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蔣正式的政治交待，談話之後，傅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著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關於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睏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民族」。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政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噎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61)
歸納起來，傅對徐的交底以及上蔣呈文，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一個要做蔣的孤臣孽子的表態。
如前所述，傅作義在7月14日呈毛澤東的上書中，稱蔣、閻賣國，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封鎖海口、濫炸人民，沒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蔣的上書以及與徐永昌的一系列談話中，則稱中共賣國，美蘇戰爭不會遠，建議封鎖、轟炸電廠，並稱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將兩者聯繫起來，可以看到一些甚為相近的詞句，但問題的對象完全不同。
據王克俊記載，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9月18日上午舉行，(62)但孫蘭峰並未簽字。董其武與孫蘭峰為綏遠的兩位軍政頭面人物，董在起義問題上態度鮮明，而孫則不甚明朗，稱病住進醫院。如果孫不簽字，綏遠起義便不是圓滿的。為此，傅作義抵綏後對孫做了反覆的動員。傅說：「共產黨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基礎……從北平和平解放到現在，事實證明我們是做對啦！路是走對啦！」(63)可以肯定，傅的勸說是孫最終簽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樣可以肯定，這並非惟一的原因。
孫蘭峰對其住院一事有這樣的說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見面之後，還表示要同我見面。我為了不使傅先生對我產生懷疑，我決定不和徐永昌見面，就裝病住進醫院，對外任何人都不見。」(64)總之，不容置疑地將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與孫的秘密會見。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復發，一度昏迷，一時間來客均不能見。是日，徐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晚「十一時孫蘭峰再來」，「再來」說明孫此前已來過，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孫對徐說：「宜生現在迫其簽字，避走不得，並言此時屈從，將來必可對國家發揮力量。」在孫做了這番與傅作義大意相同的陳述之後，徐永昌的表態是「許之」。(65)
這就是說，孫蘭峰見過徐永昌，是瞞過了傅作義與董其武。「許之」，指孫參加起義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據王克俊記載：「十九日凌晨，孫蘭峰終於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幡然覺悟，給傅先生打來電話，表示願意參加起義。清晨，傅派我帶著通電文件到孫住處讓他簽字。」(66)上述記載表明，孫所以於19日凌晨「幡然覺悟」，原因是他已於18日深夜得到徐的「許之」。
孫從未做過徐的部屬，其行事無須徵得徐「許之」，所以多此一舉，說到底，就是為自己留條後路。從徐永昌前面的記載看，傅作義邀徐會晤的電文多由孫蘭峰經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孫大體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個與傅大致相同的兩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義的不安。19日上午傅與徐深談之後，對鄧寶珊說：「次辰(徐永昌的號)病了，要呆在這裡不走。他不走，我們不能起義，不是耽誤了我們的大事嗎？」可見，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後，中午即設法如何將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記載，傅與鄧商定由鄧出面見徐，鄧故意要求徐留下來領銜起義，徐見不妙決定立即離綏。(67)
鄧徐談話時董並不在場，從徐永昌的記載中沒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話，不過鄧的確說了些不甚好聽的話。徐記載，鄧來後「一再勸余辭職務。並謂你的身體不堪再勞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藥，徒自摧殘自己，於事無益」等等。鄧同時也說了些解釋性的話：「三戶亡秦已非其時，奈何。」(68)這是對綏遠起義的解釋。
結果是，徐永昌於19日下午2時飛離包頭，而綏遠起義通電則於4時發表。
現在，將9月19日在綏遠發生的事串聯起來，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過程：清晨，孫蘭峰簽字之後，起義通電的簽字手續圓滿完成；上午，傅與徐深談，亮出了寓兵於農的底牌，並遞交了一份全面獻計獻策的上蔣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鄧寶珊出面將徐趕走；下午，徐於2時飛離，綏遠起義通電於4時發表，至此，傅完成了對共產黨的政治交代；當晚，傅、鄧等登車啟程返回北平。
傅作義一日之內一併完成對國共兩方的政治交待，並且整個安排策劃周密，對於國共均無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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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從根本上講是徐始終無法就國共戰局的前景說服傅作義。徐、傅二人曾有這樣一次對話：「宜生詢政府方面對渠之返綏作如何觀察。」徐答：「就余個人看法，共黨首腦以青軍守蘭州，胡軍在南，馬軍在北，共軍如深入，處於三面受敵……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綏，以阻撓寧綏軍之出擊。」在徐看來，中共至少在西北戰場處於三面受敵的不利態勢。然而對徐的此一判斷，「宜生以為非是」。(69)可以說，正因為傅對於國共戰局保持了清醒的認識，徐最終無功而返。
綏遠之行對於徐永昌來講，最感意外的莫過於傅的那個寓兵於農的計劃。儘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對傅仍然產生了幾分異樣感覺。分手之後，驚嘆不已的徐永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宜生今茲作風誠屬非常人也，余則不能。」(70)
9月20日徐飛抵重慶，隨即見蔣，「將宜生衷曲一一陳之」。對於傅那個瞞天過海的計劃，蔣聽後「搖首，謂很難成功，一定畫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廣州向李宗仁復命，李「對宜生仍寄與希望，並雲若干所謂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沖淡共黨傾向蘇聯之心情」。(71)這個自欺欺人的結論，為廣州政府策反傅作義的行動畫上了句號。
9月22日上午，傅作義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協會議並在大會發言：「作義這次到綏遠時，蔣介石給了我一個『親切的』電報，說我這次從北平到綏遠，正像他當年西安事變以後從西安回到南京一樣。他說，當他回到南京以後，由於一念之差，竟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訓……但是我堅決拒絕了他。」(72)關於蔣介石致傅作義的這份電報，迄今，在有關傅作義的著述中仍被廣泛引用，顯然均出自傅的這個講話，人們並未親見。根據徐永昌9月18日日記，蔣電的確提及西安事變，的確對傅有所勸告，但並未稱傅之返綏「正像」他當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樣。無論身份還是地位，傅與蔣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說無疑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價。
