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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潔: 我在牛棚親見紅衛兵治死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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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天,產房出現一個第二胎分娩的產婦,因子宮頸裂傷大出血,平時遇到這種病例,應立即縫合止血。但在這個非常時期,紅衛兵幹將趙湍慧不會做縫合術,產婦因失血過多死亡,留下一歲多的女兒和出生三個多小時的兒子。屍體送往太平間時,產婦的母親、丈夫等十幾人哭得聲嘶力竭……當時我被關在牛棚,隔著窗戶看的很清楚,事後當時在現場的助產士、護士也告訴我說:「能救活的產婦死了,真令人痛心」。

中國共產黨黨內人士一般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共產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其實不然,其結果適得其反。

由以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全方位的階級鬥爭,其實是派系鬥爭、失去人性的鬥爭、破壞性的鬥爭、無恥的鬥爭。在此期間普遍的批鬥、遊街、抄家、破壞古物,破壞了生產,經濟損失很大,同時也毀壞了歷史等文化遺產,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損失,亦有數不清文物慘遭蹂躪。

詩云: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請看下文是多麼兇惡,不是百凶,而是千凶萬凶!

一、失去人性的兇惡

前文敘述了「牛鬼蛇神」遊街、批鬥等情況,很多情況令人驚心動魄,這是在第一階段的最初行動,是社會大亂的開始,從此毀壞了道德、滅絕了人性,兇惡的世人罕見,傷天害理史無前例。

1966年8月26日,遊街後我服毒自殺未遂,遺留下藥物性肝炎;我遭受過批鬥和抄家之苦。更可悲的是家屬受到連累,我唯一的兒子1955年10月19日出生,1968年11月22日被軍代表栽贓、逼供以現反革命進入冤獄,開封第一監獄;兒子三年冤獄刑滿,直至1974年才徹底平反。因兒子的冤案、我上訪北京多次,莫名其妙地被送入勞動教養所。因是虛造罪名,我丈夫上告北京,於1974年才得以平反。以上四件災難性悲劇,接蹱而至,我在《高潔的靈魂》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並附有我兩人的判決證書、平反證書、各級消毒證書等照片,此處不再贅述。

抄家是一波跟著一波,全國無處不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子。

有文獻記載: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反動權威人士也難免被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八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其實這些財物多數進入了紅衛兵的個人腰包。

二、無辜進入勞動教養所

1973年7月我被判三年勞動教養。我醫院革命委員會通過外科李護士長的丈夫張立順的後門,將我送到勞動教養所徑山石料場,沒有宣布我的罪名,當然我也不知我犯了何罪。我被抓走之後,我丈夫四處找人了解情況。他還要每月去勞動教養所看我,那裡不通汽車,他要步行十幾里路,若遇到兇惡的女人周敬宜值班,她會不讓我丈夫見我,而帶來的食物也讓女流氓們搶吃了。

我在勞教所和其他人員住在一起。這個地方關押著36個女犯人,其中多是青年女人,有34個人是因為賣淫、偷盜罪關進的,只有一個姓張的中老年女人是因言獲罪,她罵廠長、書記是惡霸被定罪「反黨」。一天,李風華(工人亂搞男女關係)小聲告訴我說:「勞動教養,是最高的行政處分,還有公民權,只是暫時被剝奪,你讓家人給幹部送點禮,她就會對你好些」。

這裡在押的女流氓,舉止輕浮,袒胸露乳,說下流的話;可是主管女號最兇惡的幹部周敬宜,卻偏愛那些女流氓們。女流氓陳愛蓮是給周敬宜送禮換來的大紅人,她在女號中稱王稱霸,奪取她人的食物是經常發生的事。我們出工是砸石塊,一次下工時,我餓得走不動,行動慢了,陳愛蓮用砸石頭的鐵鎚在我頭上打了個疙瘩,至今我左鬢上還留有杏核大—塊骨質增生的結節。

住處是很長的四間房,睡的是一個大土坑,每個人都頭向外,佔地面積僅能容下一人平卧,燈光暗夜間不熄,對面白牆上寫著大黑字: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生活每天三頓飯,每人吃玉米面饃,一點白菜或蘿蔔,看不到一點油星。每十天半月或節日改善生活時,也僅是在菜碗里多了三、四片豬肉。那些女流氓們搶著吃,我拿著饃之後,先分下半塊放在衣兜里、留著夜間鋨了吃,也免得被她們搶走了。

我在勞動教養所徑山石料勞教場那裡住了13個月後,醫院把我接回去了,革命委員會什麼也沒談,要我正常上班,我沒有同意。我去公安局問個說法,為什麼判我勞動教養三年,才知道原來是因為給未婚女人打胎(當時各醫院都設有計劃生育門診,有專人主管人工流產,說明人流合法化了)。公安局給我一個證明上面寫著「打胎構不成違法」。不久後,在我整理退回告狀的材料時,見周恩來辦公室批示說:「這位婦產科大夫如果是女性,放人」,這時我才明白,醫院軍代表抓我的報告寫的是:「我強姦婦女致懷孕,人工流產消滅罪證」。

我是個女人,怎麼可能強姦婦女致懷孕?這個罪名太荒唐了,肯定是有壞人造謠。從此我天天找公安局張局長說理,要求處理造謠人,一天他拍著桌子說:「這個軍代表無端的找麻煩,讓公安局為難……」因此事無法處理,很快我被調到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要我1974年4月上班,接管婦科病區。那裡沒有產科,我也不想乾產科,因為婦產科太容易被捏造事故,風險太大,我決定改行治療婦女生殖細胞癌,走上了一條坦蕩的道路。

