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1日，香港民間發起全港三罷的「黎明行動」。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高呼「中大是我家」，拒絕警察進入，警察向學生發射催淚彈並拘捕學生，現場恍如戰場。（余鋼／大紀元）
近日好幾位大陸老友不約而同，都發微信向我表達他們的關心，曰：聽說香港暴亂，千萬珍重，注意自己的安全健康為要。
我對他們的關心毫不領情，一概答之以：且不說即便在太平盛世，只顧自已安危也只是豬而不是人的生存方式，現今周圍有這麼多人為爭民主保自由而前撲後繼，我卻只顧保自己安康吃好喝好睡好，還是個人嗎？
這話也許有點偏激，但的確是我的心聲。
我想起大陸作家蕭乾的以下之語，當他回憶自己的文革遭遇時，他說：「知識分子在新中國得個善終可真不易。因為我聽到看到那麼多科學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樓摔死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陣子我成天都在琢磨著自己怎麼死法。關牛棚時，每上廁所總勘察在哪裡上吊牢。」
蕭乾五十年代初從海外來歸「新中國」，一來就碰上鎮反運動，又驚又懼之餘，他自恃好歹是個名人，且一向愛國愛黨，便想作個民，只要沒整到自己的上就「得縮時且縮」。隨之而來的肅反、三反、五反、反胡風等運動他都取明哲保身態度，發言著文擁護，在街上碰到可能有問題的老友甚至裝不認識，免遭牽連。誰知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反右運動中他還是中了招，遭批鬥，被勞改。文革中更和幾乎所有大陸知識分子一起變成牛鬼蛇神，落入萬劫不復之淵。
我們現在也「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中共吞食香港民主的步步進逼中，假如我們都保持沉默，馬照跑舞照跳，只要暫時沒影響自己的吃喝拉撒就裝聾作啞不聞不問，那就總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自己連上吊都找不著地方。
我看《耳語者》和《一個德國人的自白》這些反極權統治的書，最令我驚懼的倒不是死難者數以千萬計的龐大數字，而是那些死難者中，有那麼多的人在他們的親人朋友被迫害被打殺時，一直扮演啞忍甚至幫凶的角色。只要秘密警察的腳步聲是往鄰家去了，他們就保持沉默；然後那腳步聲轉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家裡了，他們仍然沉默。終於那腳步聲停在自家門前，輪到自己的父母夫妻等被抓捕被打殺了，他們還是沉默，以為馴服便能換取一時的安全。這樣，等到他們發現自己也成了犧牲者時，已沒人可為他們發聲了，四周聽得見的，就只有黨衛軍的鐵蹄聲。
所以趁著我們還能掙扎，趁著我們還沒被放到砧板上，就要拚死一摶，就算是魚死網破，總有一些小魚小蝦能沖脫網羅。人固有一死，或死得像個人，或死得像條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