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杜‧巴納吉（Banaji）與女兒梅德哈（Medhaa）和兒子韋德哈斯（Vedhas）。（Cindy Drukier 攝)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法三位研究「貧窮」的學者合得，分別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印裔美籍的巴納吉（Abhijit Banerjed）和法籍的杜芙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學教授美籍的克雷莫（Michael Kremer）。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具特色的是前二位得獎者是夫妻檔，而丈夫是妻子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並且杜芙洛是歷年來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年僅四十六歲），也是經濟學獎設立以來，第二位獲獎女性。前一位是2009年獲獎的歐斯壯（Elinor Ostrom,1933～2012），得獎時已七十六歲高齡，得獎後三年去世。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這三位經濟學家展現出如何靠著將貧窮問題拆解成教育、醫療等範圍更小且更精確的問題，讓貧窮問題更容易解決。
「貧窮」可說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課題，而經濟學的誕生可以說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1776年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經典巨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是在探求人類財富的本質和如何增進財富，終極目標在「增進人類福祉」，當然是要消除貧窮。
史密斯發現「分工」、「市場機能這隻無形手」是達成目標的好方法，而要分工順暢，市場運作順利，「誠信或信用」是人類必備的「倫理道德」。可惜的是，走入數理化、機械化模式為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竟然完全拋棄這個根本性課題，更糟糕的是，還把史密斯書中的「自利動機」加以強調，於是「人是自利的動物」成為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前提假設，更不堪的發展是「自私自利」被認為理所當然，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竟成為口頭禪，「損人利己」、「欺騙」、「權謀」等等行為也就見怪不怪，甚至司空見慣了。
所以，經濟學和經濟學專業者本在探索人類福祉的增進，但在忽視或丟棄最根本的「誠信、互助」本性之後，事倍功半的結果就出現了。
直到如今，「經濟成長」、「富國、窮國」差距為何不能縮小、反而拉大」仍是經濟學的探討主題，即使由於技術進步、科技發達，絕大部分地區不但免於馬爾薩斯（T. Malthus,1766~1834）擔心的「貧窮陷阱」，而且愈來愈富，可是局部地區的「赤貧」和各地區內部的「貧富懸殊或所得分配不均拉大」現象卻普遍存在。
1990年「內生技術變革」帶動的「新成長理論」或「知識經濟」，搭配電腦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交通和通訊四通八達，但「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所傳達的貧富差距拉大現象卻鮮活存在，而非洲的赤貧及人民大量死亡也赤裸裸持續著。除了找回史密斯原本最重視，但被後繼經濟學者遺忘的「道德情操（感）」、利他心、和諧分工合作這種基本人性，讓市場機能充分發揮外，還有什麼良方能終結貧窮呢？
本年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實驗方法研究得出的濟貧措施真能有效解決嗎？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他們所謂的「實驗」不具可複製性，所以並非自然科學實驗室的實驗，而是他們個人的田野工作報告，屬於廣義的歷史研究。因此，奧國學派米塞斯（Ludwig v. Mises）《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經濟學方法論》（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第十一節對於「行為科學」的批評在此同樣適用。
問題中的「實驗」雖然不具可複製性，絕非自然科學的實驗，但和科學實驗有一共同點，亦即，都不問實驗對象的腦袋裝了什麼想法、是否改變，以及為何改變。就此而言，問題中的「實驗」比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更不可取。心平氣和的人都知道，腦袋空空，兩手便空空，而貧窮源自貧窮者的「心態」。這絕對非「實驗」所能處理的，由其得出的政策能否生效，也就值得存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