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監察委公布了對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情況的調查通報，武漢警方也隨之動作，對李醫生從訓誡到撤銷訓誡，這一個案算是結束了。
■訓誡之是非
去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將這份報告的圖片傳給了她的同為醫生的同學。之後，這份報告在武漢醫生圈裡傳開。
同為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的李文亮看到了相關信息，他把它發布在他自己的微信同學群里，然後又發了他自己的看法。可以推斷，這個消息當天在網上多次出現，於是，武漢衛健委連夜開會。李醫生半夜被醫院領導叫去詢問情況。第二天，天亮上班後，他又被醫院監察科約談，還是問情況，問消息來源。
當時已是新年元旦之際，警方介入推遲了幾天。第五天，1月3日，警方叫李醫生去談話，他被問訊，被訓誡，他的罪名，據說是其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許的範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是「違法行為」。
現在人們知道，對當時幾位「造謠」醫生的訓誡，是在1月2日、1月3日。而醫院領導嚴厲批評艾芬醫生，是在1月1日。這是元旦當天，比約談李醫生晚了幾天，沒被警方訓誡也算是對這位急診科主任顯得客氣，但假日裡叫她去斥責一頓，客氣也很有限。
有人指出，「新華社、央視報導的『八位散布武漢病毒性肺炎謠言遭警方依法處理』的消息，發布於元旦當天」，即1月1日，先報導，後訓誡，形成「一個不合邏輯的時間鏈」。這個發現很有意思。
地方「兩會」在即，疫情出現，實際非同小可，但它意味著不穩定，這就更要命，因為維穩壓倒一切。那麼，應對機制啟動，先內部談話，再由警方出面訓誡，可能是這一機制的既定程序，而既然警方介入已定，新華社及央視搶先報導，在官方看來也許不算大錯。時間鏈雖然不合一般邏輯，但對官方邏輯而言只是小事一樁。然而，這就表明，警方訓誡的過程，武昌中南路派出所是執行者，它是「一盤大棋」的一部分。
國家監委調查組調查了四十多天，查出事情也許不少，但不可能都對社會通報。這個調查組認為，李文亮醫生的事件，問題出在中南路派出所，乃因為他們「出具訓誡書不當，執法程序不規範」。至於何為「不當」，如何「不規範」，調查大員們惜墨如金，不屑解釋。
所謂「出具訓誡書不當」，可以有兩種意思。一是，警方訊問不應為訓誡，問清情況，批評教育即可，但是，這個工作，醫院已經做了，警方介入時走過場即可，其介入本身即帶著威懾力。二是訓誡本身沒錯，但出具的訓誡書，文字粗暴，面目猙獰，暴露了警方與民眾為敵、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本色，這是他們真正的錯處。
實際上，調查組的調查結論是，警方的處置沒有大的錯誤，只是具體執行有誤而已，但若是直接公布這樣的結論，恐怕民意難以接受，所以該通報看上去沒有結論，只有「工作建議」。至於醫院部分，人們關注的是李醫生逝去後仍維持「搶救」的蹊蹺，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傳言而無實際調查根據，國家監委調查組當然不予理會。
中南路派出所，他們是執行者，「安排 警察對李文亮訓誡」是工作要求，問題出在執行不當。
該副所長，據說是「適用法律錯誤，存在執法過錯」，但是，指責李醫生行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許的範圍」，未涉及具體「適用法律」，乾脆就是把違法的帽子扣到李醫生頭上，不容分辯，而所謂「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就有些奇怪，應該是李醫生行為符合該法某項規定而應予處罰，談不上李醫生「違反」該處罰法之規定。
警察胡某，據說是「執法程序不規範，違規出具訓誡書」，似乎是可以訓誡但不應出具訓誡書，造成李醫生手裡持有訓誡書作為證據，疫情公開後被他公布在網上，造成當局被動。
顯然，警方的實際立場與態度，國家監委調查組的實際結論，是一致的，不過，他們表現得像是對民意低了頭，承認了錯誤，立足點仍是在平息爭議，維穩第一。
不過，有支持當局的網民捅破那一層窗戶紙，認為「這個處分，其實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警方並無大錯，這個處分是用放大鏡找才找出來的。有腦子的人都很清楚。媒體一直鼓吹吹哨人，為的是……煽動和警方對立，製造社會矛盾。李文亮被感染，媒體對其大量採訪，讓他得不到休息……是媒體害死了李文亮。」
當局認為「警方並無大錯」，這確定無疑，輿論中的民意主流站在李醫生一邊，也同樣確定無疑，但是，指責人們「煽動和警方對立，製造社會矛盾」，必須弄清楚。
