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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官呂正操說:「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 對中國越有利益」

—怒血沸騰 抗戰時神父救中國百姓 共軍阻止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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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正操答道:「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益。」他繼續說,「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我們使我們人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

雷鳴遠神父(左)與雷震遠神父(網路圖片)

中國共產黨老早就看清,他們必須與國內阻礙他們的自然因素作繼續不斷的搏鬥,同時他們更曉得還有若干其他因素是有利他們的滲透和進展的。一方面他們假藉著“愛國主義”和“戰爭努力”等美名來繼續推進他們的思想,政治經濟戰術。另一方面,當時的人民正在極端慘酷的艱難中。日本軍隊正在蹂躪著中國,日本人的每一次新勝利,便等於一個獸行與恐怖的新周期。人們已經長時期沒嘗到和平滋味了,極切地相信紅軍的愛國主義高調,和驅逐日本侵略者的決心。

這種情形使共產黨有隙可乘。人民不相信一個中國人──任何中國人──會像任何日本人那樣壞。在初期戰爭中,日本人的敵對行動,使單純而和平的中國農民變成強烈激奮的愛國者,對任何其他中國人所告訴他們的任何事情,都會相信。

這時所形成的表面聯合陣線,共產黨給蔣委員長(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所保證的忠誠與合作,使人們誤信中國軍隊已真正團結一致,保衛祖國,保護人民,驅逐日軍。共產黨對日本人的作戰,只是他們征服中國運動的一部分。他們不僅是做軍事戰爭,實際上他們利用戰爭機會為擴建本身軍事力量的借口,他們特別注意其他方面的成功──不僅是軍事勝利。他們在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宣傳及外交方面,都像在軍事陣線上一樣的作戰。軍事行動在他們的全面運動中僅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我記得當呂正操到安國縣後五個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會去拜訪他,要求他釋放王縣長。那時呂正操是河北省中部共產軍司令。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他駐安平的司令部去商談某些問題。呂正操曾到高陽去過三個月。在這期間里和呂正操返同後的一個月內,王縣長曾良好地服務於安國縣民。我們還會記得,王縣長是共軍抵達安國不久後經人民合法選出的,但是呂正操對他的當選極感不快,準備由自己的腹心人出任此職。實際上,呂正操已經選出十五個部下,準備在他離開的三個月內替他執行縣政。但由於王縣長的勇敢和技巧,和縣裡士紳的合作,在呂正操還未離開之前,這十五個人已被削減成四個人。這四個人的工作也被有效地控制住,直到一月間呂正操返回後,他才揭開假面具,偽造罪狀把王縣長逮捕。現在王縣長已經身陷囹圄,我深知他的被處死刑只是時間問題。

呂正操(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三月二十四日我去看呂正操。我這次去看他,不僅是為了學校和捐稅問題──這些問題我已經向他提出,作為首要事項──而也是為王縣長說項。但這件事必須以最漠然的樣子透露出來──一種隨便問問的態度。呂正操以熱誠的態度歡迎我。“同志,上次會面以後一切如何?”他問道。

像往常一樣,他還是香煙不離嘴,一支支地抽下去。副官們一面走出走進。在我們談話中,經常有人不斷地來來往往。一位副官拿進幾本雜台,做出一陣強烈的新鮮油墨味,顯然是剛剛印好的。呂正操拿一本遞給我。

“同志,你真不錯,當我們初到安國時,你曾讓我們使用你的印刷機。我很高興送給你這本紅星雜台。”呂正操說。

他拿起毛筆,沾好墨水,在封面上用大字題上我的中國姓名。我笑著向他道謝。當我回想起去年十月間他的一位勤務兵跑到我的房裡,要我印刷他的宣傳圖片和告示,宣布他的抵達及決心抗日的愛國行動時,我的笑容便變成憂鬱的強笑。

……

幾分鐘後,呂正操的腹心人,王縣長的繼任人露面了。

呂正操介紹我們相見。他談到日軍已經逼近,安國可能立即遭受襲擊。他顯然是不願意給我充分時間討論我要提出的問題。我提到學校和捐稅問題,他建議我和唐某商討。於是我又提到王縣長被囚禁的問題。因為我是他的顧問,在他離開安國時我又曾被派為縣視察,所以我能極力利用這點權力討論這項問題。

呂正操很感困惱,但是顯然的,他認為表示出不悅乃是不智之舉。他同意“考慮”王縣長的案件。他允許我的請求,讓我當天去探視王縣長,同時,就我來此之便,邀請我參觀安平的軍事學校,在那裡有三百多名共軍後備青年軍官在受訓。

如果這個軍事學校有什麼特色的話,我恐怕我並沒有特別看出。因為在這個河北省縣份里,我會以溫暖親切的心情,把它當我自己家一樣的看待,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敵人面孔的展覽──列寧、馬克斯和史達林的像片。同時我又看到一張從未看過──以後也再沒在任何中共區看過──的列寧夫人像片!

