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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 1870年的十六顆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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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殺洋人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養的嬰兒也未能倖免,約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

天主堂神甫與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遂大範圍流傳開來。

不久後,有兩名「人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里暗示他們的行為可能是「受人囑託」。民間組織「水火會」受到鼓舞與煽動,開始四齣抓捕有嫌疑之人。群眾公審之下,一名叫做武蘭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稱他作案所用的迷藥,正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提供——曾國藩在後來的奏摺里說,武蘭珍「指勘所歷地方房屋與該犯原供不符」,亦即現實世界中找不到武蘭珍口供中的案發地。

但在武蘭珍招供的當下,「鐵證」如山,自是民情沸騰。鄉紳們集會於孔廟,書院亦停課聲討。號稱有萬餘人之多的憤怒民眾,群聚在教堂之外,或與教民口角相爭,或向教堂拋擲磚石。

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請民眾選派代表,進入堂內調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國領事豐大業所阻。豐大業不願與憤怒的民眾直接交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門與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張光藻調兵彈壓民眾。遭拒後,豐大業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靜海知縣劉傑,豐於爭論中開槍恫嚇,射死了劉傑的家人劉七。

於是,民憤被徹底點燃。百姓們先是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然後又沖入法國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共計20人(包括13名法國人、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義大利人、1名英國人)、中國僱員數十人,並縱火焚燒瞭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驚中外的「1870年天津教案」。

二、朝中的「慷慨激昂派」

事發後,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國,聯合向清廷發出照會抗議。法國軍艦更開往大沽口鳴炮27響示威。如何處理此案,成了擺在清廷高層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歲的同治皇帝,沒見識過真正的近代軍隊。他對自己的老師翁同龢說:越將就洋人,就會越出亂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數人把截海口,不難盡殲此輩」。這種雄心勃勃與「詞氣甚壯」,讓他的老師、同樣沒見識過近代軍隊的翁同龢,深感欣慰。小皇帝顯然並不了解,在10年前的八里橋之戰中,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甚至連給英法聯軍造成有影響的創傷也力所難及。

同樣激情澎湃的,還有內閣中書李如松。他告訴小皇帝,此次事件,錯全在洋人,始於「教匪迷拐幼孩」,激化於「豐大業向官長開槍」。他還說,國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眾的愛官愛朝廷之心全部激發了出來,「不期而集者萬餘人」,這些百姓「知衛官而不知畏夷」——只知道保衛自己的父母官,絲毫不害怕洋人;「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為朝廷效忠,絲毫不顧及自身安危。這充分說明,我們對洋人硬起來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縱不能乘此機會,盡焚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

即便不能殺光京城裡的洋人,燒盡他們的房屋,也要對法國實施正式斷交,來作為懲罰。

另一位監察御史長潤,完全贊同李如松的意見。他告訴朝廷:這次天津出這樣的事,「實乃天奪其魄,神降之災」,實在是蒼天要懲罰這些邪惡的洋人。我們「正可假民之憤」,藉助民眾的憤怒,將傳教的洋人全趕出大清。

「慷慨激昂派」中,影響力最大者,要數醇親王奕譞。他在給小皇帝的奏摺里說,這一次「該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站在我們這邊,「雖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勵我百姓」,雖然沒法和外國狗羊們講道理,但正好可以藉此鼓舞極力我大清百姓,「民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民知捍衛官長,豈非國家之福」——對參與打殺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問罪誅殺,百姓懂得保衛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

在給朝廷的密函里,左宗棠也說,不要害怕事態擴大,要知道洋人最喜歡「挾持大吏以鈐束華民」,最愛玩威脅中國地方官、由中國地方官來鉗制中國民眾這種把戲,反倒是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輿情,犯眾怒」的事情。

他還說,此次事件,是由「迷拐」而起,雖然用迷藥拐賣小孩之事沒有證據,但「幼孩百許、童貞女屍從何而來?」總不會是毫無來由吧?「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洋人迷拐孩童之事決不能說肯定就沒有。如果洋人「志在索賠了結」,那還不妨答應他們,如果他們要求懲辦參與打殺的民眾,那是萬萬不可的,因為這些人是「義忿所形,非亂民可比」,拿他們給洋人抵命,會失了天下人心。保護住這些百姓,正是我大清走向復興的一個好機會:

「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醇親王奕譞

三、慈禧的算計

閉目塞聽者們的慷慨陳詞,讓見識過近代化軍隊厲害的恭親王奕欣深感憂慮。他在奏摺里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輕的太后,目下的首要之務是「安法國之心」,以消弭戰爭爆發的危險。他還反駁了奕譞的主張,認為「無知愚民,無端召釁,理宜懲處」,「地方官未能先事預防,亦有應得之咎」,參與打殺事件的民眾,和處理事件不力的地方官,不可包庇,都應有相應的懲處。

