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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艷萍:直面對沖 迎頭相撞是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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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缺少同理心和人情味的知道分子,如何能夠理解被隔離的武漢,被囚禁的市民——茫然四顧,明天的早餐在哪裡?花冠的病毒在身邊,生存問題,心理問題,抑鬱問題,慢病問題,都是問題。

新冠病毒突襲而來,首斬武漢,網絡信息的披露與流播先於官方的通報。究竟是將嚴峻的形勢公之於眾,讓公民及時警覺,保體護身,防患於未然;還是隱匿無視,拖沓延宕,最終使人猝不及防,茫然四顧,狼奔豕突,惶恐無助?這不僅僅是一個施政治市方略的問題,更是如何表達現代城市意識、民主意識、管理意識與發展意識的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應該如何看人、待人、愛人的問題。

一夜之間武漢封城,一周之內湖北封省。三鎮分割,道阻路斷;地市設卡,交通切割。患者在病毒攻擊中煎熬奔走,試圖尋找救命的醫院;醫者在病患的哭喊中穿行救護,希望可以救人於危殆;市民在病城中禁足封閉,期盼能夠熬過劫難。

作為困於孤島危城的寫作者,方方開始記錄,一日一記,一天一文,以個人為中心,非虛構敘事,記錄著武漢的一點一滴,一人一事。

其實,除了方方,記寫武漢、湖北各地封城的人還有不少,就我的視野所及,就有小引、黃沙子、談驍,還包括我自己。以詩、散文紀事的人就更多了。

迄今為止,方方寫出了近60多篇日記。封城兩個月了,很多人每天都等候到子夜,讀方方日記後再睡去。讀者關心著方方,關心著武漢,關心著湖北,方方關心著人,關心著病人,關心著他人。方方的寫作是以人為中心的,是為人的寫作,也是人道主義與人文精神的寫作。

1、真正為人的寫作

網際網路時代,自媒體發達,寫作似乎成為每一個都可以舉動的小事,但是,非常態之下,真正能夠攪動一池春水,讓人追隨跟蹤閱讀的,其實為數甚少。

方方日記,從正月初一開始動筆,開始了她大疫之下為人的寫作。

方方首先是從身邊人開始記錄的:女兒、大哥、小哥、侄女、朋友、同事······女兒的父親在上海住院,因為肺部陰影,被懷疑感染,女兒也就不得不隔離他處,除夕之夜,大家小家分離在武漢多個地方,不得團圓,方方也只能冒雨去給女兒送「團年飯」。當女兒父親的警報解除,大家的內心鬆了的那口氣,是多麼的刻骨銘心!方方的記錄讓我想起森茉莉,她記錄公公和他的小妾的故事,即使過去那麼多年,依然鮮活如初。其實,人若有愛的奠基支撐,無力艱苦磨難,都能不畏浮雲遮望眼而雲淡清風。

因為突如其來的病毒導致了醫療資源的擠兌,大面積的感染導致的死亡讓人悲痛不已,方方在記錄病患和死亡的時候,內心的悲憫從文字流出。她關心的是人,是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的拯救和延續。對於百步亭萬家宴的批評,對於團拜會的批評,對於各種不合時宜的聚集的批評,都是因為這些舉措導致了病毒的擴散,引發了大面積的感染,而導致了人的生命的損傷和死亡。這些都需要追問,方方的追問,也是為人的追問。

人作為類存在物,有吃喝住穿性行為的本能,也有護生惜命愛幼全人的理念,人性使然,人道使然。但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的封建大一統專制下,教育一直是家國天下,沒有個人生命至上的觀念——群體大於個體,家國高於生命。一事當前,總是犧牲個人成全國家,犧牲小我成就整體。生命教育,愛人教育,審美教育一直沒有真正灌輸到人的生命中,理念中,行動中,總是要求服從、忍從、屈從於高於生命和個人的那一個「家國」。就連奧運會都異化為金牌比生命更重要的違背奧運精神與體育倫理的競爭。人們為什麼不能思考一下,沒有一個個的個人,如何有家,如何有族,如何有國?

方方為人的寫作,所遭致的圍剿與圍攻,基本都是心中、眼中、思維中無人的囂叫,是封建時代前現代思想的再現。他們不知曉《拯救大兵雷恩》的精神,不理解《入殮師》美妝走向他界的悲願,不明白弘一法師和豐子愷的師生為了護生而做的詩畫,更不曉得在災難和疫情之中,悠悠萬事,救人為上。方方為那些素未平生的病患亡人的記錄歌哭,其實就是人的本性,人的關愛,人道精神使然。

2、人性良知的追問

隨著時間的推移,方方的寫作的空間和輻輳開闊擴展了很多,除了從開始的身邊人,周邊事,逐漸開始拓寬。通過記者,通過醫生朋友,通過周圍的同事、志願者了解當日、當下的實存實態,了解抗疫進展的情況,了解病患的救治的詳情和措施。