高耀潔從勞教場回家後與丈夫合影

三、如狼似虎的兩個隊

1968年秋,工人宣傳隊進駐我們醫院,歡迎大會要求全體職工參加,革委會主任謝夢謙(在文革深挖階級敵人時期,他卧軌自殺身亡)和工宣隊負責人(我已記不清他的姓名)在大會上大講毛澤東比爹娘還親,歌唱毛澤東,「只有共產黨給我們希望……」。

大會開了一個多小時,臨散會時,工宣隊員李修武揚起皮鞭在我身上毒打,美其名曰給「牛鬼蛇神」一個眼色看,把我打翻在地。皮鞭把我的衣服打爛了多處,在我背上、臀部、大腿多處留下一條又一條的青紫血狀癍痕……這是我永生難以忘記的事件。

醫院工宣隊由鄭州市紡織機械設備廠的工人組成,是一群耀武揚威、無知、無法、缺德的無賴,他們只知道為個人謀利益,把他們的關係人(農村的助產士)調到大學附屬醫院當大夫。這些人沒有中專文化,卻膽敢對中醫學院工農兵大學生胡說八道地講課。

例如,有一次學生張學友問我:「高老師,婦女帶避孕環懷孕,生下的嬰兒發現避孕環長在小孩的腿上……」一會她又說:「避孕環如果長在臉上更麻煩了」。我聽了很奇怪,我問她誰告訴你的。張學友說:「田大夫在講課時說的,她說『這個事例是她處理的』」。我們同學們聽了覺得很可怕,今後我們工作了,要遇見這樣的病例怎麼辦呢?

我聽了之後哭笑不得,這真是無知者在開玩笑、說笑話。

我立即告訴同學們,婦女懷孕早期,胎兒從三個胚層開始發育,如果在子宮腔內接觸了避孕環、即造成自然流產,避孕環不可能進入胎包內,絕不會長在胎兒身上;若避孕環體積小或位置不正,有的婦女帶避孕環懷孕,分娩時避孕環會隨胎盤排出,這是科學,你們放心吧!你們永遠也不可能遇到你問的這樣的病例。

更可悲的是軍宣隊進駐我們醫院。他們是支左派的主力軍,他們狠抓政治思想,從軍宣隊入駐醫院後,每晚政治學習開始必須先唱毛主席的讚歌,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千好萬好沒有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是中國的大救星」、「毛主席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等歌曲。

醫療業務上搞的一塌糊塗。許多護士改職為大夫,給她處方權。他們沒有醫療知識技術,完全是應付病人,醫療質量嚴重地降低,大小醫療事故多不勝數……

一天,產房出現一個第二胎分娩的產婦,因子宮頸裂傷大出血,平時遇到這種病例,應立即縫合止血。但在這個非常時期,紅衛兵幹將趙湍慧不會做縫合術,產婦因失血過多死亡,留下一歲多的女兒和出生三個多小時的兒子。屍體送往太平間時,產婦的母親、丈夫等十幾人哭得聲嘶力竭……當時我被關在牛棚,隔著窗戶看的很清楚,事後當時在現場的助產士、護士也告訴我說:「能救活的產婦死了,真令人痛心」。次日軍宣隊負責人姓龍的還表揚婦產科搶救產婦及時,很辛苦。真是沒有人性!

1966年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上山下鄉,從此知識青年下鄉的運動開始,又毀懷了一批青年人的前途。

四、史無前例的紅衛兵

有文獻記載: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紅衛兵身份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鬧「革命」。

8月18日至11月期間,毛澤東、林彪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共8次,總計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徹底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還出現兩派紅衛兵的鬥爭,由文斗變成武鬥,雙方都出現人身傷害,甚至致人死亡。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此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同時進入武鬥高潮。紅衛兵具體死了多少人無文字記載,中國紅衛兵墓園很多,只有重慶紅衛兵墓園保存完好。

紅衛兵不但在國內四處流竄,擾亂社會穩定,有些年輕的紅衛兵還跑出國外。2007年3月我來美國領獎時,遇到一個的士司機。他是河南開封人,我問他你幾時來到美國。司機說:「1967年10月紅衛兵串連時,我們在北京受到毛澤東等接見。我們十幾個人回家時走錯了路,本來應該乘向南開的火車,我們坐上向北的火車,等現時己到外蒙古國了」。

「我們這夥人全是初中生,最大的15歲、最小的12歲,我13歲。因言語不通,天氣很冷,我們進入了運貨的火車內避寒,後來全睡著了。待醒來時發現已到蘇聯,我們怕當地抓人,於是四處躲藏。這時,我們自帶的乾糧也吃完了,也沒錢買回家的車票。我們開始流浪乞食、偷食,成了難民,到處流浪。很多人因此生病、死亡,經過阿富汗等國到加拿大時,只剩下5個人還活著。那時我己17歲,為了吃飯我給停車場洗車。後來我學會開車,賺了錢我買了的士,自己經營賺錢多了,娶了個中國妻子。她是不識字的難民,生了兩個孩子,現在大兒子己大學畢業了,現在我家的生活還不錯。」

這個例子說明當年紅衛兵的亂跑造成很多悲劇。這個司機有幸生存下來了,而他的多數同伴在這次行動中已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事實是非常悲慘的!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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