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民主國家公共危機的反思
旨在揭開史上最慘烈核災真相的劇集《車諾比》（Chernobyl，台譯：核爆家園）劇照。（HBO公關提供）
截止目前據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導致全國80人死亡，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700人。春運高峰不可避免地會到來，疫情在未來的加速惡化也將不難想像。
據傳在2019年年底武漢地區就已經有多人感染，但由於當地官員對於真相的掩蓋與不作為，導致這種尚無特效藥的未知病毒在短時間內幾乎呈指數倍地傳播，以至於中國政府現在以全面封鎖幾乎整個湖北省這樣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方式處理此次危機。當西方民主國家政府官員對於危機處理不當時，將會被公開指責、彈劾、甚至鋃鐺入獄。但是在非民主國家處理危機決策錯誤的責任又應該由誰來承擔呢？在社交媒體上被千夫所指的若干官員果是此次危機的真正元兇嗎？人民群眾又該如何在未來的公共危機中獲知客觀真相，來保護自己最起碼的生命財產安全呢？
歷史和現實總是驚人地相似，血淋淋的教訓也一再地重演。在專制國家，或許強大的國家機器最終可以撲滅來勢洶洶的災難，但當執政者誇耀功勳的同時，無辜的群眾早已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發生在1986年的車諾比核電站爆炸事件正是專制體製造成的特大型災難的典型。該事件產生的核泄漏量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400倍，前後共造成了約4萬人因核輻射而死亡。然而最初在事件發生時主要負責人並沒有意識到、或者刻意地選擇忽視了其嚴重性。官員們最大的擔憂與其說是人民群眾的傷亡，不如說是這口黑鍋最後該由誰來背。所以他們的首要任務必然是互相推卸責任，把自己摘得乾乾淨淨之後才能坐下來討論災情。當然在討論問題的過程中，由於缺乏規章和法制，官員們為了規避懲罰免不了隱瞞災情的實際情況。這樣下一層欺騙上一層，效果逐層疊加，最高領導人得到的消息，毫無疑問將會是極端扭曲了的假象。比如當時清理爆炸廢墟中心的區域「瑪莎」，由於輻射量過高而國內又沒有相應的高科技裝置，蘇聯政府只能低頭求助於老冤家聯邦德國的機器人「小丑」。但是由於西德得知的輻射計量值——即蘇聯最高層了解的情況——遠遠低於實際測量值，導致「小丑」到現場後竟然由於輻射過量無法正常運作。最後當局只能動用軍隊，讓士兵徒手去清理爆炸產生的高輻射石墨碎塊，其慘烈結局可想而知。
由於權力過於集中，下層的官員也沒有人敢於獨當一面拍板做決定，所以處理幾乎任何情況都只好向上層請示。最終命令的遞交、審批、決策、傳達等一定會受到嚴重阻塞，行政效率也就會大打折扣。在平常無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集權的危害不會十分明顯；但當像核爆炸泄漏和烈性傳染病這種每一分鐘都攸關生死的緊急事件發生時，低效率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核爆炸事故發生於1986年4月26日，而戈巴契夫卻直到5月14日才發表了關於車諾比的、主要目的為指責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污衊蘇聯的全國電視講話。他還曾在後來令人哭笑不得地說：「車諾比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想必他當時如果能及時擱置手中的「事業」，坐鎮最前沿帶領全體蘇聯人民共同面對這場災難、而不是躲在莫斯科紅色宮牆之後聆聽官僚們扭曲的報告、下達憑空想像的遠離客觀實際的命令，至少最後造成的傷亡數字將會大大減小，也會為殘喘的蘇聯政權再延續若干年的壽命吧？
