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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中共被官德困境拖進陷阱 從 「悶聲發財」到「軟磨硬泡」

—官德日下徒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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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進市場化和發展經濟口號的掩護下,各級官員爭先恐後、挖空心思、「悶聲發大財」,而為數不多的潔身自好者反而成了「擋人財路」的官場「公敵」。江澤民時代官場上就私下流行一套共產黨幹部的新行為準則,即「吐出一半,上送三級」(撈到錢後必須懂得「孝敬」上官,只賄賂直接上級不夠,要把自己上面的三層官員都買通了才能安全),這就是改革年代最終形成的「新」官德的真實寫照。

薄熙來(左)、徐才厚(中)和周永康

中共上個月頒布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這表明,官德日下令當局陷入了政治和經濟困境。官員們普遍對反腐行動極度不滿而生了「二心」,他們懷念江、胡時代「用腐敗換合作」的官場管理方針,同時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政策百般抵觸。最近中共高層試圖改用整頓官場來糾正官德,但這個體制很難再對官場進一步強化政治高壓,又不能恢復寬容腐敗的方針,其官場運轉被官德困境拖進了陷阱。

一、官德問題再成焦點

最近的中共19屆4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南海於10月27日頒布了一個文件,即《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除了自由亞洲電台10月30日有一篇報道之外,大多數海外媒體視之為老生常談,未予關注。實際上,這個文件對了解中共當前面臨的困境,具有很重要的分析價值。

這個文件雖然是以公民道德為標題,實際上矛頭直指官場道德和官員行為。官媒是這樣描述的:「在江澤民時代……腐敗和拜金現象泛濫」,「這些問題包括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突出;是非、善惡、美醜不分,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造假欺詐、不講信用」。官媒描繪的這些現象已經存在幾十年了,中國人每天都生活在其中,幾乎已經麻木了。但上述這份文件的出台背景和中共高層的應對措施與以往有重大差別,很值得關注。

自從中共建立政權以來,中國社會就出現了價值觀畸形、道德惡化等問題,從80年代後期開始,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官方也不時就此提出一些說法。2001年江澤民提出過「以德治國」,高層為此頒布了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道德建設相關實施綱要。官方還指出,以德治國重在「官德」;2006年胡錦濤又提出了包含「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但將近20年過去了,如今官媒承認,「中國道德領域的諸多弊端一直」未變。

中共之所以在改變官場的道德困境方面毫無進展,是因為官方的說教對官員行為毫無約束力,而官員們的行為則實際上由日益敗壞的官德所支配。如果問到官場人士,他們多半會私下承認,上行下效,高層官德既樹立了「榜樣」,也為下官們提供了腐敗的安全保護。習近平上任後開始反腐,雖然抓了一大批官員,但在高層官場中只觸動了極少數,而平安無事的大多數前高層與中低層官員們則構成了心心相映的「保腐敗同盟」。當局現在重談道德建設,針對的就是這個官場上的無形有影的「保腐敗同盟」,因為它部分瓦解了集權體制的運轉機能。

中共2019年10月頒布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視頻截圖)

二、官德日下三階段

官德敗壞非自今日始,追溯中共執政以來的官場道德之變,大體上有三個階段,而今日之官德敗壞,實植根於七十年前。

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就開始了第一次全社會範圍的強制價值觀轉變。這類國家必然摧毀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前社會上存在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然後,通過「思想改造」和洗腦教育,把共產黨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強行塞給民眾,誰不順從,誰就受到政治打擊。而官員們首當其衝,他們必須最先完成自我洗腦。少數堅持獨立思考或直言的知識分子型幹部則被一連串政治運動迭次打擊,直至被淘汰。於是官場上諸人都學會了揣摩上意,以行動效忠,至於百姓死活就不管不顧了。毛在50年代後期的「大躍進」政策之所以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就是因為全國官場逢迎為重,爭相上報產量翻數番的謊言。到了「文革」時期,官場的逢迎擴大到全社會,舉國上下陷入了現代「帝王崇拜」潮,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中共最後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變成了全國為毛服務,而社會道德、是非標準則惡化為「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官民皆為一人之奴。

官德之變的第二階段是,紅色政權的現實需要使它不斷用新的政策否定自己建立起來的價值觀、道德觀,官員們必須「與時俱進」,否則就在官場上站不住腳。比如,六十年代中共宣傳「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待毛澤東一死,這些口號就被拋到了一邊。大家發現,那「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其實就包括自己,並沒人等著中共去「解放」,而代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許多人都成了「四人幫」份子、「三種人」。1978年改革開始時,毛時代樹立的政治道德被拋棄了,但當局一直宣傳的「大公無私學雷鋒」、「焦裕祿的無私奉獻精神是黨員幹部的榜樣」等,仍然在官場上約束著袞袞諸公。

90年代後期開始,官場風氣又為之一變。隨著國企全面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和經濟市場化為以權謀私全面開放了大門,有權的「先富起來」成了官場上彼此心照不宣的新官德。在推進市場化和發展經濟口號的掩護下,各級官員爭先恐後、挖空心思、「悶聲發大財」,而為數不多的潔身自好者反而成了「擋人財路」的官場「公敵」。江澤民時代官場上就私下流行一套共產黨幹部的新行為準則,即「吐出一半,上送三級」(撈到錢後必須懂得「孝敬」上官,只賄賂直接上級不夠,要把自己上面的三層官員都買通了才能安全),這就是改革年代最終形成的「新」官德的真實寫照。

官方始終不願誠實面對官場價值觀畸形和道德惡化的制度根源,其實,官德惡劣,乃官制使然。無論是「一切向毛看」,還是「一切向錢看」,都是專制集權機器賴以運轉的動力和潤滑劑,前者以政治高壓為後盾,後者以寬容腐敗為誘餌,非此即彼,舍此無他。

三、反腐豈能變官德?

