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無論是川普的「貿易戰」，還是習近平的「細菌戰」，或者兩者兼顧，將中國逼回閉關鎖國，漂亮的說法叫「內循環」，按老話兒說，那叫「洋務運動」閉幕了，回首三十年師夷，鄧小平不過學了一回李鴻章而已，沒什麼「總設計」可言，然而的確令人感慨：中國起飛，黃金萬兩，貧富崩裂，山河破碎。如今鳴鑼收鼓，縮回去「循環」霧霾和污水嗎？】
一九八八年，秋高氣爽的北京，我和錢鋼蹬著自行車，奔馳在二環道上，快到前門了。這位軍旅報導文學作家，寫過《海葬》、追溯北洋水師覆沒大悲劇，正氣喘吁吁的告訴我，他去煤渣胡同尋訪李鴻章的總理海軍軍務衙門，渺無蹤影，卻意外發現李鴻章故居賢良寺，寺旁正在興建「王府飯店」，那地皮恰是當年海軍衙門舊址，有一架巨型吊車高聳，上書日文「熊谷組」三個字。錢鋼說：「太諷刺了！」
幾年後，我在海外又讀到唐德剛教授那部膾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將「北洋水師傳奇」娓娓道來，寫得聲情並茂，並對照當今，來了一句點睛：「一百四十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洋務」始於林則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只限科學技術，即堅船利炮。唐德剛界定「鄧改革」，不過是一次「洋務重演」，指的正是共產黨也只學西方「先進技術」而不動「制度」，「六四」後又開門狂飲外資。
1895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向伊藤博文簽下《馬關條約》，賠款白銀兩億六千萬兩、割讓台灣，直隸布政使陳寶箴見光緒「泣曰：『殆不國矣！』」其子陳三立自武昌致電張之洞：「請奏誅合肥以謝天下」，雖然他們父子的問罪，不是責李「議和」，而是責他不肯力爭避戰，將國家「戲付一擲」。晚清自林則徐禁菸以來，與列強輕啟戰事而招禍，至甲午重創，始覺亡國滅種，遂成近代激變起點，一發不可收拾。
唐德剛稱李鴻章是「四化」祖師爺（辦夷務），以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銀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軍」，但因為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改制）而功敗垂成；梁啓超又說他是「以一人而敵一國」——合肥的克星，就是那個挪用海軍經費造頤和園（至少一千萬兩）、也絕對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鐵血宰相俾斯麥曾揶揄李鴻章只會打內戰，中堂嘆道：「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終，他還得背「喪權辱國」的黑鍋。
不過唐德剛說，「同治中興」這幫科甲正統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實說，後來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黨之內的高幹黨官，有幾個能和這大群翰林進士之中的『文』字輩人物相比。」然而，難望祖師爺李鴻章之項背的鄧小平，因六四而發狠話「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還沒造出航空母艦來。
中共的「洋務運動」震驚西方，2005年美國兩大通俗新聞周刊先後以封面故事和系列報導推崇之，顯示他們接受了這個施行屠殺的獨裁專制，因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激活了冷戰後萎靡不舉的西方經濟。另一層意義就是，這次「新洋務」成功了——李鴻章的那一次，只引進器物而不觸動大清政體，因北洋水師覆亡而被歷史否定，導致的一個思想史結論是：一個制度只做經濟層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層面的變革，註定失敗。今天中國的「第二次洋務」，難道要修改這個思想史結論了？
唐德剛歷數清廷腐敗，從滿洲八旗「鐵桿莊稼」、賣官鬻爵，直說到「四萬兩銀子一天的宮廷生活」，他的結論也是：「我們甲午戰敗（1895年），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不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原來沒有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
唐教授辭世前，應該是看到了中國「崛起」的，可惜我們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來，中共甚至就是靠「腐敗」而「起飛」的，拿「同治中興」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潔的了，不要說「同治名臣」，不可與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師們同日而語，連西太后都難望江胡「盛世」之項背也。
他們創造了一個「中國模式」，令古今中外統統「跌破眼鏡」：這個「奇蹟」的發生，既不是經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資本主義，而是靠血腥的集權維穩；支撐這個模式的內在邏輯，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理論，而是「亡國滅種」的民族恥辱和恐懼。由此觀之，甲午國恥在一百多年前，就為中共儲備了「崛起」的意識形態能源。這一百多年，中華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