民眾「和警方對立」，早就是現實，這一社會矛盾是客觀存在，忽視或否認這一點，或者是脫離現實社會，或者是別有用心。
民眾維護自身的權益，動輒面對警方、軍方的敵對、壓制，直至鎮壓。人們為避免衝突，往往高呼「人 警察察愛人民」、「人民軍隊愛人民」，但是，警方和軍方往往會做出「愛民」姿態，而一旦接到命令，他們立刻就翻臉，粗暴對民眾動武，甚至大開殺戒。
警察和軍隊，是屬於國家機器，而國家，就其本性而言，是凌駕於社會之上。
即使共產黨仍然保持著代表工人階級、代表人民利益之初心，它掌握的國家機器，也不可避免地依其本性而凌駕於社會之上。這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矛盾，無可避免，無可否認。
俄國「十月革命」前，列寧集中精力研究了國家學說，深入論述了國家的本質。布爾什維克掌握權力之後，列寧面對社會現實，他明確認為，我們應當用「工人組織來保看護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它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這一看法，在理論上和現實中都有其意義，而共產黨專政的一個突出的特色，就是標榜和突出它的國家的絕對的革命性、合理性，根本否認工人及其他民眾會「受自己國家的侵犯」，更不要說，共產黨專政蛻變為右翼專政，它的國家與工人及其他民眾的對立，已轉為階級對立，成為特殊的「紅色社會」之矛盾。
至於媒體，其作用當然非同小可。
李文亮醫生在社交媒體上講了他被訓誡的事情，附上了訓誡書，於是這一紙訓誡書，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現在撤銷了，它也還在那裡，標誌著警方敵對民眾的大錯或罪行。
公安當局給李文亮醫生的訓誡書
李醫生接受媒體採訪，說出他的看法，「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是他作為一個公民而說的話，比他先前只是私下提醒朋友注意危險，更高出了許多。在這個意義上，媒體成就了李醫生，使他成為真正的英雄。他的確還不是「反體制人物」，只是一個有了些覺醒的共產黨員，許許多多的人們正是因此而肯定他、紀念他，因為走出這一步並不容易。他若還能活著將會怎樣，人們現在無法知道了。
■仍留在李醫生身上的污水
李文亮醫生受到訓誡，但是在疫情公開後，局勢反轉，他和其他那些發出疫情警報的醫生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官方的態度被迫改變，但仍在努力地維持「原判」。
先是最高法院，其微信公眾號的評論文章稱，八位信息發布者發布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客觀上有一定積極影響。「並非完全捏造」，那就是說，李醫生他們確有捏造，只是可以寬容些對待而已。
國家監委調查組發布了調查通報，調查組負責人接受新華社專訪，對有關問題做了說明，其中，就有對李醫生「錯誤」的說明。據稱，「李文亮醫生在微信群中發布信息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主觀故意」，但其所發「信息部分內容與當時實際情況不完全相符」。這體現著保留李醫生身上污水的新的努力，也就是警方並無大錯的官方根據。
所謂李醫生「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主觀故意」，有雙重涵義。其一，他沒有主觀故意，但實際上還是造成或促成了「擾亂公共秩序」的客觀現實，只是可以不予追究。這個涵義很牽強，這一推斷本身也有牽強之處──調查組或許沒有這個意思，但它惜墨如金，就是不說個明白，隱藏著另外的企圖，即其二，李醫生行為沒有不好的主觀故意，還有好的社會影響，但不宜表彰，就作手腳，一個完整評價，在專訪中切割為兩處。
先是說他「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主觀故意」，不提他的行為有積極的客觀影響，這意味著當局對此毫無認同。然後，在專訪的最後不得不承認，李醫生轉發、發布的信息「被大量轉發後引發社會關注，客觀上對各方面重視疫情、加強防控起到了推動作用」。前後聯繫起來，李醫生的行為，沒有壞的主觀故意，又有好的客觀影響，根本就是一件好事。然而，在中共官方眼裡，不能這樣評價，須將這些行為認定為「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主觀故意」，但可以不予追究的壞事，於是，「警方並無大錯」的結論就可以維持下來了。
所謂李醫生所發「信息部分內容與當時實際情況不完全相符」，是強詞奪理。李醫生的消息來源，是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有著顯而易見的權威性。她在醫生圈裡發消息，李醫生轉發消息，再發布自己的看法，在其朋友圈裡發出警告，無任何不妥或不當。
