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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納粹如何用語言改變了德國人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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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很注重個人的「品性」,從道德常識來說,一個人不說謊、不出賣朋友、不殘害或殺害別人,就是品性好。但是,從納粹德國的普通知識來說,可以允許為納粹事業而干出這樣的事情,不但允許,還要表彰。這樣的思維方式主導著老師為學生所寫的「品德評語」,這時候,他們以前的道德常識便失效了,而這種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第三帝國的語言》終於在中國翻譯出版了,翻譯工作的不易與苦心,譯者在書的後記中已經說了,不再贅述。相比起翻譯,克萊普勒為寫這本書固然在材料搜集和問題思考上耗費心力,但成文也許反倒不如翻譯來得艱辛。這主要是因為原書是用德語寫的,並且是為德語讀者寫的,無需轉化為另一種語言。對於今天的德國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能起到歷史記錄的作用,讓年輕一代德國人不要忘記,德國人的日常語言曾經遭受過納粹政權何等全面的控制和嚴重的敗壞。對於其他國家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的作用不止於此,所以不能拿它當一本與自己無關,只是歷史知識的書來讀。

中國讀者對這本書會有與德國讀者不同的讀法,需要他們更積極地藉助自己過往生活經驗的聯想。克萊普勒是一位語文學家。語文學觀察的是日常語言的運用。他對德國納粹時期的日常語言偏重於描述性的分析,但並未像一些研究納粹宣傳的著作那樣把描述的現象歸納成基本的類型,中文本讀者需要自己來補充這樣的歸納,以便聯繫自己日常語言的詞義、句法、修辭等諸方面現象。例如,宣誓動員的句式、最高級的濫用變成了一個實際上平常普通的形容詞、貶義的說法變成了褒義、莊嚴用詞的瑣屑化、造出新詞、起用老詞、標語式的口號、時興的名字、起導向作用的「掩飾性語言」,甚至還有標點符號的運用(如諷刺性的引號)。

美國歷史學家格倫伯格(Richard Grunberger)在《12年帝國》(The12-Year Reich)中稱納粹的語言是「扎進(德國人)下意識軟肌肉里的漁叉」。漁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進肉里,便難以拔除。克萊普勒只是告訴我們哪些帶鉤的漁叉插進了德國人的日常語言,也插進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識」之中。他並沒有為我們解釋這些帶鉤的漁叉是用什麼和怎麼製作的,是在什麼樣的工廠或作坊里製造的。他是一位語文學家,也許他把解釋的工作留給了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者。

語言對納粹統治下德國人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作用。克萊普勒說:「少數的個別人就在為全體人民提供著唯一通行的語言模式。是的,最終可能就是這個唯一的戈培爾,是他在左右著這個持有通行證的語言,因為他不僅比希特勒講話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經常性和規律性方面也勝過希特勒,特別是領袖越來越沉寂了。」今天,對納粹宣傳的研究(美國學者彼特沃克的《彎曲的脊樑》便是一個代表)讓我們看到,納粹的語言並不是由少數幾個納粹黨魁發明,然後傳授或強加於全體德國人的。納粹的語言是在「宣傳」的話語機制里生產出來的,它通過多種組織形式來貫徹政黨的意識形態統治。《彎曲的脊樑》中對納粹宣傳及其政治組織機制的研究分析可以成為對克萊普勒語文觀察的重要補充。

任何一個國家裡,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用一套新語言一下子替代人們習慣使用的日常語言。語言總是在更新的,但是,在相對短的時間內成功推行一種與以前幾乎完全不同的新語言,需要有高度組織化的機制,也需要有遠遠超過「少數個別人」的推動參與者。

誰是那些在納粹組織化機制里的主要參與者呢?他們首先便是納粹的精英。格倫伯格指出,納粹的統治依賴於意識形態,而這必須要讓納粹黨的語言成為國家的語言。納粹取得政權之前,六千六百萬德國人中有八十五萬正式納粹黨員,每七十七個德國人中一個。納粹執政後,黨員人數最多時為八百萬(總人口為八千萬),達到了希特勒提出的德國人要有百分之十精華的要求。

納粹黨員是黨的語言的主要使用者。使用這種語言是立場堅定、政治忠誠、思想純潔的表現,也是在語言上表現出比一般人「進步」、「先進」、「有覺悟」的區別方式。普通人不僅僅是在讀報紙和聽廣播時學習新語言,而且也是在不知不覺地模仿比他們先學會這種語言的鄰居、熟人、同事和朋友。

