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此次離平返綏，中共方面有人擔心傅是否會跑掉。毛澤東對主管綏遠工作的華北局書記薄一波說：「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交出二三十萬人，立了大功，我們對綏遠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輸了理……現在把領導責任放在傅肩上，這樣我們就主動了。傅作義哪裡會跑！就是跑掉了，又怎麼樣！」(53)在這裡，毛把什麼是被動、什麼是主動講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會跑，因為此時國共戰局噎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就在8月初，程潛、陳明仁舉行長沙起義，廣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這道最後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裡會跑」。
傅返綏後，陸續將其工作情況上報北平。9月4日薄一波與聶榮臻致電傅：「毛主席認為兄在綏遠所取態度及步驟是正確的。」同時指出：「打破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徐(永昌)陰謀及扣壓一批最反動的特務尤為必要。」(54)9月11日，傅致電薄一波、聶榮臻，表示綏遠起義「通電日內即可發出」，「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義的籌備進展順利。
薄一波記載：「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聶榮臻同志的名義寫信給周北峰，通知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於9月20日至24日之間到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56)這個通知意味著傅留在綏遠的時間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際，傅作義對於邀徐會晤一事由拖延變為急促起來。徐永昌日記9月15日載：「連日孫蘭峰轉宜生電速余詣綏。」所以催徐啟程，因為政協會議即將於9月21日召開，綏遠起義必須於此前舉行。然而綏遠起義又不能於徐到來之前舉行，因為一旦易幟，綏遠即與廣州政府決裂，這樣，徐將不宜再赴綏遠。因此傅與徐會晤的時間，只能安排在綏遠起義和政協會議之間。不難看出，這個縫隙就要合攏。
五
9月17日下午1時，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57)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孫蘭峰等機場迎候。徐記載：「午飯飯後與宜生暢談。余謂今年一月間，若聽余言來綏，何至在平受數月悶氣。」徐首先與傅談悶氣，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緒。此招果然奏效，「談話間宜生突發議論，以為凡做首領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領。並及共產黨首領尤其沒有好人，他們最專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過去若干傾心於共黨者漸有覺悟」。順著覺悟這個話題，傅接著發表議論，徐記載：「渠之長女在平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譽，渠在家裡則嫌其不前進。渠語女，以對汝只有義務並不要權利，以後各行其是，某縱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長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
以上所言無非是些氣話，徐傅二人遠道相會當然不是為解悶氣，不過解解悶氣，二人也就有了溝通的基礎。晚飯後二人再談，傅「頗詢國軍能否守住廣州，美援為何」。傅並建言：「若能努力轟炸解放區各大城市的電力廠，則一切大小工業停頓，必能使全體工人發生反共作用。強似無目的濫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58)
不難看出，傅的話題已由氣話轉入實質問題。傅提出廣州能否守住和美援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美援的程度決定廣州能否守住。這是傅在摸對方的底，揣測廣州的氣數是否將盡。傅獻上了一個頗為厲害的轟炸電廠之策，但並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綏軍與其個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聽，也不急於表明意見。頭一天的談話二人都是在觀察對方。
9月18日，徐記載：「早間張慶恩來，轉來蔣先生致宜生電，略雲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余若不聽共匪甘言愛國抗日對外等等，國家不致受了其後的大禍，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黨險惡的欺騙云云。」如前所述，蔣對於傅之返綏「不存奢望」，徐亦然，蔣電的到來無非是盡力爭取。但既然蔣有意爭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務也就明確起來，即策反傅作義。
傅作義並不看重蔣電，因為蔣電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在18日的談話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問題，徐答：「很有希望。」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覆，實際上說明了美援並無多大希望。於是傅將話題扯開，說道：「美國人幫我們一分，必宣揚成十分，蘇聯幫中共總在暗處努力。如現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國人，彼等不但穿中國衣服，並且也不進城，不似美國人，每須為之開闢跳舞場。」徐答，「有無陰謀亦即在此。」不過，有無陰謀並不能說明美援有無希望。此後，傅再也不提廣州能否守住一類話題，因為他對美援的情況噎心中有數。
接下來傅作義提出一個全局性問題：「美蘇戰爭看來亦不會遠。」所謂美蘇戰爭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問題的內涵在於，它一直被國民黨視為挽回敗局的契機。既然傅有此判斷，沉悶的對話開始活躍起來。徐說：「所以吾人無論現在軍事如何失敗，但正在改進，以待國際情勢之好轉。」在這個虛構的情勢好轉的基礎上，徐繼而要求：「在我看綏遠仍須走我從前對董其武所說的路線，蔣先生許以川北為綏軍根據地，並指揮西北各軍。能開川、陝、甘邊界固好，即先開河西，亦令西北各軍悉受節制。」
至此，徐明確提出對綏軍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話題一旦涉及綏軍西走這個實質問題，傅便不再跟進，冷漠地回答：「綏軍開不動，也不能指揮他人。」這就是說，儘管傅判斷美蘇戰爭不會太遠，但在戰爭發生前，傅並不會輕易上鉤，再度與蔣捆在一起，而是特意與蔣之間留出一定的距離。
就在徐傅交談之間，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18日上午舉行。徐當即得知：「此間旅長以上十之九均已簽名擁護傅宜生二月(按：應為一月)間和平主張，詆毀政府，贊成共黨之宣言，一俟全體簽名，即行發表……此其內心趨向可知矣。」(59)根據簽字儀式的舉行，徐永昌判斷噎探到傅的「內心趨向」。其實，徐遠未探到傅那個深不可測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綏遠的最後一天，傅作義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終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記載：「九時許宜生來，謂此地不能談話，乃偕過渠處。」此前的談話均在徐處，這一回所以變更地點，因為這將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後，傅「秘謂：今日綏軍『守』力量不夠，『攻』勢更不濟，『走』官有二萬眷屬，毫無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為綏遠人，一時難於開動。自己一人南去無用，亦復無聊。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人家對我亦無信心。所以現在必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綏軍西撤併由傅節制西北各軍，被傅拒之，但傅當時未說明理由，以上關於「守」、「攻」、「走」的結論，就是對徐的解釋。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此，而在「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圖何在，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來傅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明年三、四月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傅將中共最痛苦的時期判定為1950年三四月間，這是指中共難以渡過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擔任綏遠省主席時，欣賞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在綏遠推行過教育、生產、武裝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傅所稱利用合作農場，就是寓兵於農的意思。傅的計劃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贏得發展時間，屆時便可「打出去」了。這就是「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意圖。隨著這個計劃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經過上述解釋與交底，最後，傅作義以一段對蔣的感情色彩頗為濃厚的表態作為此番陳述的結束。傅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只要蔣先生知道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證，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據徐記載，傅「言下痛哭，且謂不想作了如此錯事，對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陳述解開了這樣一個謎底：綏遠起義之際，傅作義為什麼一定要留出一個時間差與徐相晤？說到底，就是為自己預留後路，一旦政局生變，有人為其作證。
大概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無動情地說：「想不到你要走此艱難之途徑。」不過徐的話題立即回到其使命上來，徐說：「中共軍隊南下成功，到某階段必以餘力向綏軍壓迫與清算，還不如此時帶走，總可得兩三萬勁旅。」(60)然而話題一旦至此，傅又縮了回去，以種種理由推之。這就是說，在對蔣的態度上，傅之所做與其所說，並非表現為零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