反過來看，倘若要求所發信息「與實際情況完全相符」，那麼，即使中共官方自己，也達不到其要求。
就訓誡而言，以及訓誡的背後，看看吧──
武漢警方對李醫生等人訓誡，他們的說法、提出的罪名，是否「與實際情況完全相符」？
新華社記者廖君發報導，以及央視播報「新聞」，是否「與實際情況完全相符」？
國家監委調查組的通報和結論，是否「與實際情況完全相符」？
由此而再進一步聯繫起來看──
習近平聲稱，「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是否「與實際情況完全相符」？
■殘存的污水下面，是深不見底的泥潭
習近平這一番雄壯的大話，可以載入自吹自擂之史冊，而他的實際行為，的確與李醫生等人的遭遇密切相關。保留李醫生之「錯誤」的尾巴，用外媒的話說，就是「切斷追責鏈」，維持習近平當局的光彩形象，避免人們對其錯誤及罪責的批評。
訓誡的故事，關乎兩大方面，一是言論自由，一是抵抗疫情。
習近平當局把兩者聯在了一起，讓人們看到，自由的公民權利，與社會實際事務之間，有實實在在的聯繫。
據報導，美國權威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雜誌近日刊登一份由義大利、中國、美國科學家聯合發表的研究，它表明，封鎖武漢延緩了疫情跨城市傳播，為中國其它地區爭取到了大約四天的準備時間。
這是一份最新的研究。此前，鍾南山院士曾不止一次地說到，武漢封城若是再晚若干天會如何，或者要是早五天又會如何。
現在已經知道的是，今年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內部啟動了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二級應急響應。第二天，1月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據他後來說，他當時在會上「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不過，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他的所謂「要求」不過是說說而已，此後一段時間裡沒有什麼實際動作，即使武漢宣布「封城」的當天，習近平在北京的春節團拜會上講話，隻字不提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到1月25日，庚子年大年初一，疾控中心內部啟動二級應急響應之後將近20天或三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專門聽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報，對疫情防控特別是患者治療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習近平1月7日的「要求」只是說說而已。
武漢封城，動作何其大，但贏得的時間很有限，而習近平，這個念念不忘其「一尊」地位之人，他拖延的時間，是以周計算，至少是兩周。
然而，現在還要注意的是，拉響了警報之後，習近平當局的另一動作。
1月下旬，美國政府開始派飛機到中國，接回困在武漢的美國公民，即所謂「撤僑」。有評論說，美國此前對中國從無此舉，即使面對「六四」鎮壓、SARS疫情爆發那樣的局面，美國也沒有撤僑，但這次，美國政府真是心裡沒底，難以估量中國的實際情況或嚴重局面，因而下決心撤離自己的被困公民。
但是，中國不是對美國通報了疫情了麼？中共聲稱，從1月初到2月初，他們通報了30次，就是說，基本上每天通報。然而，美國人還是心中無數，這就令人懷疑，中共的通報究竟是何內容。不過，既然已通報美國，其內容在美國人手裡──倘若多是些雞毛蒜皮，缺乏關鍵信息，到時候美國人端將出來，那將是何後果，中共應該心裡有數。
然後，1月底，31日，美國政府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為國家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並宣布了一系列臨時措施，包括對自中國返美的美國公民實行隔離，並禁止近期去過中國的外國公民入境。
對美國武漢撤僑，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美國做法不厚道」，對美國針對中國發出旅遊警告，她說美國「帶了一個很不好的頭」，而對美國禁止14天內到過中國的非公民、非永久居民入境，她指責美國「反應過激」，與世衛組織建議「背道而馳」。