那個時候,正是武漢死亡人數上升的時候,不少人沒有來得及確診就離開了人世,不少人無法住進醫院而死於門診走廊大廳;也有一些人是在街頭的店鋪門口;更有一些人為了不傳染給家人和孩子選擇了自殺······李文亮醫生、林正斌教授、段正澄教授、紅凌教授、常凱導演一家死亡······死神追逐著人群,病毒吞噬著生命,遺體無法及時火化,骨灰也不知何時安葬。此時的官員們卻手足無措,朝令夕改,顧此失彼,雖然守土一方,卻沒有足夠的勇氣與擔當,只懂得聽將令,推責任。「為什麼我們的層層官員都可以把一紙文件教條化?」方方在她的日記中既有對於官員理政防疫水平的分析,也有對於他們失職的反思與追問。「一場疫情暴露出巫術的眾生相,暴露出中國各地關於的基本水準,更薄了出我們社會的疾病,這是比冠狀病毒更為惡劣更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癒期。」令她悲憤的是,面對生命的死亡,面對無家可歸有家難回的百姓們,如果尚有良知,官員應該有負罪感,更應該打起精神打好防疫戰。而我們看到的卻並非如此。

當我看到北海道80後的知事鈴木直道的擔當與所作所為,追索日本政治家對於地方官吏的培養,深切感覺到我們的距離和失敗。方方不僅如此追問,進一步寫出了《引咎辭職,從中心醫院的書記院長開始》的呼籲,振聾發聵,令人擊節。

作為一名身處疫區的作家,方方的追問是使命感的追問,良知的追問,也是批評者的追問。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沒有批評的聲音是可怕的。

批評無自由,則讚美就毫無意義。要知道,問責是共和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權利。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了後現代,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思維方式、管理模態總不能永久地停滯於前現代,總不能維持一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讓人蒙在鼓裡,不知就裡。採用對上奉過去,對下順過去,得過且過,忽悠一時算一時吧?更不能象魯迅當年直刺的那樣:「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

除了對官員治理的追問,方方的寫作還有對出自公共衛生、疾控等領域專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傳染」等釀成災禍的言論的追問。當病毒肆虐之下,不實事求是,每人隱匿一點點,遮蔽一點點,含混一點點,大禍就釀成了,就降臨了,最終從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3、直面人生的實存

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所爆出來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其實都是對人性的嚴峻的考驗。身陷疫區的人們,被封閉禁錮的不僅僅有湖北人,武漢人,也有全國各地滯留在武漢的人,困頓在武漢的人。城市封閉,商鋪停業,有錢難買食物,有家難去歸宅。咔嚓一聲,停止鍵摁下來了,個人就成為整體中的微茫,城市裡的遊魂。一個體面的「中產階級」瞬間就可能淪為要睡在地下通道、商鋪檐下的流浪者,面對志願者送來的食物,要像孩子一樣去排隊領取。武漢需要救助,武漢也需要自救,而且也在自救中互救。

在方方的日記中,通過多位醫生朋友的轉述,記錄了檢測、治療、重症搶救,醫、護、患等各種真實的場景,以及每日確診、疑似與出院的演變情形。直面「一城血淚,無限辛酸」的方方,她不憚於前行,滿懷著怒氣、勇氣、豪氣,始終關注著她所居住城市的運命,關注著慘烈的現場,關注著小人物的衣食住行,求醫治療,心理情緒,歸葬安魂,那些逍遙於城外,安居於家宅的人。

那些缺少同理心和人情味的知道分子,如何能夠理解被隔離的武漢,被囚禁的市民——茫然四顧,明天的早餐在哪裡?花冠的病毒在身邊,生存問題,心理問題,抑鬱問題,慢病問題,都是問題。再理性的人也有難以承受的時候,也有難以苦熬的片刻。

方方說,這一時段,我們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從指揮,完全配合。咬緊牙關,關門閉戶。」這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責任,一種堅守、只有直面慘澹的人生,才敢於與禁錮抗衡,才敢與死神較量,敢於突破道貌岸然的攻擊與包圍,方方的做成自己。方方是直擊的方方,人文的方方,大寫的方方。

方方日記,記載著一個城市的期盼,一個14天,兩個14天,三個14天過去,四個14天也快結束了,疫情卻依然沒有徹底消退,醫院還有2000多位危重患者,還有醫生掙扎著死亡線上,百姓的艱辛,患者的苦難,醫生的委屈,絲毫沒有因為確診為0,新增為0,疑似為0而消退,可能還需要相當的時間。武漢人、湖北人卻已經迎來了阻隔,迎來了驅逐,迎來了可能無法走出家門的困局。

封城日記的撻伐者,從一開始就排成了長隊,他們揮舞著十八般兵器,喊著罵著,朝向一個65歲的老太太惡狠般地撲來。

更多的跟從者則投入到勝利敘事的狂歡。阿Q們,趙多多們,王秋赦們,都從蟄伏中出來,換件衣服,披個馬甲,又上陣了。他們猶如流氓病毒一樣在尋找宿主,企圖寄生於其上,讓自己活下去,至少可以多蹭那麼一點含趙量,或者到時候去邀功,我也是參過戰的,我也是打過方方的。

可恥!很可恥!可恥之極!

難怪伊沙的詩歌《國姓》這樣寫:「這個民族,國姓為賴」。

人,在他們的眼中,永遠都是可以利用的材料或者工具,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這既是他們的常道,也是他們當下的非常道。

我們,別無選擇,只有直面對沖,迎頭相撞。我們不能留給後代美麗的符號,至少我們可以留給他們可能美好的希望!

出處:讀者推薦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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