以寬容腐敗來運作官場,不只是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對中共來說,掏空政權才是更大的威脅。習近平上任後,以打擊政敵為契機,推動了全面反腐,在5年時間內先後將薄熙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受審期間病死)、令計劃等正國級高官送進了監獄。據中紀委的數據,從2013年到2016年6月底,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官員人數達91.3萬人;受到司法懲處的112名省部級以上黨政官員中包括10名時任中央委員、13名中央候補委員。

習近平希望反腐高壓以威懾為手段,令官員們懼而生畏,畏而斂行。然而,恐懼並不能改變多年來形成的以追求腐敗為特徵的官德;相反,官場上出現了新的行為模式,即「靜觀」、「惰怠」、「胡干」。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於衷,等著看笑話;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少干少錯,坐著不動;所謂「胡干」,就是簡單照搬上面的指示,不顧經濟社會效果的好壞,做過了頭也不在乎。於是,對中共高層來說,來自官場的新政治風險應運而生。這種官場新行為模式不僅使高層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它同時也標誌著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係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

官員們的「二心」來自對反腐行動的極度不滿,他們懷念江、胡時代實行的「用腐敗換合作」的官場管理方針,同時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政策百般抵觸。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後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後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中南海剛頒布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就是針對這種情形而來。

四、整治官德難措手

圖片:美國彭博社網站9月23號刊登文章說,習近平開展的反腐運動,令澳門賭場、香港奢侈品以及中國各大城市的高端酒店餐館的收入受到了重創。圖為2013年12月19日的上海街頭,一名行人經過一家奢侈品店。(法新社)

過去中共應付官德日下的做法是用正面宣傳走走過場,如此已有20年矣,而官德則日益敗壞。最近習近平改了方法,不再單純強調正面宣傳,試圖改用整頓官場來糾正官德。因此,2019年版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下發任務單位里,不包括宣傳系統,而是將紀檢監察機關置於最前,而且給政法等機關部署了比較重的職責。這表明,中共高層已經默認,用正面宣傳來改變官德,其實是自欺欺人,當前官員們的「二心」和新行為模式就是明證。

習近平欲糾正官德的新方法插上了一面「國家治理」和「政治現代化」的旗幟。其意圖是,一方面,讓紀檢監察機關加強對官德的糾察,不單從查處貪腐案情入手,同時也強調政風,對官德不彰之人之行嚴加督辦;另一方面,改變江、胡時代的用人標準,以後不按GDP陞官,也削弱上下勾連的升遷管道,側重以「官德」來選人提拔。此法其實是一種徐圖改變之緩策,不可能立竿見影,也無法剷除腐敗的官德。事實上,官德敗壞深入官場骨髓之後,中共已經陷入了它自己製造出來的道德困境。所謂道德困境,指的是兩點,一是長期惡化,二是難以糾正。

對目前急於擺脫經濟困境的中共當局來說,它最想要的是挖掘集權體制的自補救功能,令其發揮作用,從而幫助當局解決重重難題。歷史上中共的集權體制發揮過兩次自補救功能。「撥亂反正」是第一次,毛時代的政治高壓令官場人人恐懼,「撥亂反正」後形成了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官員們額手相慶,喜迎「解放」。而改革開放則是另一次集權體制的自補救,為了從全盤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尋找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寬容腐敗就成了重要的激勵手段,也因此便有了如今官德敗壞不可救之狀。這兩次集權體制的自補救行動都產生了效果,一次是靠解除極端的政治高壓,另一次是靠給官員個人「好處」的經濟激勵。

當前中共高層的整治官德之舉,似乎是想仿效昔日挖掘集權體制自補救功能的做法,找到新的「高層設計」。但顯而易見的是,高層不敢放鬆對官場的政治高壓,否則就腐敗「復歸」了;而另一方面,反腐敗之後,高層已經不可能再度啟用對官員們具有經濟激勵效應的官場管理手段,那同樣是腐敗「復歸」。與前兩次集權體制的自補救行動相比,現在高層實際上失去了可以用來啟動集權體制自補救功能的手段,也因此就很難再指望這樣的自補救功能會重新激活。

實際上,從中共高層整治官德難措手的現狀來看,其集權體制已經喪失了自補救的可能。因為寬容腐敗其實是這種自補救功能最後的可用手段,而一旦寬容腐敗的方針威脅到集權體制本身,官場運轉就不能再用這樣的激勵機制,只剩下政治高壓作為迫使官員們順從的主要工具。從官員們的「二心」可以看出,政治高壓已經遇到了「軟抵抗」,無法再進一步升級了。一個政治高壓不能強化、個人經濟激勵不能實行的集權體制,其官場運轉就被官德困境拖進了陷阱。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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