傅作義對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農場」。對此，傅是否採取過某種方式以求實施？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返回北平後隨即向薄建言：後套地區「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薄記載：「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73)毛對此是怎樣考慮的不得而知，總之，水利部長的職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應該結束了，然而不幸，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披露了這樣一件事。他寫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傅作義私藏一批武器電台，證實他對徐永昌所說的那些話並非全是妄言，他的確對中共留了一手。對於傅的這個最後的交待，毛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留著用吧。」(74)
傅與徐的談話以及上蔣呈文，儘管內容廣泛，但傅真正的著眼點是三個：美蘇戰爭不會遠；中共難以解決來年的糧食困難；軍隊前進過快，南下西征之後華北空虛，易被美蔣登陸。如果這些判斷能夠成立，傅便可以亂中再起。反過來，傅所以最後交出這批私藏武器，同樣因為這些事件並未如期發生。傅失算了。如此結局，應驗了一年前蔣的判斷：「一定畫虎不成。」
將本文前面的材料羅列起來，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截然相反的兩個傅作義。發生在傅作義身上的這種政治與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換代的歷史輪替所派生的那個特殊政治群體——「貳臣」，以及這個群體所特有的政治性格——雙重性格。
一般說，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時間，大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政治與情感的錯位。也就是政治上選擇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還停留在原來那一方，兩者尚未統一。鄧寶珊在送走徐永昌時說了一句實話：「寡婦嫁人無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選擇，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轉移。傅作義一面舉行綏遠起義，一面對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錯位的反映。
還在天津戰役之前，林彪、聶榮臻於1月8日致電毛澤東，判斷傅所以和談，「其用意是平津不戰以討好人民；不投降繳械討好蔣介石；讓出平津討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實上正是一個三面討好的結局。爾後，在綏遠起義過程中，傅作義故伎再施，再次導演了一幕對國共兩面討好的兩手交待。
傅作義所以數面討好，對毛和蔣說兩套話，說到底就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夠的餘地。而傅所以還有再起的打算，實際上就是對中共的政權能否穩固還存有疑慮。
傅作義生於亂世，從一個小派別綏軍起家，最後成為國民黨一個戰略集團的首領。在爾虞我詐的仕途升遷過程中，他看到過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輪迴，他正是以這些舊式軍人的世俗經驗，來應對國共這一回權力互換的。於是，便發生了兩個傅作義這種看似匪夷所思、實則可以梳理的現象。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解決國民黨殘餘勢力提出天津、北平、綏遠三個方式，這三個方式的直接對象都是傅作義。顯然，無論形式還是性質，三者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區別，其本身並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義卻將看似不相通的三個方式貫通起來，一一領教。此舉在解放戰爭全部過程中，傅作義之外，絕無僅有。從這個意義上講，傅之反正過程，創造了一個甚為罕見的殊途同歸的範例。
本文關於傅作義雙重性的研究，並不涉及傅之功過。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的存在與表現，其學術意義在於，它體現了歷史的多樣性的存在與表現，並且使之更為具體，更為生動。
注釋：
①有關傅作義的著述，重點集中於北平和談，關於傅雙重性格的專題研究似尚未見。另外，傅作義曾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日記「已在北平解放時全部付之一炬了」。參見仲文：《關於傅作義的「華北剿總」》，政協全國委員會編：《傅作義生平》，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頁。因此目前有關傅作義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戰閻錫山失敗後，1931年張學良將閻部縮編為四個軍，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任軍長，故有四大軍長之說。
③《中央軍委關於對傅作義的政策問題的電報》，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頁。
④北平和平協議規定傅部建立解放軍制度，建立政治組織，但並未明文規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員。
⑤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1年。關於徐永昌與傅作義在北平移交之際的此次會晤，一些重要的歷史著作均不見記載。從徐的記載看，得知或參與談話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鄧以及梁述哉、廉壯秋。梁、廉均為華北「剿總」副參謀長，與傅、鄧一同參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後來均未談及此事。曾參予傅作義許多機要活動的華北「剿總」政工處長王克俊，在其多篇回憶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說明傅對此事是相當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蔣總統》，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6年，第141頁。
⑦《傅作義發表文告公布協議十三項》，《世界日報》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鑄關於改編傅作義部隊問題的報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1頁。
⑨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頁。
⑩《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32頁。李文時任第四兵團司令官，為傅部中央軍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轉報第十一縱隊關於傅作義派代表出城談判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12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平津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77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頁。
(13)《羅榮桓年譜》，第677頁。
(14)《羅榮桓年譜》，第679頁。
(15)《彭真年譜》上卷，第530頁。
(16)《羅榮桓年譜》，第692頁。
(17)《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42頁。
(18)《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4日。梗為23日，養為22日。
