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陳伯達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毛澤東、林彪在旁。
「牛鬼蛇神」陳伯達
五十年前，每提文革，總加前綴「史無前例」，五十年後追憶，文革還「史無後例」。轟轟烈烈的文革，以疾風暴雨峻厲豪放的正劇開場，最後演成無所不包的雜劇：有癲狂迷亂恣意妄行的鬧劇；有反諷荒誕滑稽突兀的諧劇；有格殺互害不知所為的悲劇。
陳伯達就是其中一個蹩腳「演員」。
一九六六年，陳伯達被毛「莫名其妙」地拉上台當「主角」，一九七〇年又被毛拿出來「祭旗」，被毫不留情一腳踢下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陳伯達剛帶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就發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鼓譟起文革高潮，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叛徒、特務、走資派及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等臭老九先後被網進牛鬼蛇神隊伍，被「打得落花流水」。
現世現報，一九七一年，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報刊上給陳伯達扣上無數帽子：「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軍事俱樂部成員、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頭面人物、尊孔派、大儒、野心家、偽君子、反共老手、政治騙子、黑秀才……」，牛鬼蛇神的各種名號聚集他一身。
「十惡不赦」的陳伯達為此遭囹圄之災，當他被押進秦城監獄，面對牢門時禁不住大叫：「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我救過毛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的一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陳伯達去叫毛離開屋子，毛逃過一劫……他臨危邀功，卻軟化不了殘暴主子手上的屠刀。
幾十年前，當陳伯達走近毛時，絕沒料到會有這樣的下場。
延安演講是人生轉捩點
陳伯達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最初，他在陝北公學等處任教，並未受重用。一次，他在座談會上談孫中山思想的兩個兩重性見解，在座的毛髮現了他的才學，調他任軍委主席「毛澤東辦公室」副秘書長。延安整風時，他寫文章宣揚毛是中共唯一正確的最高領袖，隨後在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一九四三年抗日時期，陳伯達在毛指導下撰寫《評『中國之命運』》；在國共內戰時期寫《蔣宋孔陳——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等小冊子，大肆進行反蔣反國民黨政府宣傳，以此博得中共首席理論家稱號。
中共建政後，陳伯達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參與起草許多重要文獻：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綱領》（即臨時憲法）；一九五三年的《憲法草案》；一九五八年的八大《政治報告》；一九六一年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一九五六年中共創辦理論刊物《紅旗》，他任總編輯。同年，他當上了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文革中被推到權力頂層
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誅殺一批有異心的建國功臣」，其手段就是重用文痞刀筆吏輿論先行。陳伯達「得風氣之先」，他在四清運動期間起草《二十三條》中就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次年，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兩個文革綱領性文件中再三強調這個論點。在工作組問題上，他與劉、鄧意見相左主張撤銷，站在了毛的「正確路線」一邊。
論功行賞，毛點將陳伯達當文革小組長，並讓他在中央全會上躍升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八月十八日，毛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其貌不揚的小個子陳伯達緊隨毛、林、周，在登上天安門城樓亮相的同時，也登上了人生的峰巔，一夜間名揚全國。
陳伯達從此進入他受審時自認的「發瘋的時刻」，製造或參與了不少大案。他在揪鬥劉少奇的報告上添加鄧（小平）陶（鑄）夫婦的名字；他和謝富治一起清查「中國（馬列）共產黨」案，懷疑朱德、陳毅等一批元帥、副總理等人組黨搞政變；他在迫害陸定一的材料上批示「給陸定一戴上手銬、降低生活標準、交紅衛兵審判」；他參與整肅的「冀東黨大冤案」最為慘烈，受株連者八萬多人，其中近三千人被迫害致死，七百多人致殘。
「我是小小老百姓」
然而，陳伯達畢竟有傳統文人的一面，在喪失理智的狂亂中不時顯露一點殘存的仁義。
文革初期盛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陳伯達認為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血統論，隨即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在抄家批鬥肆虐時，他指示北京市委發出「不許私設公堂、拘留所」等內容的布告。
陳伯達的尷尬在於，他擔著文革組長盛名，但文革小組的事都由副組長江青說了算，他常因持異見而受江青和康生訓斥，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也不把他放在眼裡。上海發生安亭事件，工人造反隊阻斷鐵路交通，他指示「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工人應回廠搞好生產」。張春橋卻說「革命也是大道理」。武鬥白熱化時，他主張收繳群眾組織的武器，江青卻提倡「文攻武衛」。他在文革中常把「我是小小老百姓」掛在嘴上，從他在文革小組的處境可知，這句口頭禪既是自謙也不無自嘲意味。
糊裡糊塗遭滅頂之災
受江青集團奚諷冷落的陳伯達，只好去林彪集團取暖。九大召開時，他為林彪起草政治報告，提出中心工作應該從搞運動轉向抓經濟建設。張春橋和姚文元起草的另一份報告的中心思想是「繼續革命」。他批張、姚的報告是「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反駁他的報告是「唯生產力論」。最後毛採用張、姚的報告，他感到遭毛遺棄，大哭了一場。
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附和林彪的意見，贊成設國家主席，還高調宣講天才論。他天真地認為，稱頌毛是天才以對抗張春橋總不會錯，詎料毛拿他當靶子敲打林彪，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把他罵得一錢不值：「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我們「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毛一字千鈞地宣告了他的末日。
百無一用是書生
陳伯達本是性格懦弱的「老夫子」「書呆子」（江青罵他的話），被奸佞梟雄毛召到手下為官，惜乎，他學得了毛的野心和權欲，卻始終搞不懂毛的權術，他投機取巧左右逢源，卻動輒得咎弄巧成拙。他贊同彭德懷上書，又轉頭痛斥彭有「反骨」；他幫劉少奇修改《修養》，文革後又批《修養》「反動」；最後，他因為林彪的天才論做註解而成為替罪羊。
陳伯達在受審時自責：「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但他至死認識不到悲劇的根源，晚年還重申「永遠感念毛主席」，他這個「學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憐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殺頭還堅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產黨這部絞肉機碾成齏粉還甘為零件的順服工具。
夫復何言？
《動向》2016年6月號