稍後,當我到獄裡看望王縣長時,我把這情形告訴他,他搖了搖頭。“中國共產黨將毀滅中國。他們將利用日本的侵略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們所殺的中國人,會比所殺的日本人多。你會看到這些情景。”他凄慘的說道。

王縣長所說的都是實話。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共產黨在中國決不會成功。日軍的暴行,燃起了中國人愛國的火焰,壓迫愈甚火焰也越熾熱。在華北一帶,當戰爭初起時,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人們,比那些沒有受過敵人暴行經驗的人們,更具愛國熱忱。華南在未領受日本殘暴經驗之前,還未懷有與華北人民同一之感。共產黨很快地看清此點,便利用這機會來爭取自己的利益。

像王縣長等一批有識見的人士,由於具有坦直仇視共產主義的勇氣,註定要迅遭清算。那時我還看不到這一點,誰知那卻是我和王君的最後晤談。王君曉得這一點,他要求我不必再白費時光替他疏通釋放,應該全力幫助其他像他一樣的那些反共份子,以智巧戰勝這些祖國的叛逆“像呂正操和他部下那類的叛徒”,他慘痛的說。

我無法立刻了解王君的見解。甚至在後來我親身接受經驗後,我還不願接受面前的一項事實:一部分中國人對擴充共產黨勢力的瘋狂,竟甚於迎擊日本人的熱忱。但是不久以後,我便從呂正操的行動中默然地接受了這項事實。三月底,我們探聽到日軍正向安國推進,四月一日戰爭爆發了。日本人迅速地在四月五日佔領了安國。在城裡停留了三天。短短的期間內,他們洗劫了整個安國城。他們用五十輛大卡車,把所有掠奪到的珍貴物品一齊運往天津。只有在城外我們的教會,基督新教會,和聖拜爾納巴斯醫院倖免,那並不是因為日軍喜歡我們,對我們優待,而由於日軍不願遭受毀譽的宣傳。一年前,他們曾屠殺荷蘭主教沙利文和七位荷蘭,法國及捷克的神父。他們更會炸毀獻縣的法國那穌教會。各國領事會對此種暴行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所以有一個短時期內,日本軍隊在中國的行動略加檢點,只集中暴力於無助的中國人。

日本的高級將領,習慣上總在每次勝利後給士兵三天自由行動作為酬勞。與其說自由,不如說放肆,士兵們可以隨便到任何地方,作任何行動──爛醉,強姦,搶虜,殺人──都不加禁止。自然有些行動是根據命令,如監督物資之劫掠及裝運卡車等,但大多數的士兵都是為了自己的享受而肆意胡作非為,使這三天成為人間地獄。

安國被陷後的一天,教會的門房戰慄地跑來,向我嚅嚅作語,恐懼得像是發了神經病。有四個喝醉了的日本兵在門前,向他要姑娘,並用刺刀刺得他亂跳。後來他們戲弄夠了,叫他進來叫老闆。他立刻跑來找我,日本人跟著他走進教會的院子。我趕忙迎接出去。他們昂首闊步地向我走來,像是一個滑稽的四人合唱隊。他們混身污穢,服裝不整,每個人腰間吊捆著一隻活雞。這是他們搶來作食物的。日本人曉得中國人恨得他們入骨,當他們在一個鄉村裡胡作非為時,曾有許多兵被毒死。現在日本人學乖了。他們不吃中國人的食物,只捉些活著的東西,殺掉後烹調佐膳。活雞易於捕捉易於攜帶,成為他們的最好食品。

……

因為在我們的教會裡藏著有兩千多難民,大多數是青年婦女和兒童,只有少數是老年人。他們都藏在神學院、修女院、和教堂後面一帶的房子里。她們都能免於胡家莊婦女們所遭的厄運。胡家莊離安國縣僅有十里。日本人曾命令那裡的所有婦女集合在一個廣場上。叫她們都把衣服脫光,迫使這些哭哭啼啼的裸體婦女繞著圈子跳舞。年老的和丑的都一一殺掉,在剩下的婦女中選擇出來輪姦。僅有幾個倖免。

在程劉集村內、所有婦女都被日軍強姦。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竟被六個日本兵輪姦。這女孩因過度震驚而一度暈厥。

這種恐怖,我們已經逃過──至少暫時逃過。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的恐怖在眼前。

第二天,四月六日,清晨三至五時,共產黨軍隊發動攻擊日軍,日軍開始撤退。從城中冒出的濃煙,我算出日軍撤退的時間大概是十一點。日軍撤退後,掩護撤退的日本兵開始放火,焚毀全城。我看到濃煙升起時,立即騎上腳踏車向城裡奔去。這是我在戰後的第二次進城,這次沒有日本哨兵阻止我進城去救護那些傷患人員。安國城已經變成一個大屠場。那時正是中午,炎熱的陽光射在幾百具的屍體上。死屍堆集在街頭,我只好把腳踏車丟在城門外,擇選路徑前進。初時,好像這裡已經沒有一個活人,隨後我仔細聽去,發覺有哭啼呻吟的聲音,未死而尚能走路的人慢慢從隱藏的地方走出。他們告訴我,日本兵到後便把城門關起,看到人便用刺刀挑殺。這種無聲的慘殺是有計劃的,因為他們不必浪費子彈,也發不出爆炸聲音,比用機槍在街頭掃射更可以多殺些人,同時也是練習刺刀的好機會。日本兵的慘酷行為出人想像之外,因此共產黨便巧妙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內在的敵人》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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