(19)《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42、143頁。
(22)該公函於1月17日交鄧寶珊轉傅，但因種種原因傅未看到。詳情見蘇進：《回憶北平和平談判》，《平津戰役》，第639—641頁。
(23)新華社：《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中央統戰部等編：《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頁；參見《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頁，該文出自毛之手。
(24)《羅榮桓年譜》，第694—696頁。
(25)《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義電》，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53頁。
(28)《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450頁。
(29)《傅作義通電》，《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6、178頁。
(30)《徐永昌日記》，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鄰。
(31)《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4頁。「鄧」指鄧寶珊。另據董其武記載，當時綏遠各類駐軍將近10萬。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頁。
(32)《羅榮桓年譜》，第690頁。
(33)《羅榮桓年譜》，第699頁。
(34)《中共中央關於同傅作義、鄧寶珊談話情況致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李井泉等電》，1949年2月25日，《平津戰役》，第273頁。
(35)《綏遠問題協議草案》，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56、257頁。
(36)《徐永昌日記》，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1頁。
(38)《傅作義致毛澤東函》，1949年7月14日，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81—287頁。
(39)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頁。薄參加了此次接見。
(40)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國史館」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電》，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57頁。
(42)孫蘭峰原任察哈爾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團司令官，1948年12月張家口之役，該兵團被殲，孫逃至綏遠，後參加綏遠起義，任中共綏遠軍區副司令。劉萬春參加綏遠起義之後任解放軍第三十六軍軍長，因通敵被逮捕。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第551頁。
(43)《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憶，徐曾提出將部隊最後撤入緬甸。參見氏著：《戎馬春秋》，第273頁。徐在「可印」之前的確寫有一個「可甸」，但又圈去，可見徐的確對董說過這些話。
(44)《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28日。崔亞雄原任華北「剿總」參議。
(46)《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義函》，《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65頁。該函未署日期，編輯者判斷為9月所作。筆者判斷，該函肯定是由崔亞雄攜回交徐，崔於8月29日抵綏，31日離開，因此該函當作於8月29—31日之間。
(50)《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5、516頁。
(55)《傅作義致薄一波、聶榮臻電》，1949年9月11日，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0、291頁。薄一波前書亦提及該電。該電所署日期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稱9月12日，應為誤記。
(56)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7頁。
(5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4頁記載徐於9月15日抵包頭，應為誤記。
(58)《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8日。張慶恩原任華北「剿總」軍法處長。
(60)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1)呈蔣書全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371頁。另據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9頁記載為19日上午，參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記，應為18日。
(63)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頁。
(64)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第469頁。
(65)《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371頁。
(6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04、205頁。
(68)《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記》，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義發言》，(北平)《人民日報》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8頁。
(74)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頁。
(75)《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76)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頁。
傅作義部隊開出城外接受改編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簽訂時，雖雙方的幹部都舉雙手擁護，但在執行過程中夾雜著個人感情，協議中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對傅作義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就是對共產黨的幹部來說，也是一個大轉彎。解放軍與國民黨打了幾年的仗，全軍將士都打紅了眼，總覺得和平改編不如軍事消滅來得痛快，所以在執行工作中帶有了個人情緒。比如，協議中原定給傅作義留一個警衛團，但在解放軍入城儀式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的武器被收繳了；在新保全、張家口戰役中被俘的傅作義部高級幹部，原定一律釋放，有關地區的負責人卻以民憤極大為由，遲遲不肯執行；有一次原國民黨華北總部的副司令、和談首席代表鄧寶珊出城，竟被城門崗哨扣留了幾個小時，戰士們非要問他「是不是反動派」，鄧寶珊說「是反動派，過去是，現在反不動了」。陶鑄知道後，才親自把鄧寶珊接回城來；北平西城區人民政府登記軍統、中統特務，偏偏有人給傅作義打電話，要他去報到登記；接管舊城的人還不管青紅皂白，勒令傅作義的家人從東四一個宿舍樓立即遷出去等等，所有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過火行為，強烈地刺激著傅作義的感情。這段時間，傅作義的內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對共產黨也不免產生一些疑慮。儘管這些事被陶鑄知道後，曾專門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談心，並向他轉達毛澤東、周恩來的問候，但傅作義還是想面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求得充分肯定。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編輯：艾芊
