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一位官員對他們進行了慰問，一一記下了住在法辛先生大院裡的所有外國人的名字。同時還帶來了巡撫的話，如果他們搬到另一所房子去，在那兒他可以更直接地庇護他們。這樣，他才會全力讓人保護他們。傳教士都懷疑這是一個陰謀，但表示如果巡撫命令他們去那裡，他們只好服從，雖然他們不願離開住的這所房子。後來很快決定他們6日星期五遷走。但那天陰雨綿綿，負責此事的官員請求巡撫後推一天。星期六，雨繼續在下，但是在請示巡撫再推遲一下時，巡撫下命令說：「即使下刀子，也必須立即搬到新地方去。」貝農夫婦和三個孩子以及霍德爾先生在下午也到了法辛先生的住所；雖然雨仍在下，街上行人很少，但他們決定等到天黑再去巡撫為他們準備好的住宅。這時，來了幾輛馬車和一隊士兵。大約半夜的時候，他們冒著大雨，只帶著一些日常必需品，在五位從壽陽逃出的忠實的中國人劉培元、劉浩、王喜和、張成生及十五歲小孩張安的陪同下，開始了悲慘的行程。
到達為他們選擇的住所後，他們儘可能舒服地安排過夜；第二天早晨（7月8日星期天），他們考察了周圍的環境，發現是兩個較小的庭院。他們所有的人（共二十六名包括孩子）都住在這裡，兩個內院已經住著羅馬天主教徒，兩位在中國傳教三十多年的羅馬天主教主教，兩位神甫，一位僧侶，七個在1899年春天剛來的修女，五個中國雜役人員。羅馬天主教是怎樣渡過他們的禮拜天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們的兩位逃出來的能幹的雜役人員口中得知新教傳教士們很平靜地渡過那天，幾個人輪流下廚房，辛普森夫人尤其積極。
在那性命攸關的一天（7月9日）到來時，外國人根本沒想過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早飯後，一些男人開始打掃房間和院子，有幾位女士在廚房幫忙。快到中午的時候，縣令來拜訪並登記了在這所住宅中的所有的人——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名單，據說這是根據巡撫的命令。此後不久，斯托克斯派司藥劉培元拿一些錢給負責救護三位教會學校女學生的婦女，修鞋工劉浩被法辛派去幫泥瓦匠和粉刷工修理東西。
一年後，當其他的新教傳教士返回山西省時，才查明巡撫毓賢本來決定在那一天把太原府的所有外國人全部殺掉。顯然只有少數幾個官員知道他的打算，至少道台是強烈反對的，他立刻勸阻這樣作，可惜毫無結果。下午兩點鐘，巡撫帶著幾位官員和衛隊，騎著馬上了路。他裝作要從北門出城，但還沒有走到那裡便突然返回來，來到傳教士的住處，命令士兵將傳教士立刻逮捕起來。這些傳教士沒有反抗，因為的確反抗是沒用的。
在院落里的所有傳教士都被捉了起來（包括耶穌教和羅馬天主教），事情如此突然，有幾個中國人還在幹活，包括法辛先生在一、兩小時之前才請來的泥瓦匠。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他們在士兵的看押下，被帶到了巡撫衙門，關進了一所臨街的大院裡，周圍都是士兵而不是拳民。後來發生了什麼情況，並不知道，但從審問他們的情況看，似乎可以確信巡撫並沒有親手去殺任何一個人。問了傳教士都從哪裡來，有的回答「英國」，有的說「法國」。然後向士兵下令——「殺」，士兵們齊聲回答，立刻撲向手無寸鐵的獵物，不分青紅皂白將他們殺死。