奕欣的主張,引來了「慷慨激昂派」的群起圍攻。內閣學士宋晉說,「若因有礙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變,其患有更甚於法國者」——如果因為害怕引來戰爭,就對民眾和官員實施懲處,壓制他們的愛父母官愛朝廷之心,造成的災禍,恐怕會遠遠大於法國的入侵。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賈瑚,似乎是嫌事情鬧到七國問罪的程度還不夠大,居然又奏稱說京城中也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製藥」的匪徒,要求步軍統領衙門全員出動全城搜捕。賈瑚的主張,得到了李鴻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持。

1870年,是慈禧「垂簾」的第九個年頭。天津教案,必然使她想起10年前發生過的事情。那一年,英法聯軍以使節被扣遭受虐待為由,前來問罪,攻陷了北京城,又燒掉了圓明園,咸豐皇帝只得帶著慈禧等一眾人,倉皇逃去了承德,然後死在了那裡。此番被打死的,是包括法國領事在內的五國之人;前來問罪的是七國而非兩國。昔日的切身體驗,為慈禧提供了一個基本認知,那就是:慷慨激昂的話不妨多說,但與洋人開戰這種事,卻輕易做不得。

在7月25日召集群臣商議對策時,慈禧說的是:「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但她其實是有主意的。

慈禧的主意之一,是在言語上支持奕譞這些「慷慨激昂派」,不斷說「你們這些話很有道理」,以維護自己的光輝形象;且將反駁「慷慨激昂派」的任務留給自己的政敵奕欣,以敗壞奕欣在清流中的名望。

她的主意之二,是讓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來為朝廷的「軟弱」背鍋。

1870年的曾國藩,已經59歲了,右眼失明、肝病日重,長期經受著眩暈病症的折磨。這一年,他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常寫有「登床及睡起則眩暈旋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之類的句子。

天津教案發生時,曾國藩正真切感受著自己大限將近。他讓李鴻章幫自己運來了建昌花板木材做棺材,以備後事。結果,花板與朝廷的諭旨同日抵達保定。諭旨里殷切地關懷他身體如何,又意味深長地問他是否能夠處理此次的教案。這種詢問,其實是在提醒曾,教案發生在你管轄的直隸境內,你沒有置身事外的可能——在給長子曾紀澤的遺書里,曾國藩說,自己反覆思考了這次的事件,「殊無善策」,完全找不到兩全的良策,只能抱著「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的心態去處理。

7月8日,曾抵達天津。十多天後,7月21日,他的一道《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朝野輿論。曾本人迅速從道德聖人,淪為了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對象。曾在日記里說,許多人罵自己是賣國賊,京城裡的湖南人都以與自己是同鄉為恥辱:

「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

京城裡的湖南會館,曾懸有曾國藩的「官爵匾額」,結果「悉被擊毀」。會館還將曾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

曾國藩

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成了「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這是慈禧樂於見到的結果。為了達成這樣的效果,朝廷在公布曾國藩關於案情事實調查的奏摺時,刻意刪去了他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條理由。這種刪減,讓曾的奏摺,從「論說持平」變成了「袒護夷人」。

曾在奏摺里說,根據自己的調查,所謂教堂「挖眼剖心」之說是荒謬的,所謂賣迷藥給教堂的證人,也是靠不住的。但天津民眾如此激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具體來說就是:

(1)仁慈堂「終年緊閉,過於祕密,莫能窺測底里」,還設有地窖,當地民眾難免生疑。(2)有些中國人到仁慈堂里治病,然後留在堂內工作,有些民眾不理解,懷疑這些人是被藥物「迷喪本心」。(3)仁慈堂常收留病重的孩童,在他們去世前,給他們做洗禮。民眾不理解這種宗教行為,「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於是就揣測教堂在殘害兒童。(4)仁慈堂的院落廣闊,孩子們在前院集體撫養,母親多住在後院;還有些母親住在仁慈堂,孩子卻住在河樓教堂。民眾也不能理解這種習俗,於是就往一些其他的方面猜想。(5)1870年4、5月間,天津城內發生過拐賣人口的案件,當時又疫病流行,仁慈堂收留的兒童多是病重無人照料者,死亡率自然就高。再加上教堂平日與民眾不睦,為免生事端,於是選擇在夜間掩埋屍體,棺材不夠,於是有兩屍三屍埋在一棺的情況。屍體被野狗拖出後,民眾遂為之嘩然,將之前的猜想全視作事實。