北平易幟傅作義親到西柏坡打探毛澤東底細
2009年01月23日13:51[我來說兩句(9)][字號：大中小]
來源：搜狐讀書社區
1962年中國新年前夕，周恩來與張治中（左一）、傅作義（左三）、屈武（左四）
1949年1月31日，傅作義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上簽署了歷史性的一筆，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22日，傅作義隨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拜見中共中央領導人，時間雖短短几天，但他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豁達大度、肝膽相照十分敬佩。返回北平後，傅作義精神振奮，心情愉快。李克農曾風趣地說:「傅作義前後判若兩人。」
北平易幟，傅作義疑慮重重請求前往西柏坡拜謁中共首腦
1948年底及1949年初，國共兩黨經過遼瀋、淮海戰役戰略決戰，國內形勢直轉急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新保全、張家口、天津相繼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華北戰局日漸明朗。在北平和平問題上猶豫不決的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終於痛下決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簽署了重重一筆。然而，簽署和平協議後，傅作義疑慮重重，思想鬥爭最為激烈，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傅作義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歷史性轉折。
傅作義部隊開出城外接受改編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簽訂時，雖雙方的幹部都舉雙手擁護，但在執行過程中夾雜著個人感情，協議中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對傅作義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就是對共產黨的幹部來說，也是一個大轉彎。解放軍與國民黨打了幾年的仗，全軍將士都打紅了眼，總覺得和平改編不如軍事消滅來得痛快，所以在執行工作中帶有了個人情緒。比如，協議中原定給傅作義留一個警衛團，但在解放軍入城儀式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的武器被收繳了；在新保全、張家口戰役中被俘的傅作義部高級幹部，原定一律釋放，有關地區的負責人卻以民憤極大為由，遲遲不肯執行；有一次原國民黨華北總部的副司令、和談首席代表鄧寶珊出城，竟被城門崗哨扣留了幾個小時，戰士們非要問他「是不是反動派」，鄧寶珊說「是反動派，過去是，現在反不動了」。
陶鑄知道後，才親自把鄧寶珊接回城來；北平西城區人民政府登記軍統、中統特務，偏偏有人給傅作義打電話，要他去報到登記；接管舊城的人還不管青紅皂白，勒令傅作義的家人從東四一個宿舍樓立即遷出去等等，所有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過火行為，強烈地刺激著傅作義的感情。這段時間，傅作義的內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對共產黨也不免產生一些疑慮。儘管這些事被陶鑄知道後，曾專門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談心，並向他轉達毛澤東、周恩來的問候，但傅作義還是想面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求得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傅作義認為在解放戰爭時期華北的戰爭自己應負全責，接受人民懲處，一直想當面謝罪。
北平和平解放後第二天，即2月1日，《人民日報》以「北平解放經過」為題，全文登載了一封公開信，主要內容是:首先以十分嚴厲的口氣，指斥傅作義接受國民黨政府「剿匪戡亂」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區和人民解放軍發動殘酷進攻，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燒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並指示陳長捷命令天津守軍抵抗到底。繼之，指出北平已被圍月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為戰犯，欲獲人民諒解，必須遵照解放軍前委指示，求得自贖。辦法是:自動放下武器，或離城改編，任自由選擇。時間由1949年1月17日1時起至1月21日止。如竟敢不顧提議，破城之日，必將嚴懲，勿謂言之不預。此信由於措辭嚴厲，且多指斥語言，與其說是一封公開信，莫如說是一份最後通牒。這本是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澤東以林彪、羅榮桓的名義於1月16日寫給傅作義的一份最後通牒，要求轉給傅作義，其意在於敦促北平和平解放。然而，由於《人民日報》刊登的時間較晚，恰恰又是在傅作義簽署了和平協議之後，便增強了傅心中的不痛快和疑慮。
當時中間人鄧寶珊見此信內容後，為珍惜已取得的和談成果，勿功虧一簣，同時考慮到傅作義半生戎馬生涯，怕萬一想不通，節外生枝，影響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於是便決定觀事態發展，如一切順利解決，則不交通牒，如談無效再交出。然而中共中央對此事非常重視，1月25日詢問此信是否交給了傅作義。於是，鄧寶珊和蘇靜二人決定將此信交給傅冬菊，讓她擇時轉交給傅作義。傅冬菊看到信，也怕父親接收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壓了下來。這樣一直到2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傅作義才見到這封信。傅作義耐著性子把信看完之後，心裡十分不平，於2月3日致函林彪、羅榮桓，說自己在解放戰爭中負有罪責，應受到懲處。同時也給毛澤東寫了信，大意是請指定時間、地點，戰犯傅作義投案自首，當面謝罪。
再一方面，當初議定的由傅作義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國、全世界發表通電，由於種種原因，遲未定稿；傅作義為求得共識，想與中央領導人共同議定一些事宜。這樣，經過曲折坎坷的道路走向人民一邊且心理矛盾的傅作義，在歷史轉折關頭，便萌生前往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的渴望，希望通過親自拜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以求獲釋前嫌。
此時，恰遇上海人民代表團前赴西柏坡拜見中共中央領導人，傅作義認為是一個好機會，便向北平市長兼軍管會主任和聯合辦事處主任委員葉劍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葉劍英立即請示中央，很快獲得同意。1949年2月2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葉劍英電:歡迎傅作義、鄧寶珊和顏、邵、章、江一道來此一談，請問傅、鄧是否同意，如願來時，亦如顏、邵等一樣，不要帶任何隨從，並要對談話地點保守秘密。21日，葉劍英通知傅作義部下周北峰:「中央歡迎與傅先生會見，請告訴傅先生，明天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顏惠慶等人飛石家莊，即請傅先生和鄧寶珊偕一名隨員同乘這架飛機去。」
於是，傅作義為到西柏坡開始做了精心的準備工作。北平市軍管會交際處處長兼六國飯店經理王拓曾回憶說:「傅作義2月21日晚上到我辦公室說:『王經理給我拿些香菸，就來一包袱吧。』說著將先買好的一塊方正洋布包袱鋪在桌面上。我問:『你買這麼多幹嗎？』傅作義說:『我要去見毛主席呀，我給他拿些哈德門香菸作禮物。』說完付款後高興而去。原決定讓我陪同代表團及傅作義等到中央所在地去見毛主席，當晚葉主任指示我另有新的任務，故改讓統戰部派來的朱友學同志陪同前往。」
胸懷天下，中共領導肝膽相照傅作義忐忑心情陡變坦然