對美國的舉動，中共反應強烈，因為美國在國際社會有其示範作用，美國動作了，其它各國可能會跟進。習近平當局唯恐美國舉動引起連鎖反應，對其經濟造成更大的影響，因而一面反覆責罵美國，一面拉世衛組織大旗為虎皮，對其它國家施加壓力，令其難以下決心對中國採取封鎖或脫鉤的措施。這一手，近年來中共已經玩得越來越熟練，越來越有創意，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而疫情當前之際，這樣的動作，就有潛在的嚴重後果。
在中國的有力影響下，到美國採取行動之際，世界衛生組織（WHO）才在緊急會議後宣布：源自中國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構成了「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再搖搖擺擺一個多月，到疫情在全球形成大面積蔓延的勢頭，眼前要不可收拾了，才在3月11日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演變為一場全球大流行。這個國際機構，居然像中共當局先前那樣，就是不肯拉響警報。
目前，疫情形勢在中國看似「向好」，而其它各國的局面已極其嚴峻。
的確，歐美各國應對疫情，有相當的遲緩，但情況與中國完全不同。它們難以果斷地下手封鎖城鎮或地區，保護公民自由權利是重要的考慮之一。而在聯邦國家，如美國，各州有自治的權利，聯邦及總統不能隨便插手干預，也使其行動有所不便。先前遭遇風災，小布希總統就吃過苦頭。中期選舉後，許多州為民主黨人掌權，他們的理念與川普總統大不相同──決策限制中國，被民主黨及媒體大罵，反擊中共誣衊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也被這些自由派不由分說地扣上「種族歧視」大帽子，而它們反過來又責怪川普總統行動遲緩。翻過來調過去，總是它們有理，真叫人不知說什麼好。
然而，儘管歐美國家應對有遲緩之誤，但它們的信息環境卻是開放的，其透明度非中國可比。應對遲緩誤在舉措，則成為寶貴的教訓，而在中國，遲緩乃歸咎於中共盜版控制意圖，實質為與民眾為敵，那就是罪責而非失誤，兩者完全不可比。
更甚者則在於，歐美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深受中共阻撓其抵抗疫情之苦。
回過頭來看，武漢封城之際，當天出去了幾十萬人，後來武漢官員承認，當時從武漢已經出去了幾百萬人。這之後，中國大陸出現無數的關卡，村莊、城鎮之間，城市裡的街道、小區之間，以及省份之間，封鎖之風大盛，但是，對國際社會，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卻嚴厲指責外國對中國封鎖、指責台灣及香港對大陸封鎖，形成鮮明對照。
疫情爆發中的數百萬武漢人離開武漢，這一局面實在非同小可，當時就引起人們對疫情國際大規模傳播的恐懼，現在，這已成為現實。
中國共產黨藉助於全球化，得到了巨大好處，而面對嚴重疫情，它逞一己之私，在內拖延，對外阻撓，使得在全球化國際環境裡抵抗疫情，難度加大到難以估量的程度。世界各國，看在眼裡，苦在現實，但多數國家顧慮與中國的關係，或者念念不忘政治正確而要維持平衡，只有美國和少數一些人，挺身而出指責中共，而中共看來是覺得尚可對付，不僅不知恥、不反省、不收斂，還張牙舞爪到處伸手打壓批評。它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外交部發言人，它的駐各國大使，都負著使命，四處出擊，唯恐天下小瞧了他們。
對中國封鎖最為無情或最不客氣的，當屬俄羅斯和朝鮮，而中共對它們沒有多少指責，這到底奇妙不奇妙，人們心裡知道。此外，台灣也相當堅決，不僅奉行信息透明，而且果斷限制口罩出口和人員旅行，後來乾脆「鎖國」，中共當然不客氣，謾罵和壓力不斷。而現在看，這三個地方，疫情相對較輕。
據說，近日有個段子頗為流行：新冠疫情阻擊戰，中國打上半場，外國打下半場，海外華人打全場。從訓誡故事的角度看，或許是這樣：
上半場開打之際，中國的醫生們相當敏銳，科研人員相當努力，然而他們在訓誡的陰影下難以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眼睜睜地看著時光流逝，警報就是不能拉響，結果，中國人打得十分慘烈，十分艱苦，很是吃力。
戰事緊張、激烈，蹊蹺的是，當對手在上半場之初期就悄悄布局，「下一盤很大的棋」之際，中共卻張牙舞爪，拉著世衛組織，竭力阻止各國布局應對。所謂下半場，並非在同一場地，而是場地驟然擴大、延伸，而且，上半場還在打著，下半場就開始了。這時，與上半場開頭時局面很是相似，局面轉緩的中共卻又有了工夫，來對各國幸災樂禍、指手畫腳，這不是更為蹊蹺而奇怪麼。
李醫生在開賽之初就負傷退場，據說還曾涉嫌犯規。到局面轉緩時，「犯規」的裁決看似撤銷了，但又改頭換面以另一形式仍記錄在案，那訓誡之手，就是不肯放過李醫生。
——轉自《光》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