毓賢對開始他血腥的事業急不可待，甚至沒有等在前一天剛剛抵達太原，並被關在縣衙里的傳教士代表團，一塊拉出來。這些新到的傳教士是皮戈特夫婦及他們的兒子威廉姆·韋爾斯利；杜瓦爾小姐；約翰·魯賓遜先生；還有從汾州府教區來的兩位小姑娘歐內斯廷和瑪麗·阿特沃特，她們已經去壽陽建了一所良好的學校，皮戈特夫婦希望作為教育外國兒童專用。如果要敘述這些人的苦難經歷，還要從幾天以前講起。
下面這篇史料，選自英國傳教士愛德華茲醫生的《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山西傳教士》一書。他是一位在中國山西傳教、行醫十八年之久的新教傳教士醫生，曾參加過山西賑災工作，對山西許多地方都很熟悉。但在義和團高潮時期，他正在英國休假。當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他立即回到了中國，並一度充當了德軍的翻譯。隨後他重返山西故地，是首批返回山西的少數傳教士之一。他在太原住了四個月，對山西大規模屠殺名傳教士和外僑事件作了詳細的調查，並參與處理這場悲劇的善後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愛德華茲醫生援引了很多山西傳教士被殺前夕的書信、日記，以及自己在事後及時調查得來的材料，這段史料的記述豐富、翔實且珍貴。
夏季里，皮戈特正忙於主持建造一所新的寬大的住宅，6月8日完成了建造，並搬進了新居。
6月11日他寫信給在太原府的法辛先生，說：
「感謝得到令人安心的消息，可以澄清現在流行的種種謠言。這裡到處都在傳說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裡將被殺死；新的撫台和拳民都不會放過我們。這些謠言是上星期二有一隊從東邊來的三百人的甘肅士兵散布的。他們告訴我們所有商店的職員和商人都收到了揭帖和傳單，在這塊土地上要驅除一切異教，傳教的人要全部殺掉。這是目前在這裡發生的活生生的事情，我在從安啟傳教點返回的途中受過兩次威嚇。這些事都是在新撫台被任命後才發生的。我的馬夫在什貼鎮附近的路上被阻攔和毒打，因為他被人們認為是為外國人服務的。這發生在撫台上任之前不久，但他被任命之後。他上任的當天，我們一間屋子被扔進許多石頭。他不喜歡外國人，可能與此事無關。但十分奇怪的是，自從他主持官府事務之後，義和團的宣傳立即活躍起來。」
23日他又一次寫信說：
「我似乎覺得我們當前應該在該省採取步驟，通過一般途徑以外的其他一些途徑與沿海和領事取得聯繫。我寫信建議你應該和朋友們商量一下派一個信使。我這裡非常缺錢，我想其他幾個傳教區也是如此，但我願意出一些錢去做這次努力。從現在所籌集的錢來看，雇一個信使去一趟問題不大。如果他本身不要求什麼，又和我們外國人的立場一致，我相信，如果他帶有用當地風格寫成的信，他來去都沒有問題，並能帶來銀行的支票，以解決我們的急需。
「我們這裡沒有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當太原府的軍隊通過的時候，相當平靜。他們急行軍前往北京。我們有一位在衙門裡作事的教民透露，從其他四省調集的軍隊也要從這裡經過。軍隊通過時，街上曾有人誘惑他們去襲擊我們。我被告知，在其他部隊中這種現象很嚴重。如果能遞上一張稟帖，通知道台此事，我將非常感謝。」
