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終於難逃一劫，倉卒落馬，反映北京正重整隊伍。有人因此樂觀期待北京對港政策有變，由鎮壓變成懷柔，那麼香港便有望逐步走出危機了。
不過，北京換人不等於換政策。王志民一直是「送中條例」的推手，因禍港而下台，香港人當然額手稱慶。但他介入香港內政，不外是二零零三年國家安全立法（廿三條）無法得逞後，北京對港新政策的一貫做法。自此以後，中聯辦組成「第二支管治隊伍」，不但宣諸於口更動手動腳，包括聯繫基層組織、介入立法會運作以至行政長官選舉、指揮建制派政黨、指點特區政府施政等等，彷佛代表中央的權威不但坐鎮於此，還不斷影響香港內政。
因此，王志民的問題不是他執行了極左政策，踐踏「一國兩制」，而是執行無果，甚至適得其反，引致大部份港人對北京的反感，更使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兵敗如山倒。北京感到後悔的，不是立下極左政策，令「一國兩制」走上末路，而是過分輕敵，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由二零一六年底開始，不到一年，隨著人大常委會釋法，法庭裁定六名立法會反建制當選者取消資格，再改動立法會議事規則，削弱民主派監察議會的能力，立法會已成當權者的橡皮圖章，日後大可為所欲為。同時，北京自恃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力日趨強大，連「無線電視」都落入紅色資本手中，加上雨傘運動後反對陣營嚴重分裂，心灰意冷，反對運動走入低潮，因此誤判香港人已無力反抗，以為隨便找個港澳辦官員率領中聯辦相信也能勝任，結果貪勝不知輸，給了香港人翻盤的機會。
今趟改派山西省前黨委書記駱惠寧走馬上任，相信是要憑其地方一把手的經驗，加上跟中共高層的人脈關係（政治局常委汪洋、趙樂際以前都曾是他上司），使北京重新駕馭香港的局面。不過，駱惠寧或可跟權力頂層有更密切的溝通，讓他有更大彈性執行政策，但以今日中國全盤收緊言論，動輒上綱上線，以國家安全考慮問題，他並無足夠能量改變香港政策。
五年半前，國務院發表香港政策白皮書——《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北京便把對港政策寫在牆上，簡單講，就是要「全面管治」香港。中聯辦的角色因此清楚不過，就是通過其人手及組織，介入香港社會不同領域，滲透公民社會，並且以輿論以至具體渠道影響特區政府施政。「全面管治」的理念不撤，中聯辦的運作模式、組織、做法，都不會因為王志民離開而自動消失。
更何況，王志民消失主要是由於「送中條例」引來逆權運動，加上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全面崩盤，他已無力駕馭局面，但這絶不代表北京放棄八月以來所謂「止暴制亂」實質是警暴鎮壓的治港政策。今天縱使王志民消失了，中央依然盲撐「止暴制亂」，香港警方繼續肆無忌憚濫權濫捕，甚至以更失常的手法，在銅鑼灣、上水大舉圍捕數以百計的和平示威者，妄圖以暴力震懾市民。
不錯，駱惠寧的省委書記背景，令人想起當年以江蘇省委身份出任新華社社長的許家屯。不過，兩者不可同日而語，許家屯上任是北京深思熟慮的統戰謀略，以其務實開明的面貌，結識各界朋友，爭取民心以降低港人對回歸的疑慮。駱惠寧卻是急就章，卸任後編配到人大工作幾天便要匆忙來港履新，執行的是原有政策，即香港政策白皮書以來一國壓倒兩制的「全面管治」，以及八月以來藉助警暴回復社會秩序的「止暴制亂」。
說到底，王志民下台值得高興片刻，但香港不因此變得樂觀。關鍵在於，中聯辦在港權傾朝野左右大局，他們是既得利益者，絕不會自願放棄手中的權力，更不會改變使他們權力擴張的對港政策。
儘管2020年中國經濟面臨寒冬，香港有助大陸企業向外集資以紓緩財政困難，因此更能突顯其不可替代的獨特角色，但不等於北京會放過香港人，反而可以用確保融資成功丶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之類的名堂，在新主任率領下，中聯辦更可進一步擴張權力，向聯交所丶金管局要權。果如是，香港舊問題未解決，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面臨新的挑戰。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