納粹統治的兩大支柱是納粹黨組織和公務員。也就是官僚機構,用格倫伯格的話來說,「這兩套有機組織是共生的,通常很難斷定是誰寄生在誰身上」。官僚有機組織中的成員即便不是納粹黨員(精華),也是社會的精英。他們的工作語言便是納粹黨所使用的新語言。

這一套語言通過宣傳、教科書和教師進入課堂,灌輸給學生,教師對這種語言的意識程度當然會有所不同,但他們都知道,這是他們該用的語言,久而久之,便成為他們當中許多人自然運用或唯一能自然運用的語言。

德國教師是最善於與納粹合作的職業人群。他們是最善於配合納粹的,百分之九十七的教師是納粹教師聯合會(NSLB)的會員。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後,大批乘順風船的人入了黨,1936年納粹停止大規模吸收黨員。就在這之前,已經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教師聯合會員是納粹黨員。

教師聯合會中的黨員人數是納粹公務員聯合會的將近兩倍。擔任納粹黨政領導幹部的比例更高,教師是百分之十四,而公務員則是百分之六。在納粹黨高級幹部中,有七十六名區領導和七名大區領導是教師出身。教師所慣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說教和腔調對納粹話語有很大影響。許多忠於黨的教師在學校和基層組織中積極發揮作用,成為影響和教育學生的表率。

在普通人那裡,語言改變他們的思想習慣和對日常事務的合理性判斷。《第三帝國的語言》向我們揭示了納粹統治下的「日常語言」與「常理」之間的聯繫,啟發我們從語言與常理的關係去記憶並有所反思。「文革」也是「日常語言」和「常理」遭受嚴重扭曲的一個時期,而這一點還有待於研究者更充分細緻的關注和記錄。

幾年前,我一次在香港開會,碰到一位研究「wg」問題的年輕研究生,偶爾提到了1968年毛主席向工宣隊送芒果的事。那時候,大家把放久了已經腐爛的芒果煮成湯,舉行分享的儀式。

當時,取芒果必須叫做「請芒果」,去書店買毛主席像必須叫「請寶像」,「請」是「文革」時專用於偉大領袖的特殊用語。這位同學從沒聽說過「請芒果」和喝芒果湯的事。她問道,「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她不能理解,「日常語言」和「常理」怎麼可能被扭曲到這樣的程度。

在我們經驗之外的事,如果聽起來太違背常理,就會覺得「離譜」,難以置信;即便相信這樣的事情確實發生過,也難以理解為什麼會那樣,於是會將其判斷為「不合理」。「合理」的「理」(sense),是與人的感官(senses)經驗聯繫在一起的。

人們平時說的「離譜」或「不合常理」,指的是與日常生活常識相違背的事情,因此特別荒謬、荒唐、滑稽、可笑。按照「常理」(或「常識」),人怎麼會把腐爛的芒果煮成湯,歡天喜地地分而食之呢?又為什麼會因此覺得無比幸福、快樂,無上榮光呢?人類對腐爛的食物有自然排斥的本能,在生理上有自然感覺到的「噁心」,這是常理,也是常識。但是,語言可以改變人的常理和常識。喝芒果湯是領受「毛主席的恩情」,誰要是不喝,誰就是「反對」毛主席,這樣的語言改變了「爛芒果湯不能喝」的常理。

一個人喝爛芒果煮成的湯,陶醉在幸福之中,他並沒有完全失去原有的常理意識(他並不會因此去喝其他爛水果的湯),而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接受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對常理的扭曲(自願不自願是另外一個問題),而這種接受則是在語言的影響和作用下發生的。

語言甚至還造就了一種代替原先常理的「新常理」,例如,毛主席理應受到人們的無限崇拜。他偉大、英明,一舉一動都具有神聖的意義,對他的崇拜,形式越極端,越匪夷所思,就越能顯示出「忠心」。我在農村插隊時,村子裡有一位婦人脫光了上衣,把領袖像章別在胸前的皮肉上表示忠心,一面還見人就問,你敢不敢。她所誇耀的「忠」便是改變常理(像章不能別在人的皮肉上)的語言。

早在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就已指出,人的常理與日常語言是聯繫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他認為,人對外部世界的知覺是獲得關於生活世界的直接知識來源,一般人的日常想法都是以這種知識為依據的,而他們所使用的日常語言(稱為「普通語言」,ordinary language)則是他們日常想法的反映。