「撫台正在晉京陛見途中，他3日在這裡接到的命令，我希望他能從這裡調走。有報告說他打算請求留在這裡與外國人鬥爭。我希望他不在時情況會好些。在他返回之前，北京的事態能恢復正常。聽說他帶著拳民作隨從。無疑全部事態是上層某些人正在進行的計劃之一部分。如果我們歐洲政府看到這一點並積極採取行動，我相信詭計會很快中止。但如果託詞『我們無力相助——這超出了所允許的範圍』，那麼事情將繼續拖下去。我相信你一切都好，無憂無慮。
「海水已從岸邊退出九里，任何外國軍隊都無法登陸。一支巨大的鐵製三叉戟插在海中，義和團給養充足，永遠不會有匱乏之虞。北京的外國使團被全殲。這是一些充滿惡意的報告（謠言）
「感謝上帝，我們都平安無事。但嚴重的乾旱仍在繼續，這種可悲的景況我很害怕。」
「再附：恰好從藩台那裡寄來一道上諭，消息很好。它與上述謠言相反，清廷譴責各級官吏沒有盡職。我相信這是一個好的跡象，它可能是對我們的要求的『回答』。」
27日，他又寫信給斯托克斯先生：
我們從教堂祈禱出來，恰好遇上盼望已久的好雨。李柏有一段話：「我很窮，很需要雨，別在耽閣了，呀上帝」，「別在耽閣了。」輪到了祈禱者，我剛站了起來，就發現雨下起來了。
「從藩台那裡得來的那份上諭已正式公布了，譴責各級地方官吏沒有採取有力步驟去制止那些謠言。昨天晚上老安從太谷來，帶來了足夠的銀子，為我們還了債還留下了一些東西走了。對我們的仁慈不是單獨來到的，讚美上帝。」
從這些信中（當然，這些信收信人沒有收到，過了一年以後才被發現）可以看出，當他們出現憂傷的時候，沒有什麼比將與沿海失去聯繫更為嚴重了，並且他們需要經費。6月29日凌晨，皮戈特收到斯托克斯一封信，告訴他醫院被燒，庫姆斯小姐的死訊，幾乎與此同時，本地的官員也帶話給他，按照巡撫的指示，他無法再保護他了。於是立即和信得過的中國人在辦公室開會協商，謀求對策。一些留在教會大院治病的邀請傳教士到他們北梁山的村子去。北梁山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山區，往南約十五英里，傳教士立刻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並表示感謝，立即準備動身。他們找來三匹小馬讓婦女和小孩騎，趕來了兩頭毛驢馱一些必需品。他們下午出發，當天晚上便抵達那裡。陪同他們前往的有四位中國教民，即羊倌李柏，小店老闆老苗和他的兒子，十六歲的小伙子賀狗，他們都是基督徒。以及他們的廚師姚慶祥，他們逃到的這個村莊全是窯洞，這在山西黃土高原上是很普通的了。在這裡，教民們熱情地迎接他們進了窯洞。為了儘可能不惹人注目，外國人住在兩間小窯洞裡，只有門頂上那個小紙窗戶能透進來一點亮光。
6月30日平安過去了。7月1日，壽陽人盼望已久的大雨下起來了。傳教士這時已經逃走了。毫無疑問，他們把能下雨的原因歸結為「洋魔鬼」不在了。但是，7月2日傳來極壞的消息，義和團在他們的鄰村鬧起來了，到處擊殺傳教士。一個又一個的探信人回來具體向他們講了義和團的殘暴。於是他們決定返回壽陽，讓地方官來保護他們。否則他們將被義和團全都殺死。
晚上，他們踏上了返回壽陽的悲慘旅程，沿著黃土山路，剛下過雨，路很滑，陪同他們的有小店老闆老苗和他的兒子，還有廚師老姚。這段艱苦的「旅程」還較順利，但到達壽陽城北河邊時，河水上漲，天完全黑了，經過一些麻煩他們安全地渡過河，但是每個人的衣服多少都有點濕了。當一群人呼喊著來看外國人的時候，勇敢地同步口譯教士留在一起的中國人，由於懼怕而逃命了。從其它的來源，我們打聽到皮戈特夫婦及其他人員設法在黑暗中逃走了。他首先逃往東郊自己的房子裡，但發現已經被官府查封了。於是決定進城到壽陽衙門中去，他們沒有給人發現。於是立刻被領進兩間通常是衙門跑腿才住的髒房子裡。官員雖沒有來找皮戈特，但是指示讓李蘭書（他是教會成員，現受僱於衙門）來招待這夥人。