1949年2月22日上午10點半，傅作義一行包括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以私人資格去的邵力子、顏惠慶的醫生焦湘宗和傅的秘書閻又文、鄧寶珊和中央統戰部朱友學等共計9人在北京機場登上飛機，飛往石家莊機場。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汪東興等人到機場迎接。在石家莊中央交際處（花園飯店）吃過午飯，於當天下午2時乘車離開石家莊，7時到達西柏坡。周恩來親自迎接，安排他們住在後溝招待所。
顏惠慶在日記中詳細寫道:「上午10點半，我們乘專機前往石家莊。
陪同前往的有傅作義將軍和鄧寶珊，他們在北平和平解放後，也是第一次去見毛澤東、周恩來先生。出發時，天空有些霧，但到石家莊時，天氣很好，飛行只用了1個小時。中共方面石家莊市長和其他官員來機場迎接，我們乘坐汽車前往賓館進午餐，並作短暫休息。賓館與其他幾座建築都坐落在同一圍牆內，是日本人在侵華期間修建的。主人們為我們準備的午餐非常好，他們建議我們在這裡住一夜，第二天前往目的地。然而，我們寧願立刻出發。有6輛吉普車準備載我們繼續前行。」「到達目的地時，天色已黑。我們一行的安全抵達，都應歸功於司機們非凡的駕馭技術和充沛的精力。周恩來先生出來迎接我們，隨即招待我們用晚餐。晚飯後，毛澤東先生來到我們住處，一直呆到11點鐘。」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次接待活動，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同志回憶說:「1949年2月中旬，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接見國民黨和平代表團及傅作義、鄧寶珊等人。我於2月20日作了具體部署。一切食宿由行政科副科長兼招待所長陳心良同志負責，接送及安全保衛由羅邁（即李維漢——筆者注）、楊尚昆、汪東興同志負責，談判由中央安排。2月22日，我與羅邁、汪東興率車到石家莊機場接客。到石家莊中央交際處作了接客人用午餐的安排，後到機場迎客。到機場不久，和平代表乘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即降落。代表們走下飛機之後，由統戰部陪同朱友學同志分別一一作了介紹，我將我們三人作了介紹，並簡單地致歡迎詞。在介紹每個人簡單情況時有兩點記憶很深。一是江庸是個大律師，已70多歲的他對著我說:那麼你還是我的岳叔呀（江庸的老婆是我們當家侄女，故稱我岳叔）。一是傅作義穿著一身普通布衣，手提著一包香菸，是送給毛主席的。見我吸菸抽出兩條哈德門非給我不可。我說你既然給主席的，你帶去吧。」「我們接到中央交際處（住石門花園飯店）稍加休息後進午餐，飯後即上車直達柏坡。到達柏坡後，顏惠慶一行共八人住在後溝平房裡，談判在西邊兩間小平房裡。周恩來同志在那裡等候接待。毛主席當天即接見了他們，並進行簡單交談。毛主席在接見傅作義時，傅作義有恐慌害怕心理，表現精神面貌說話很不自然，傅作義見毛主席時，立正向毛主席說:『我有罪。』毛主席說:你辦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毛主席話音一落，傅作義的精神面貌即變，不是那麼緊張害怕了。當天晚上分別進行了交談。當天晚上，在東柏坡大禮堂演出文藝節目，有話劇《白毛女》，歌劇《赤葉河》。周恩來同志陪同和平代表和傅作義、鄧寶珊等觀看演出。他們看到戲劇演到高潮時，心情非常激動，感動得流下眼淚。傅作義及代表們也很受感動。傅作義感動得流下眼淚，並說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傅作義一行在西柏坡期間，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周恩來陪同傅作義及上海代表團成員吃過晚飯後，毛澤東、朱德即乘車到後溝招待所去看望大家。據當時擔任毛澤東警衛排長的閻長林回憶:「當時正是2月份，天氣還很冷。毛主席去前，穿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子。然後我們跟著他乘坐一輛中吉普到後溝去了。車子開到傅作義將軍住的地方，就看到周恩來副主席陪同傅作義將軍等噎在門口等候。」在會見中，傅作義顯得有些激動和緊張，毛澤東風趣地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捨難分。
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北平和平解決最好，你這是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說，你過去有錯的話，那麼現在功過權衡，還是功大於過，也是有功人員……」「和平解放北平最好，你帶個好頭，立個大功。今後的事，可能還不少。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講清楚，既然是和平解決，你原來的部隊要進行改編，將來你們都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員了，和解放軍一樣看待，決不歧視。你知道，我們歷來說話是算數的。」
一席話，使傅作義心裡的疑團解開了，忐忑不安的心情變得坦然起來.
促膝深談，傅作義如釋重負摒棄前嫌，被中共委之以重任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傅作義將軍對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作出了貢獻，因此對於傅作義的此次前來，中央中央是非常重視的。
23日上午，周恩來先接見了傅作義。周恩來說:「傅先生以人民利益為重，使北平問題得以和平解決，避免了戰爭的災難，否則就會給人民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我們歡迎你和我們合作。我們的合作是有歷史根源的。在抗戰初期，守太原時，你讓我派人把一些軍用物資運出去，補給八路軍。你的部隊與八路軍120師在晉北聯防，這不都是合作得很好嗎！」
稍停，周恩來接著說:「原來要在解放區召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現在北平解放了，這個會議可以在北平開。你可以參加這個會議，你是有功將領，參加會議是有代表性的。」
周恩來的一番話，使傅作義深受教育。同時，他心裡也感到慚愧。傅作義看了看周恩來，說:「我戎馬半生，除抗日戰爭時期外，我是罪惡累累，罪該萬死。今後我決心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祖國人民立功贖罪，以求得黨和人民的寬恕。」
周恩來說:「很好，我們歡迎傅作義將軍這種態度。」
在周恩來接見傅作義談話結束後，陪同傅作義等人吃飯時說:「現在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有什麼事情，有什麼意見和想法，不要有顧慮，都可以提出來商量。
可以找我談，也可以找毛主席談，找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談也可以。」
傅作義靜靜地聽著，連連點頭說:「請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地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決不會半心半意和三心二意。我的後半生，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奮鬥，為建設偉大的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天下午，毛澤東再次見到傅作義，進行了又一次深入且開誠公布的交談。在會客室，同時在座的還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幾名代表。毛澤東和代表團成員互致問候，讚揚他們為人民辦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坐下後，傅作義說:「請問主席，我是回北平還是住在這裡？」
毛澤東先是一愣，接著笑著說:「你現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們也要到北平去。將來咱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到北平以後就要召集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少數民族和華僑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你也將被邀請參加會議，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傅作義激動地說:「我回北平以後，一定向部下傳達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指導和關心，一定要在共產黨和部隊首長的領導下，做好部隊的和平整編工作。我個人也要無條件地服從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證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彌補我過去的過錯。」在毛澤東問到傅作義願意做什麼工作時，傅作義說:「我想，我不能在軍隊裡工作了，最好讓我回到黃河套一帶去做點水利建設方面的工作。」