里德關於日常語言與常理、常識有所聯繫的觀點也影響了後來的語言哲學家(如George E. Moore和John L. Austin)。里德討論的是一種「感覺」(senses)不經中介解釋而與「平常語言」(ordinary language)發生的聯繫,他有時也稱之為「粗鄙之人的真實想法」。

里德無法預料到的是,形成日常語言與常識的這種關係並不一定需要經由長時間的自然過程,而是可以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由極權統治通過宣傳的人為機制來有效而成功地完成。

我們平時所說的「常識」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指人類與生俱來、無須特別學習而得的思維能力、判斷力,或是眾人接受、無須解釋或論證的意見觀念,即「尋常見識」。

里德所說的便是這樣一種常識,它是由人的經驗感覺而來的知識,不需要經過什麼解釋,任何一個粗鄙之人都能對真實有所知覺,卑之無甚高論,多為這種常識而已。例如,一個事物不可能同時是這樣又不是這樣;整體的某一個部分不可能大於這個整體;是風調雨順就不是天災,在風調雨順年頭挨餓,原因不是自然災害。

常識的另一個意思是指普通社會中,一個智力正常的人所應有的知識,即「普通知識」,這種知識不是直接從經驗感知而來的,而是已經經過某種「解釋」,如生活小常識、健康常識、職場法則、育兒常識、兩性知識、法律常識,當然還有公民常識、政治常識、處世之道的常識等等。

在極端境況下,日常語言的改變可以改變的往往是這種「普通知識」意義上的常識。例如,「大躍進」、「放衛星」一旦成為日常語言,畝產萬斤也就成了新的「常識」。政治正確的「日常語言」不斷在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普通知識代替傳統的常識,以此不知不覺地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

阿倫特在《理解與政治》一文中指出,常識是一種人用以進行判斷的依據,當人不能將判斷的依據「誠實地運用於核心政治問題」時,一般的常識判斷也會失效,這是因為,「人們生活在一個顛倒了的世界裡,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我們不能像以前那樣,靠著遵循那些曾經是常識的規則來辨明方向」。

常識不只是一個人獨自通過感官經驗獲得的直接知識,而且是與他人的一種聯繫形式。

常識的拉丁語是sensus communis,也就是共識或群體的想法。人沒有常識,就不能與他人作出相同的判斷,就會有古怪的想法。在常識失效之前,誰主張「畝產萬斤」,一定會被人看成是沒有常識,頭腦出了問題。相反,一旦人人主張畝產萬斤,畝產萬斤就成了「常識」,與之不同的想法便成為異類,不是「古怪」,而是「落後」。像「落後」這樣的說法便是影響和改變人們思維方式和常識判斷的新語言。

克萊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所討論的「學生的品德評語」就是阿倫特所說的「常識失效」的一個例子。德國人很注重個人的「品性」,從道德常識來說,一個人不說謊、不出賣朋友、不殘害或殺害別人,就是品性好。但是,從納粹德國的普通知識來說,可以允許為納粹事業而干出這樣的事情,不但允許,還要表彰。這樣的思維方式主導著老師為學生所寫的「品德評語」,這時候,他們以前的道德常識便失效了,而這種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克萊普勒寫道,「就在(一個老師)用『品性上』這個他最喜歡的詞的時候,他幫助了納粹的一個新詞義繼續傳播(跟現在新時代的追隨者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一樣)。

對於納粹教育學來說,一切都完全取決于思想,取決於他們的學生擁有未經歪曲的納粹主義。所以,思想在所有的、每一個方面都放在決定性的第一位,比任何一種能力培養和實際運用能力、所有的知識都更受重視。

從學校的語言里,從考評證書和畢業證書的要求里,我為自己找到了這個新形容詞流行的原因;評語『品性上良好』,這就意味著:無可指摘的納粹思想。」

美國語言學家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二十世紀初就曾提出,語言形態制約人的思維的形式,他說,「每個語言的背景體系(即語法)不僅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實,它本身的形態就規範了概念的形成」,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在頭腦中形成的關於客觀世界的圖像是各異的」。

深受這一觀點影響的美國政論家、經濟學家、語言學普通語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Stuart Chase)在《語言如何塑造我們的思想與現實》一文中指出,語言有三種功能:第一、與他人交流;第二、與自己交流,也就是思考;第三、形成一個人的整體生活觀。後面兩種功能特別體現了語言對人的思想和現實觀念的塑造作用。

克萊普勒讓我們看到的是,納粹統治曾經如何在語言的三種功能上災難性地改變了無數德國人的思想方式和現實意識。

轉自:《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3月30日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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