這次武漢肺炎和當年車諾比事件在其它諸多方面也極為相似。即便不斷有人死亡，依然不能阻止統治集團良好的自我感覺。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粉飾太平，即「在中央的卓越領導下，救災工作已經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一切盡在掌握之中」。而既然天下已經如此太平，就不應有搗亂分子存在，於是獨斷而愚蠢的「封城令」便應運而生：以「怕輻射或者疫情的擴散」之名，行封鎖消息之實。在醫療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強迫健康人和輻射源或感染者混在一起，和謀殺別無二致。官僚們狼狽為奸沆瀣一氣，高層將人民群眾的生死置之度外，自己卻有條不紊地躲了起來；下級官吏也積極配合上層害人的指令，都希望借別人的血表忠心進而立功受獎，於是驅使著善良勇敢的部隊官兵、消防隊員、工程人員、醫護人員、科技人員一批一批地去前線以命相抵。特務部門也接到了新的指令，即監視甚至拘禁執行救災的官員和科學家，威脅他們絕對不能說出真實情況。只有國際輿論的壓力增大到難以承受時，當局才會扭捏作態地稍稍放出真相……政治在專制國家高於一切，人的健康、生命和尊嚴自然也不在話下。
實際上專制政權的腐化與墮落，早已為悲劇的發生埋下了伏筆。蘇聯政府早年為了省錢，沒有給反應堆冷卻棒尖端安裝阻隔器，所以緊急停堆按鈕按下去之後，尖端的石墨接觸劇烈反應的堆芯，導致了爆炸。而發生爆炸的反應爐，其實當初沒完工就投入了使用。之所以這麼著急，就是因為廠長等人當年故意偽造了確認完工的文件，好在年前完成任務計劃、為自己的仕途增光添色。反應堆前三次驗收測試全部失敗，而官員們置之不顧，執意進行第四次、即多次違反操作程序的、導致爆炸事故的測試，以圖儘早拿到報告交差。這好像今日中國政府，瘋狂地賣地放貸為政績工程提供財務支撐，而忘記了諸如水利、醫院、消防等無利可圖的配套設施的建設，導致洪水來臨時才想起來去完善下水系統、疫情爆發時才想起來去仿造「小湯山」醫院一樣。這些官僚的罪惡自然是罄竹難書，但身處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逡巡不前者必將被棄之一旁。站在他們的角度來說，為了自己的前途、家人的幸福，也只能犯險立功，別無選擇。歸根結底，正是專制體制的腐朽將人性的自私、敷衍和冒進成指數倍地放大，也將成千上萬無辜和淳樸善良的人們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有奸佞作惡的小人，也就有頂天立地的英雄，包括在車諾比事故中不相信下級匯報親自測量輻射值的蘇聯將軍、冒死開直升機為燃燒的廠房丟下硼和沙土的飛行員、主動請纓潛入極高輻射蓄水池，暫緩了連環爆炸的三名工人、在反應堆下方挖隧道安裝熱交換器為其降溫的煤礦工人、去爆炸中心區撿石墨碎塊的戰士們、勇於調查和公布真相的科學家，以及今天在湖北武漢封鎖區夜以繼日冒著感染風險辛勤勞作的醫護與科研人員，相信沒有人願意失去生命，但他們一定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將會拯救成千上萬的人，歷史將會把他們作為真正的救世主、而不是政治的犧牲品銘記。備受煎熬折磨的是他們，一往無前的依然是他們，這就是生命的張力和人之為人的尊嚴。
無論是哪個民族或者個體，都有其正反兩面。人性如河水，制度如溝渠：按照高規格的設計把溝渠挖好夯實，河水就會光輝奪目，灌溉良田造福他人；否則邪惡醜陋就會占上風，泛濫成災貽害子孫。就像羅素所說中華民族是他所遇見的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然而有三個是他並不願提及但無法迴避的缺點。很明顯他所提及的這些缺點，都和這個民族上千年的專制集權政治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統治階級的盤剝造成了底層人民的赤貧而貪婪；人民無法對抗強權為了活命只好順從而懦弱；為了鞏固王權推行的嚴酷的監督和檢舉制度使人民變得麻木冷漠。打開政治上的枷鎖，不僅可以實現任賢用能、提高效率、賞罰分明、以人為本，完善行政法制等諸多方面，更是從根本上提升道德和醫治人性的良藥，也會讓如此大規模的人禍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