毛澤東主席說:「你對水利工作感興趣呀？那黃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將來你可以當水利部長，那不是更能發揮作用嗎？」（果然，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被任命為第一任水利部長，這是後話。）
當談到對傅部原有人員的政策時，毛澤東說:「我俘虜你的人員，都給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見他們。我們準備把他們都送到綏遠去。」傅作義說:「給我？我怎麼處理呢？還要送到綏遠去，為什麼？」毛主席說:「國民黨不是一貫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嗎？他們到了綏遠，可以現身說法，共產黨對他們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幫助在綏遠的人學習學習，提高認識嘛。這些人我們以後還要用哩！」
談到綏遠問題，毛主席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好解決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們的起義。還是以前說的，給你們編兩個軍。對於你們來說，走革命的道路，要過好幾個關，但主要的是要過好軍事關。這一關過好了，以后土改關、民主改革關，將來還有社會主義關等就好過了。」
傅作義聽著毛澤東、周恩來對自己及所率原部隊人員的安排，心裡非常感動。
這一番交談，使他受到極大的鼓勵，疑團頓釋，精神非常振奮。
2月24日早晨，周恩來很早就來到後溝，與傅作義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成員召開了一個短會，再次確定了和平談判應採取的步驟和應討論的方案。之後，周恩來與代表們分別合影留念。上午大約11點鐘，傅作義及「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成員離開西柏坡，楊尚昆、羅邁、汪東興前往送行，到達石家莊後與石家莊市長第二次共進午餐，之後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飛機。顏惠慶在日記中寫道:「當日多雲，由於飛機飛得很高，飛機仿佛是在大海之上，地面景致一點也看不到。可是，途中天空放晴，我們再次看到了下面的田野和河流，甚為高興。……就這樣，我們完成了冒險旅程，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我們對這一經歷非常滿意。」
返抵北平，傅作義精神振奮，《和平通電》公告天下
傅作義返回北平後，毛主席接見他時所說的話，很快都一一實現，這使傅作義對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敬仰與感激之情倍增。同時，西柏坡之行，中共中央所給予傅作義的禮遇及對傅部的關懷，使他一直沒有完稿的通電很快定了稿。4月1日，傅作義向全世界發表了和平通電。《通電》表達了傅作義的政治態度，決心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實現新民主主義，建設新中國，因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重視。
1949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看到《通電》後，立即親筆覆信。全文如下:
傅作義將軍:
4月1日通電讀悉。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反革命內戰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數年來中國人民由於這種反革命內戰所遭受的浩大災難，這個政府必須負責。但是執行這個政策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文武官員，只要他們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不問何人，我們均表歡迎。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貴將軍與有勞績。貴將軍復願於今後站在人民方面，參加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我們認為這是很好的，這是應當歡迎的。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至此，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圓滿完成。從此，傅作義將軍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鞠躬盡瘁，夜以繼日，為人民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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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剛任水利部長時，水利部領導中卻有人認為他是非黨人士，有意貶低、刁難他。傅作義到水利部會堂開會，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車轉停到偏僻遠處；對他以部長名義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於是，傅作義對所有文件在看過之後，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長批示，並形成慣例。傅作義並不介意這個。後來，毛澤東發現水利部文件批文沒有了傅作義的名字，敏銳地發現問題，深嘆一氣。
北京市第一屆體育運動會在天壇公園舉行，毛澤東和傅作義應邀觀看比賽。毛澤東看到一半，就約傅作義離開會場，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時，毛澤東風趣幽默地指著修補過的天壇一角，問傅作義：「宜生，你看這一塊我們補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為阻止蔣介石企圖派飛機運走傅作義的精銳武器和一部分親信骨幹，而被解放軍的炮火轟壞的天壇一角。傅作義以感謝的心情會意地笑笑，說：「不仔細看，看不出來。」「如果我們兵戎相見，這牆補也補不得囉。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毛澤東說，「是不是我們共產黨內有人怠慢你？」
「哪裡，哪裡，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噎感激不盡了。」傅作義說，「我體會《共同綱領》是四路縱隊（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工人階級走。」
毛澤東聽了，深沉地說：「是的，但是以後還要展開變成橫隊哩！」
傅作義對毛澤東說：「我是水利問題的『門外漢』，恐怕勝任不了部長工作。」
毛澤東鼓勵地說：「不懂你就學嘛！有問題你就去請教群眾嘛。要邊學邊干，哪有天生的內行呀!」接著，當面問傅作義：「水利部文件批文怎麼沒有了你傅作義部長的名字？你在水利部當部長是不是有職無權？」
傅作義說，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長批示也是一樣的。
毛澤東聽了沒作聲。後來，毛澤東同周恩來說了這一情況。
周恩來就此種不正常的現象專門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沒有傅部長批示，一律無效！要讓傅部長列席黨組會議，並發表意見。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無微不至的關心下，傅作義全身心地投入國家水利建設。他說：「咱們只有嚴格要求自己、踏實工作的義務，沒有其他要求的權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計較個人得失，這樣心情就會豁達多了。」傅作義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從1949年起擔任水利部長，直到1974年逝世，他在位長達23年，他的後半生踏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許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跡。他幾乎每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三門峽工地、治淮工程和密雲水庫工地等第一線研究指導工作。
