怎麼能放在這些可憐無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於同情心產生,懷疑也隨著產生

這期間,社會的不正之風到處泛濫,也刮到了連隊。我從M城探親回來,送給連長一本年曆,其實我並沒有別的意思,不過在這偏遠的地方很難見到這種年曆。連長為此居然把我調到農場小學當教員。一本年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聖感沒了,嫌惡感來了。我這才開始降溫,我也真夠笨的。

我更笨的則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幾乎是最後一個離開連部的,當地人都戲稱我是「珍貴動物」了。

從一九七五年,知青可以選調上大學和辦理病退返城。上山下鄉這場運動走向分崩離析。當時流行一首《知青歌》,開始只是偷偷唱,漸漸連長聽到也不管了,歌詞已經記不全了,反正有這麼幾句: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還有那金色的學生時代,

只要青春進入了史冊,

一切就不再返回;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我們去沉重地修理地球,

那是我們的神聖天職,

我可憐的命運喲!

歌詞挺粗糙,流傳卻很廣。唱起來十分的憂鬱,很適合我們內心低落的情緒,所以大家總在唱。當領導的都很靈,從這歌中聽出一種不吉祥的東西。中央開始組織各地的慰問團來看我們。我還記得哈爾濱慰問團帶來了「消炎藥片」,天津慰問團送給每個知青一件絨衣,上海慰問團贈送的什麼已經忘了。但我們有意帶他們參觀那些最髒最破、條件最差的住房,還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廁所——這裡的廁所是用木頭和草圍當做牆,沒有上下水,只挖一個坑,大小便多了,凍成一個冰坨子,最上邊是個凍得硬硬的糞尖,上廁所必須帶一根棍子,先把糞尖打斷,否則扎屁股……

他們看了很驚訝,但最多只是說幾句好聽的話勸勸罷了。誰都知道他們來是為了安撫,而不是安慰。每個人心裡那隻眼睛都睜開並且愈來愈亮了。

我和R兩個人在帳篷里,脫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發現他的胳膊有點彎,他寫信給家裡一問才知道從小摔斷過,他就用這個「理由」辦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著著實實感到一種被遺棄感。而實際上早在1970年我們就被遺棄了,只不過我們當時是一群傻子!

在農場最後的日子,一般人絕對受不了。

我們剛來時晾衣繩上晾滿衣服,現在零零落落,寥寥無幾;過去打飯時要排很長的隊,最後只剩下幾個,好像破衣服上幾個沒掉的扣子。在大帳篷里,如果不認真看往往就看不見人。

從公路通往連隊的道兒,來時只是一條細細的小路,八年裡被我們沉重的腳步踩成一條三米寬的大道,但知青一個個走了,道路又變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經被野草埋了起來。每當我感到孤獨和寂寞之時,就跑到那棵紅楓樹下坐一坐,但這楓樹已經不靈驗了,無論我怎麼落淚,也難以擺脫心裡的苦悶……

有背景、有門路、有辦法的人都走了。最後,我還是經人指點,用四把掛麵收買了醫院的化驗員,把化驗單改了,這才返回M城。你看,我這八年不過和四把掛麵一個價錢。是啊,此時已是1978年12月30日,眼看就是1979年了。六十歲的老媽媽見我回來,高興得居然像小孩那樣雙腳離地蹦了起來。但誰問過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們留下了什麼?

我們連的知青還算齊齊整整,六十個全都活著。旁邊連隊的一個姑娘,出窯往外挑磚時忽然窯塌了,活活砸死在裡邊。人弄出來早已經燒成糊干,不敢叫她家裡來人看,趕緊埋在荒地里了。最慘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團長指揮知青去滅火。森林大火,別看白天都是煙,晚上看像點天燈一樣,全是火,幾百度高溫,人一進去就燒化了。絕對不能哪兒有火撲哪兒,只能在外邊打出一條防火通道。但這團長是蠻幹,結果燒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裡著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還猛烈;男的跑得快,燒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誰對這些無辜的白白死在裡邊的孩子們鞠過一個躬呢?

如果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終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媽媽的身邊,她們豈不更是自覺悲哀?如果她們陰間有靈,準會發出悽慘又憤怒的呼號!

在我即將離開農場的那些日子裡,知青們已然怒不可遏。一個團部里爆發了知青焚燒勞資科長家裡房子的事,因為到處傳說這科長收取知青們的禮物堆成了山。後來,知青返城不再要醫院證明,也無須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個悲劇就出現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當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難結下的果子交給了女友。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於是有人自殺。有一個當地的女孩子在遺書上寫道:「我勸本地青年千萬別愛城裡的知青!」於是又引起當地人對知青的反感。苦難是一種傳染病,誰知「文革」的貽害究竟有多大?

你問我對自己知青這段特殊經歷怎麼看,說實話,我很矛盾,一直矛盾著,這輩子甭想解開了。我想,你問任何一個知青,他也會給你同樣的回答。

從悲觀的角度看,八年的艱辛苦難還在其次,我們十幾歲就被趕到邊疆,如今四十多歲了,心裡帶著很多陰影,身上帶著許多傷病。許多人身體早早垮了,像腎病、胃病、腰背病、風濕病,終生終世也不可能甩掉了,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們失去學習的機會,很多知青有才華,但知識不夠,沒有學歷,雖然現在還算正當年,卻無法和大學生、研究生們相競爭。是啊,我們是被糟蹋了。

從樂觀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鍛鍊了我們,我們什麼都經受過了,最冷的天氣、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過了。我們還怕什麼?我們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對困難不犯愁,承受力強,還能應付各種難題。我剛返城時,電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數是知青。當時電力局想在院子裡蓋幾間平房辦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說,我們都是木匠。再一問,全是知青。知青個個是好樣的,他們都在「文革」的「老君爐」里煉過,豈不神通廣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個知青都已經明白,他們為國家承擔過什麼——實際上,紅衛兵運動之後,也就是1970年,國民經濟完全搞垮了。國家已經沒有力量給兩千萬年輕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亂子,這才想出「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的冠冕堂皇的口號,把我們放逐四方,於是我們這支曾經為他們衝鋒陷陣、赤膽忠心的千軍萬馬,統統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儘管我們曾經悲哀至極,儘管我們吃了苦頭,但連國家也挑不動的擔子,叫我們十幾歲孩子們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們撐住這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國家大廈的坍塌。你說,難道我們不偉大、不是功臣、不是貨真價實的國家棟樑?儘管這一切一切都是事後我們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時又想,我們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誰所認可?!就像前邊說的,誰去面向那大火燒死的四十個女孩子的地方鞠一個躬呢?

我的話說得差不多,現在輪到你說一說了!

歷史已經全部記住,就看人們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一百個人的十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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