他們在官府的小心照看下呆了三天。當官府收到巡撫的指示之後，就向傳教士表示，他已經無法再保護他們了，但計劃讓衛隊保護他們送至他權力範圍以外他們想去的地方去，無論東南西北都可以。後來又決定送他到太原府去，這是不是皮戈特的決定，不得而知。從收集到的證據來看，他們在官衙呆的三天期間，寫了一些信，但後來都被毀掉了，唯恐受到連累。
當傳教士決定到太原府的時候，壽陽地方官通過中間人建議，如果皮戈特和魯濱遜先生想在旅途中安全無恙，必須在手上戴上松一點的手銬。因為他們經過的這段路程義和團活動猖獗，不然他們可能被殺死。假如他們戴著手銬，就可以由衛隊向義和團表示，外國人是被送到巡撫哪去的犯人，這可以省去許多麻煩。看起來這位地方官極度軟弱，無能為力了。開始，皮戈特先生反對這項計劃，但是據說後來同意了。由兩輛鄉下的大馬車來幫他們運行李。一支小小的隊伍就這樣在7月6日離開了壽陽。雖然只有兩天的路程，但直到8日下午才到達太原。路上有好幾次被義和團攔住，義和團想立即將他們殺死。但衛隊為他們講了很多好話，並拿出了官府的通行證，才被允許通過。
到達首府太原後，他們立即被帶到縣衙。在門口等候時，他遇到了劉培元和劉浩兩位年輕人，他們在法辛牧師及其同伴那裡服務。劉培元和劉浩發現這些傳教士風塵僕僕，極度疲倦，皮戈特先生和魯賓遜先生帶著很緊的手銬，不打開就一點也動不得。他們的見證得到在壽陽訪得的衛隊的一些士兵的承認。開始，這些衛兵堅持說手銬並不緊，後來又辯解說他們開始給皮戈特和魯賓遜先生上的手銬很鬆，但抵達榆次城的時候，義和團看到手銬太鬆了，堅持換上更小一點的手銬。
皮戈特夫婦很快認出了這兩位年輕人。他們問皮戈特等人有些什麼事情需要幫助，皮戈特等人的唯一要求是弄些甜瓜吃。兩位年輕人為他們弄來甜瓜，然後去通知法辛先生，皮戈特讓給法辛先生帶信，問他那裡是否可以接納從壽陽來的傳教士。法辛立即派人回話，但當派去的人來到衙門的時候，皮戈特夫婦及其一幫人被召進衙署見縣令，他們兩人脖子上戴著鐵鏈，手上戴著手銬，送信的人不允許進去見他們。皮戈特先生要求官員讓他們往朋友那裡去住，被告知不允許。隨後皮戈特先生又請求他們這些人住在一塊，以防有人加害，這個請求又被拒絕了。於是皮戈特先生及其兒子、魯賓遜先生被投入了男人監獄；而皮戈特夫人、杜瓦爾小姐和兩個小女孩被關進了關女犯人的地方。
一直到第二天（7月9日）下午，他們才又見面，他們從監獄裡被叫出來，被押送到巡撫衙門。在這裡，他們的朋友已經被殺害了。在外院他們走過被屠殺的傳教士的屍體，被帶到內廳，毓賢坐在判桌前。所有的人都跪在毓賢面前，回答是哪裡人，皮戈特先生回答說是「英國人」。毓賢一聲冷笑，命令「打」，兩個女孩子爬在一位女士的脖子上大哭起來，但是士兵立刻把他們拉下來抽打所有的人，有兩個人昏倒在地上。然後一聲令下，「殺」，所有七個人全被帶到中心大院，立即被殺死了。所有殉難者——外國人和中國人的遺體先被剝光了衣服，然後由幾名乞丐拖到南門內一塊空地上。次日這些屍體又被扔到城外刑場上，被狼狗劫掠，以致血肉模糊，無法辨認。
就這樣，我們結束了太原府傳教團極其悲哀的一章。
（上述史料選自愛德華茲著，李喜所、郭亞平等譯，馮承柏校《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山西傳教士》，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