這些為鬧事民眾辯護的文字,基本符合事實。但邸報與官報房公布這份奏摺時,將這些辯護文字略掉了。略掉的用意,除了打擊曾國藩如日中天的聲望,還在於:派曾國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定下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咸豐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劇。刪減曾奏摺中為民眾辯護的內容,然後將其公開披露,給曾國藩戴上「賣國賊」的帽子,等同於給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間——對事情的道德評判,往往生成於對比之中。有曾國藩惡劣的「賣國行徑」在前,朝廷的和解措施,就會很自然地變得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讚美了。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如下情節的耐人尋味:

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於7月25日送抵北京。同日,朝廷再次召集會議,就如何處理教案進行辯論,慈禧在會上表態說,「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日,慈禧在以同治皇帝的名義、發給曾國藩的諭旨里,對處理事件的具體方案一字未提,但卻一再強調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不能和洋人開戰,也不能失了民心。也是在這一天,朝廷刪減了曾國藩「論說持平」的奏章,然後將其公開披露。隨後,曾國藩被朝野輿論打成了「賣國賊」。

自稱「不得主意」的慈禧,顯然早就打定了主意。「和局固宜保全」,高調的口號不妨多喊喊,但與洋人開戰是萬萬不行的;「民心尤不可失」,朝廷是不能直接表態說要懲辦參與打殺的民眾,但這個事是要做的,且不妨交給某個背鍋俠去做。

天津望海樓廢墟前的中國百姓。約翰·湯姆森於1871年拍攝。

四、十六顆人頭

曾國藩給朝廷的奏摺,迴避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民眾為什麼如此愚昧,如此排外?

事變發生之前,天津府貼出的告示宣稱:

「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

作為官方機構,如此不負責任地將「風聞」二字寫在政府公告里,且動用官府的力量,將之貼滿天津的大街小巷,使之與民間暗流潛伏的謠言發生共振,其目的正在於煽動那些無知民眾。

當時的知識界,也很樂於傳播這類謠言。魏源的《海國圖志》,是近代最重要的啟蒙著作之一,書中就言之鑿鑿地記載有洋人用藥將中國人迷了、然後挖眼煉銀的內容。《海國圖志》在讀書人中流行,大大擴散了「迷拐孩子挖眼剖心製藥」之類的謠言。

換言之,一個時代底層民眾的愚昧,往往並不是底層民眾本身的問題。天津教案里的愚昧與排外,恰是清廷與部分清代知識分子多年來教化、引導的結果。

這種教化與引導過於成功,以致於事實也難以展現出它應有的力量。曾國藩到天津後,多方調查取證,結果發現迷拐、挖眼、剖心等均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比如有人指證教堂裡面有兩個玻璃瓶子,裡面裝滿了嬰兒的眼珠;清廷官員們進去搜查,找到瓶子打開來看,發現裡面是腌制的洋蔥。但這些調查完全無助於減輕曾國藩所承受的壓力,因為沒有人願意相信他的結論。而列強又已在聯合抗議之後,開始揚言要出動軍艦。

李如松們可以在朝堂上高呼「民心可用」之類的口號,同治皇帝也可以暢意發出「盡殲此輩」之類的豪言,但曾國藩不能這樣干。他知道1870年的清廷,是無力與列強一較高下的。後來接替他處理此案的李鴻章,也知道這一點,曾私下與人訴苦說,「目前只求不開兵端」,他很清楚自己的淮軍「未足當勁旅而操勝券」,是打不過洋人的近代化軍隊的。

進退失據的曾國藩與李鴻章們,既承認「天津士民皆好義」,是愛地方官愛朝廷的好百姓,又痛恨他們「徒憑紛紛謠言」,搞出打殺洋人的事端,給朝廷添亂;既承認天津的地方官以「風聞」煽動民意是在力挺朝廷,想要以送出天津避風頭的方式保全他們,又不得不在朝廷和列強的壓力下將他們弄回來再度流放。最後,曾國藩交出來的,是20名百姓的人頭、20餘名流放者,以及相當數量的賠款。李鴻章接手後,又尋得機會,將處死者減少為16人。

「天津教案」中押赴刑場「抵命」的「中國人犯」

與此同時,清廷也派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往法國致歉。法國總統在接見時告訴崇厚:

「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

在1870年的這個故事裡,洋人們失去了性命與教堂,「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的清朝百姓丟掉了腦袋;道德聖人曾國藩失去了自己的清譽。也許,只有慈禧是唯一的贏家……

但,她真的贏了嗎?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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