1951年，傅作義和副部長李葆華一起視察淮河，在去洪澤湖蔣垻途中，有約15公里路程汽車無法通行，他堅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規定可以坐火車公務車（在列車上單掛一節專用車廂），但他從來不要，他說和工作人員合要一間包廂（4個鋪位）就夠了。
文革」中拜訪傅作義
作者：仲煒發布時間：2008-07-0310:35來源：和訊網
《溫故》（之十一），劉瑞琳/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15元
傅作義
我的父母和傅作義將軍夫婦是舊交，他們的交情始於上世紀30年代中期。當時傅先生駐防在綏遠（今日之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1949年大陸政權更迭之時，我們一家在美國，50年代初返回大陸。父親曾經問過傅先生，他是如何下決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傅先生則輕鬆地用一句玩笑帶過：「你們家在景山附近，一旦打起來，作為制高點的景山是必會遭炮擊的，怕你們家毀了，所以我就不打了。」
後來，「三反」運動中父親被關了十個月，審查是否為美國特務。一天，傅先生和夫人登門來看母親，傅先生問父親被關會不會和他有關，如果有關，他可以到有關方面去講清楚。母親深謝他們夫婦的關心，但說父親的被關看來與傅先生沒有關係。
從1960年起，大陸開始了長達三年的饑荒。我那時年輕，分分秒秒地被飢腸煎熬，時時刻刻期盼著能吃上一頓飽飯。
沒想到，這一天終於盼來了。
噎移居天津的父母有一次來北京，傅先生用他的名義在政協禮堂的餐廳訂了一桌飯，正在北京上學的我和姐姐也被叫過去了。記得那天在座的還有黃紹先生。這頓飯，是我那三年中唯一填飽了肚子的一頓，後來被一遍又一遍地回憶，久久不能忘懷。
19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開始入戶抄家，許多親友被鬥爭，被毆打，被抄家。在那些恐怖的日子裡，受到衝擊的人被打死或自殺成了尋常事。待到這一年冬天，抄家、破「四舊」的高潮已過，鬥爭的重點轉移到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回頭來看，所謂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把社會搞得翻天覆地只不過是一帖藥引子，乃是「文革」發動者把水攪渾後以便打倒自己的政敵。
這種時候，作為待罪的「資產階級分子」，父親自然不方便出行訪友。於是讓我由天津去北京時，代表他到傅家去看望一下。那天晚上天氣很冷，敲開門後，一位青年把我領進客廳。傅先生和夫人劉雲生都在，他們詳細詢問我家「文革」中的經歷和現狀，其情甚殷。
談著談著，不知不覺間，傅先生就說到了他自己的經歷：「8月份紅衛兵也闖進了我家，氣勢洶洶就在現在客廳這地方批鬥我。他們問我：『你殺了多少解放軍？』我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說我殺過，也不說我沒殺過。他們也拿我沒辦法。後來周總理保護我們這些人，讓包括宋慶齡在內的一批人住到軍隊醫院去，躲一躲。我給總理寫了封信說，我不去，我是軍人，我不怕，我願意在家裡接受紅衛兵的教育。周總理還把我的信給毛主席看，毛主席還說我態度正確。其實我心裡清楚，這場運動不是衝著我們這些人來的，和我們沒有關係。」
在當時的情勢下，傅先生的這一席話，給我這個涉世不深的二十五歲的年輕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辭時，傅先生不理會我伸出的手，逕自朝牆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樣子他要親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勸阻。傅伯母在一旁說：「他正好要散散步。」
就這樣，傅先生陪我穿過院子，一直送到大門口，才與我握手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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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用鞭子抽打傅作義
人民出版社獨家授權連載
總理設計保護宋慶齡張治中等民主人士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卷三保護社會棟樑（5）
劉武生
2006年02月26日15:42【字號大中小】【留言】【論壇】【列印】【關閉】
「文革」發難時，張治中正在北戴河休養。當時，紅衛兵造反運動泛濫，橫衝直撞，到處抄家、揪人、批鬥。周恩來考慮張治中性格剛強，擔心他對突然襲來的「文革」狂飆沒有心理準備，怕他回京後遭受紅衛兵衝擊而發生意外。於是，周恩來想法提前給他打個招呼，向他介紹一些「文革」發動以來的情況。他決定安排中共中央統戰部派一位負責同志到北戴河，向張治中等愛國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時，周恩來對張治中家也採取了保護措施，由北京衛戍區派一個連和一個營部住在張治中等愛國人士家的附近。戰士們身穿便衣，佩戴紅袖章，同前來的紅衛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張治中剛回到家，紅衛兵就來「造反」、抄家，先後來過5次。紅衛兵第二次來抄家時，竟然指著張治中的鼻子質問：你是什麼人?!是什麼歷史?!張治中憤怒地從靠椅上顫抖著站起來說：我的歷史你們可以去問毛主席和周總理!張治中的家被抄後，周恩來得知很氣憤。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他說：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張治中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張治中先生親自迎送毛主席，保證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你們不要再去了。但是，在林彪、江青一夥唆使、縱容下，紅衛兵們還多次要揪鬥張治中。
對此，周恩來深感不安。為了保護張治中，他進一步採取措施，讓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找一位負責同志把張治中秘密護送到解放軍三一醫院，只允許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同他聯繫。
為了切實保護好愛國民主人士，對於那些不願離家外出的人士，周恩來則採取就地保護的措施。他指示派解放軍指戰員和公安人員，到被保護的人家中或住地附近，身著便裝，臂戴紅袖章，勸說、制止前來抄家、揪鬥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安排當地派出所和所在地的黨、政、軍機關，給予配合和協助。對傅作義、邵力子、蔡廷鍇、蔣光鼐、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就是採用這種保護措施。
在「文革」初期，為保護傅作義的安全，周恩來建議他去住三一醫院或到外地去休養。但是，傅作義不願意離開家。紅衛兵來抄家，第一次抄家時，還用鞭子抽打傅作義。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派公安人員、警衛部隊和水利部同志前來保護。
後來，傅作義因病住進醫院。但是，醫院造反派不讓傅作義住高幹病房，1966年12月的一天，周恩來親自給北京醫院打電話說：「應允許傅作義住高幹病房，並給予積極的治療和護理。」「不要鬥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並採用多種形式以示他們已被「解放」。後來，為保護愛國民主人士，周恩來提出，「不要鬥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
1969年5月4日，周恩來致信國務院直屬口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並轉全國人大和政協的軍代表，明確提出：「機關革命造反派的任務是清理機關幹部的隊伍，而不要去鬥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機關幹部也要在清理隊伍時，按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不能以中共黨內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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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到水利部會堂開會，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車轉停到偏僻遠處；...
傅作義的晚年：23年踏遍了祖國的各條江河
2009年03月13日09:40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大中小】【列印】已有評論106條
建政前確定工作
1949年2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傅作義看似有些恐慌害怕，說話都很不自然。他一見毛澤東，就立正說：「我有罪！」毛澤東親切地握住傅作義的手，說：「不要這樣說。當初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搶掠了我們多少文物珍寶啊。現在，如果我們自己毀了紫禁城，破壞了那些文物古蹟，那是要被子孫後代唾罵的。現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們應該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遠也不會忘掉你的。假如說，你過去有錯的話，那麼現在功過權衡，還是功大於過，也是有功人員……」然後，毛澤東親切風趣地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就像姑舅親戚，難捨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滑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坐下後，傅作義說：「請問主席，我是回北平，還是住在這裡﹖」
毛澤東先是一愣，接著笑著說：「你在北平不是住得好好的嗎？不久，我們也要到北平去。將來咱們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到北平以後，就要召集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少數民族和華僑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你也將被邀請參加會議。」
傅作義激動地說：「我回北平以後，一定向部下傳達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首長的指示和關心，做好部隊的和平整編工作。我個人也要無條件地服從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證做好。」
當毛澤東問他願意做什麼工作時，傅作義回答說：「我想，我不能在軍隊裡工作了，最好讓我回到黃河河套一帶，去做點水利建設方面的工作。」毛澤東接過傅作義的話說：「你對水利感興趣？黃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將來你可當水利部長麼！那不是更能發揮作用嗎？」
可能是這次談話，傅作義建政後的工作就此確定下來。
懷著感激之情投入工作
傅作義剛任水利部長時，水利部領導中卻有人認為他是非黨人士，有意貶低、刁難他。傅作義到水利部會堂開會，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車轉停到偏僻遠處；對他以部長名義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於是，傅作義對所有文件在看過之後，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長批示，並形成慣例。傅作義並不介意這個。後來，毛澤東發現水利部文件批文沒有了傅作義的名字，敏銳地發現問題，深嘆一氣。
北京市第一屆體育運動會在天壇公園舉行，毛澤東和傅作義應邀觀看比賽。毛澤東看到一半，就約傅作義離開會場，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時，毛澤東風趣幽默地指著修補過的天壇一角，問傅作義：「宜生，你看這一塊我們補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為阻止蔣介石企圖派飛機運走傅作義的精銳武器和一部分親信骨幹，而被解放軍的炮火轟壞的天壇一角。傅作義以感謝的心情會意地笑笑，說：「不仔細看，看不出來。」「如果我們兵戎相見，這牆補也補不得囉。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毛澤東說，「是不是我們共產黨內有人怠慢你？」
「哪裡，哪裡，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噎感激不盡了。」傅作義說，「我體會《共同綱領》是四路縱隊（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工人階級走。」
毛澤東聽了，深沉地說：「是的，但是以後還要展開變成橫隊哩！」
傅作義對毛澤東說：「我是水利問題的『門外漢』，恐怕勝任不了部長工作。」
毛澤東鼓勵地說：「不懂你就學嘛！有問題你就去請教群眾嘛。要邊學邊干，哪有天生的內行呀!」接著，當面問傅作義：「水利部文件批文怎麼沒有了你傅作義部長的名字？你在水利部當部長是不是有職無權？」
傅作義說，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長批示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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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原定給傅作義留一個警衛團，但在解放軍入城儀式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的武器...
北平易幟傅作義親到西柏坡打探毛澤東底細
http://www.sznews.com2009-02-0209:33深圳新聞網【字號：大中小】
傅作義部隊開出城外接受改編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簽訂時，雖雙方的幹部都舉雙手擁護，但在執行過程中夾雜著個人感情，協議中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對傅作義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就是對共產黨的幹部來說，也是一個大轉彎。解放軍與國民黨打了幾年的仗，全軍將士都打紅了眼，總覺得和平改編不如軍事消滅來得痛快，所以在執行工作中帶有了個人情緒。比如，協議中原定給傅作義留一個警衛團，但在解放軍入城儀式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的武器被收繳了；在新保全、張家口戰役中被俘的傅作義部高級幹部，原定一律釋放，有關地區的負責人卻以民憤極大為由，遲遲不肯執行；有一次原國民黨華北總部的副司令、和談首席代表鄧寶珊出城，竟被城門崗哨扣留了幾個小時，戰士們非要問他「是不是反動派」，鄧寶珊說「是反動派，過去是，現在反不動了」。陶鑄知道後，才親自把鄧寶珊接回城來；北平西城區人民政府登記軍統、中統特務，偏偏有人給傅作義打電話，要他去報到登記；接管舊城的人還不管青紅皂白，勒令傅作義的家人從東四一個宿舍樓立即遷出去等等，所有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過火行為，強烈地刺激著傅作義的感情。這段時間，傅作義的內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對共產黨也不免產生一些疑慮。儘管這些事被陶鑄知道後，曾專門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談心，並向他轉達毛澤東、周恩來的問候，但傅作義還是想面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求得充分肯定。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編輯：艾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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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叫傅作恭的沒有?"
北平易幟傅作義親到西柏坡打探毛澤東底細
http://www.sznews.com2009-02-0209:33深圳新聞網【字號：大中小】
傅作義部隊開出城外接受改編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簽訂時，雖雙方的幹部都舉雙手擁護，但在執行過程中夾雜著個人感情，協議中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對傅作義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就是對共產黨的幹部來說，也是一個大轉彎。解放軍與國民黨打了幾年的仗，全軍將士都打紅了眼，總覺得和平改編不如軍事消滅來得痛快，所以在執行工作中帶有了個人情緒。比如，協議中原定給傅作義留一個警衛團，但在解放軍入城儀式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的武器被收繳了；在新保全、張家口戰役中被俘的傅作義部高級幹部，原定一律釋放，有關地區的負責人卻以民憤極大為由，遲遲不肯執行；有一次原國民黨華北總部的副司令、和談首席代表鄧寶珊出城，竟被城門崗哨扣留了幾個小時，戰士們非要問他「是不是反動派」，鄧寶珊說「是反動派，過去是，現在反不動了」。陶鑄知道後，才親自把鄧寶珊接回城來；北平西城區人民政府登記軍統、中統特務，偏偏有人給傅作義打電話，要他去報到登記；接管舊城的人還不管青紅皂白，勒令傅作義的家人從東四一個宿舍樓立即遷出去等等，所有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過火行為，強烈地刺激著傅作義的感情。這段時間，傅作義的內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對共產黨也不免產生一些疑慮。儘管這些事被陶鑄知道後，曾專門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談心，並向他轉達毛澤東、周恩來的問候，但傅作義還是想面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求得充分肯定。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編輯：艾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